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料圖片,來源:Rovin Ferrer @ Unsplash

《不一樣的中國史》後記(之八)

從更大的範圍看,「同心圓」史觀也就是高度自我中心的認知角度,將自己擺放在歷史的中心點上,用這種方式教與學台灣史,或許有助於產生強烈的認同感,創造出了下一代的「天然獨」現象,然而令人不得不憂心的是:這種自滿自信,豈不是從坐井觀天的態度中生長出來的嗎?

我們可以不需要一直沉浸在對於台灣的「悲情」哀怨中,然而卻不應該失去了對於現實的戒慎觀照。

用什麼方式學習、吸收歷史,就會創造出對於現實什麼樣的態度。過去的「悲情」,源自於台灣永遠在歷史敘述的邊緣,從中國地理與歷史的邊陲到日本殖民統治中的歧視待遇,再到「反攻復國」政治意識形態下被視為暫居之地。現在的自滿自信,源自於從一開始就將台灣擺在中心,好像一切最重要的事都發生在台灣,由台灣人、台灣社會主導發生,外在的環境、廣大的世界只是可以晚一點再說的背景。由彼到此,實在是太大太劇烈的逆轉變化。

拒絕繼續將台灣史放在中國史的架構中來看待,這沒問題,卻並不表示台灣史因而就可以獨立出來做為中心,都不需要考慮其他更大尺度的框架。相反地,如果真的要擺脫從前的中國框架偏見,應該要組構更完整、更細密的框架,將台灣歷史安穩牢牢地放進去,才能得到確切的認識。

最外面最大的框架,是人類怎麼來的。台灣流行的「同心圓」史觀,明顯地和世界性的潮流逆向而行。二十一世紀以來,尤其是最近十年,歷史敘述上最有突破、最受矚目的,是「大歷史」,盡量放大時間尺度,讓人們可以有效掌握幾萬年、幾十萬年歷史變化的敘述解說。

其中一本代表書籍,是哈拉瑞的《人類大歷史》,在四五百頁的篇幅中講完了我們這個人種(Homo Sapiens)從東非出現,一直到現在的歷史。這種歷史的重點在於幫助讀者明瞭人和其他物種之間的根本差異,以及人與人之間會出現文明差異與強弱消長變化的原因。

書中特別對於七萬年前出現的「認知革命」再三致意,說明人類擁有其他生物都沒有的特殊能力 — 想像並談論非現實的、虛構的事物,如此而使得人能創造出神與神話與宗教,藉由各種信仰組合出更大的團體。還有人類的社會組織不是依靠本能形成的,螞蟻、蜜蜂也有大群體,但牠們依照本能只能組成同樣的群體,人類卻從想像而實現,在歷史中出現了近乎無窮多的社會形式。

而我們的現代社會,只是其中的一個選項;台灣社會當然又只是現代社會中的一個選項。從這種人類大架構看過去,我們會覺得自己相對渺小,會覺得需要對於充滿多樣性的人類經驗多所探索、學習。

接著還要有一個關於東亞文化歷史的大框架,重點在於對照這個區域所產生的文明型態,明顯地與近東或歐洲很不一樣之處。台灣的歷史受到這種文明變化發展高度制約,在南島文化與大陸文化的交界衝擊中才產生的。

然後下一個框架才是中國歷史與中國文化;再下一個框架是從十六世紀所形成的全球海洋貿易史,尤其是海洋貿易給大陸地區帶來的激烈衝擊。

將這些框架簡單介紹、備置好了,再將台灣史擺放進去,那麼感受到的就不會是自滿自信,而是一種更符合台灣現實地位的理解 — 台灣的過去與現在與未來,都受到重重限制與威脅,台灣歷史相當程度上是由外在眾多力量所塑造、決定的,而我們當下持續努力的,是盡量擺脫約束多爭取一些自主性,而不應該將「自主性」、「主體性」視為是台灣天生具備的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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