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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姚松炎、伍美琴 三無大廈爆疫 政府 03 年沙士後無汲取教訓

2021/2/2 — 17:01

2003 年沙士一疫在港造成 299 人死亡,當中 42 名死者為九龍灣淘大花園居民。世界衛生組織於疫後發表調查報告,確認淘大花園 E 座的大爆發,與喉管有關。淘大花園有大部分單位,都更換了喉管,包括加設合規格的 U 型渠。

十多年後今日,疫情重臨香港,淘大當年喉管感染的問題,在全港各區重現。在油尖旺等「三無」(無業主立案法團、無任何形式的居民組織,及無聘用物業管理公司)大廈林立的市區舊區,疫情更是特別嚴重。即使政府封區強檢,但呼吸系統專科醫生梁子超曾警告,喉管問題一日未解決,三無大廈的居民,仍有再受感染的危機。

本身為測量師的前立會議員,現於奧克蘭大學任教的姚松炎,以及中大地理與資源管理學系教授伍美琴接受《立場》訪問,同樣指出政府並沒有好好汲取沙士的教訓,加強對非法改動大廈喉管及對不適切居住環境的規管,白白浪費了沙士後改善居住環境的大好機會,對此政府「責無旁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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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松炎提到,雖然公營房屋及私樓雖亦會出現煙囪效應等情況令病毒擴散,但三無大廈的數個特點,如租值回報及欠缺管理,令到劏房較普遍,人口更密集,加上喉管接駁混亂及通風較差,都是更易成為病毒傳播媒介的因素。

要解決「三無」大廈的保養問題,姚認為政府應改變過去被動的態度,更積極協助有心維修但苦無支援的業主。在長遠城市規劃方面,伍美琴提出政府應全面檢視長遠的規劃政策,重新規劃及釋放新界棕地,將就業職位布置於市區以外,並要檢視建築物條例,確保更合理的住屋環境,「讓人住得更有尊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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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士證可經渠管傳播   淘大七成換喉

因疫症封鎖大廈的場景,早已發生在 2003 年的淘大花園 E 座。當年 3 月底,染上沙士的淘大居民一天內由 7 人增至 85 人,當局隨後封鎖 E 座,並將居民送往隔離營。最終整個淘大花園有 321 人感染沙士, 42 人不治。

世衛其後展開調查,確認 E 座的大爆發,由多個環境因素構成,其中一個原因為不少排污喉管有破損或曾被改動,欠缺了用作阻隔氣味及昆蟲的 U 型渠(或稱U型聚水器),或沒有定期保持 U 型渠的水封令其乾涸,故當居民使用抽氣扇時,就會將病毒抽進屋內,亦在天井形成煙囪效應。

事隔近 18 年,淘大花園業委會透露,除了當年疫情最嚴重的 E 座已全數喉管,淘大花園其他座數,有約七成單位更換了合符規格的 U 形聚水器。

在今天另一場疫症下,通過渠管令病毒擴散的情況,分別在綠楊新邨、東發大廈、麗港城、麗晶花園、金威廣場、峰華邨、石蔭邨、彩雲邨、葵盛西邨、富亨邨及長青邨等,甚至在舊區三無大廈,屢次出現。

沙士後政府沒積極跟進喉管違建問題

姚松炎及伍美琴,都不約而同在訪問中,提及其實在沙士疫情後,當局未有認真跟進來自學術界的意見,加強對違法改動喉管及不適宜居所的規管,令另一場疫症出現時,欠缺維修保養的樓宇繼續成為傳播病毒媒介。

「當年我們(大學學者)分別就樓宇設計及樓宇保養問題,向政府提交報告作建議。即使當時沒有還未有劏房這名詞,已知悉樓宇設計及喉管僭建失修的問題,在高密度多層大廈容易爆發疫情,但好言相勸都無人理。」姚松炎慨嘆。

翻查資料,當年如工程師學會及測量師學會等專業團體,都有向政府提出建議,如採用雙管設計,包括將一般污水渠及廢水渠分開、由註冊工人進行喉管工程、及強制檢查非公用喉管等,但政府置若罔聞,種種建議都沒有實行。

他續指,造成近 300 人死亡的沙士疫情,是本港建築史上「唯一一次大災難後,竟然沒有重大的政策或法例上的修訂。」

「浪費了一次改善(城市居住環境)的機會,好可惜不能從沙士的經驗汲取教訓。」他說

自沙士後,本港樓價就一直上升,連帶劏房亦不斷增加,問題無處理,更變本加厲。

伍美琴指出,沙士後政府雖然曾針對全港大廈的喉管進行巡查,「但好明顯做得唔好。」除此之外,就一直未有重視違規改動污水喉管問題,亦沒有對劏房進行適當規管,政府對問題「責無旁貸」。

「住屋權亦是人權,你容許市民居住於此等質素的地方,現時更構成了公共衛生問題,問題更嚴重了。」她說。

油尖旺「三無」大廈全港第二多

近期油尖旺、深水埗及九龍城等市區區域,成為第四波疫情下的「重災區」。《立場》統計由去年 11 月 1 日至今年 2 月 1 日期間的 6217 宗確診個案,油尖旺區已佔去近 16.8 %,或 1047 宗。個案第二多的觀塘區,則有 616 宗,而同有劃出檢測區域,排第三、四位的深水埗及九龍城區則有 496 宗及 480 宗。

而根據 2019 年政府的數據,油尖旺區內有 725 座「三無」大廈,即欠缺業主立案法團、沒有任何居民組織、以及沒有物業管理服務的樓宇,僅次於中西區的 821 座。無獨有偶, 2016 年的人口普查,亦顯示油尖旺區為本港最多劏房單位的區域。

人口密集、通風差、喉管改動及煙囪效應 四因素助長病毒擴散

「其實疫情亦不只在『三無』大廈或劏房爆發,歐美國家都同樣嚴重,香港整體上算是輕微。」

身在新西蘭的姚松炎表示,整體而言,本港的疫情亦有在公營房屋及私人屋苑發生,不過,他提出「三無」大廈的確會較容易出現劏房,而且他分析各地的疫情後,指出在 4 個因樓宇建築而加劇傳播病毒的情況中,有 3 個都與劏房有關。

「首先是人口密度,以新加坡為例,他們在首波疫情發生時,因外勞宿舍人口密集,結果造成大規模爆發,」

他解釋在香港的情況下,如本來設計上容納四人的單位,被劏成4個劏房,結果居民人數就增加了 4 倍。

人口密集之外,姚松炎指,另一令病毒更易擴散的原因,是不少劏房單位都曾改動間隔,「通風和空氣流動不理想,早已被研究證實居民較易出現哮喘、濕疹或皮膚病,故在密封而人口稠密的環境,一旦有病毒傳播會更為嚴重。」

此外,劏房亦涉及增加大量的喉管,以設各劏房內的廚廁。

他指,在沙士後急劇增加的劏房,同樣出現非法改動喉管的情況,造成滲漏。不過,即使政府及市建局通過強制驗樓計劃或提供津貼,他指出大廈的喉管仍是較常被忽略的部份。

最後,他提及大家都較熟悉,由大廈天井產生的煙囪效應,「不少唐樓,以至私樓以至公屋都有稱為內角(re-entrant,天井的正式名稱)或光井的位置,布滿喉管。如遇上剛才提到渠管滲漏的情況,萬一大廈有人確診,就會有機會通過此方式傳播病毒。」

姚松炎指,如在舊區劏房集中的地方, 四個條件都存在,就會有較大機會助長病毒急劇擴散。

「三無」大廈劏房租值達市值 2.5 倍

相比有管理公司私人屋苑,「三無」大廈更易出現劏房,「因為如美孚新村等大型屋苑,雖然已有幾十年樓齡,但它們有較好的管理及維修,整個單位出租已可收取吸引的租金回報吸引,令業主沒有經濟誘因去分拆劏房。」

相反,因唐樓維修費用高,整個單位出租並不吸引,「有研究發現,只要將單位劏細,合共收取的租金可達到本來租值的 2.5 倍,令業主有出租劏房的動機。」姚說。

姚亦補充,除了唐樓單位樓價較低而較易入市,加上三無大廈沒有物業管理人員監管,不同於私人屋宇,會有物管公司制止非法改動間隔或喉管,故此業主在「三無」劏細單位的風險會較低。

就業機會集中市區 吸引市民住劏房減交通時間

伍美琴指出,本港就業機會集中於市區,但不少居民居於遠離市區的新市鎮,因此有人會選擇居於市區劏房,而不用長途跋涉去花時間在交通上。「咁多人要住係市區這些環境之中,產生公共衛生問題,實在很不理想。」

「當然亦有正在等待上樓的市民,」她補充,「另外就是一些少數族裔居民,因方便互相照顧或宗教原因,而聚居在一起。」

她亦指出舊樓不一定有問題,但由於不少業主租出劏房只為唯利是圖,當政府欠缺監管,就令惡劣居住環境的問題持續。

姚:政府應更主動協助「三無」苦主

市區重建局 2017 年展開油旺地區規劃研究,或會提出新的重建策略,會否是解決「三無」大廈的出路?

姚松炎認為,等待重建是「遠水不能救近火」,如要協助「三無」大廈,政府改變其被動的心態,或會更有幫助。「以往政府會認為自己只負責執法,進行巡查及發出命令等,維修大廈是你們業主的責任。」

「但通過此種方式規管做法已實行多年,效果不彰。」

他指出「三無」大廈維修的困難之處,是要有業主能遊說,以及集合整座大廈的業主同意進行維修,「他要逐門逐戶叩門,十分困難。而且其他業主亦不一定肯一起維修,其實都好悲情。」

姚指如唐樓業主之間有分歧而未能開展工程,「大家都係咁高咁大」,過去或只能交由土地審裁處處理。

「政府可否作為一個較高權力,較有統籌力的機構去協助,如先為樓宇進行工程,之後再收回業主費用呢?」

另外,他亦認為可以提供更多技術支援及經濟誘因,如通過市建局提供免費顧問服務,或對已完成維修工程的大廈發出證書,從而令租金升值,效果或會較懲罰好。

伍:檢視長遠城市規劃策略

而在長遠的城市規劃策略角度,伍美琴希望政府可嚴肅審視現已被破壞,生態價值較低的棕地,在做好規劃基建及公共交通等基建建設後發展住屋,並在新發展區提供足夠就業機會,令居民不用再長途往來市區。

同時她認為大家亦要思考,如何增加社區韌性,建立互信,特別是在較欠缺資源的基層社區。

「長遠亦要考慮如何為市民提供有尊嚴的居所,例如就算是新樓,亦是否可以採納一些通風或建築標準,杜絕納米樓等等?」伍美琴問。

此外,伍美琴亦提及世衛曾發表報告,指良好的社區網絡,有助抵抗疫症。

「因為通過這些社區網絡,市民可以互助,確認不同的消息。而一旦政府有政策要推出,亦會有對口單位較易處理。」但她認為,本港在社區網絡方面仍有改進的空間。

「社區網絡有幾個層面,如華人與少數族裔之間的溝通,又或市民與官員之間的溝通,是否有傾有講,但香港在此方面最弱。」她說。

撰文 / 採訪:F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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