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南安平古堡的鄭成功像(資料圖片,來源:王崎 @ Wikimedia Commons)

《不一樣的中國史》後記(之六)

抬高「南明」重要性的另一種說法是:鄭成功來台趕走荷蘭人就是「南明」歷史中的一部份,所以連繫到對於台灣歷史的理解,非重視「南明」不可。

我向來反對將一六六一年鄭成功進攻熱蘭遮城當作台灣史的開端,這是不折不扣以中國歷史本位立場出發產生的偏見、誤解。鄭成功來台灣之前,台灣已經在熱鬧的東亞海域貿易競爭場域中受到多方勢力的重視,也正因此所以才會有荷蘭人興建熱蘭遮城,才會有鄭成功選擇台灣為其從大陸沿海撤退基地的歷史事實。還有,「南明」的歷史角度無法讓我們真正弄清楚鄭成功的來歷,尤其是從李旦、鄭芝龍以來,和日本、澳門、葡萄牙、荷蘭各方勢力之間的複雜關係。

卜正民(Timothy Brooks)在《賽爾登先生的中國地圖》(聯經)書中藉由對於十七世紀地圖的比對,運用英國、荷蘭等地史料,非常明確地指出這段關鍵的半世紀時間:一六0九年時,對於航行於東亞的水手、貿易商、野心家來說,台灣還不是一個重要的地方,因而那張關鍵的「賽爾登先生的中國地圖」裡,往各個不同方向的航線都沒有靠近、指向台灣,台灣只是海圖上聊備一格的存在。然而到了一六六一年,荷蘭人已經在台灣南部建立了基地,重新調整原本以巴達維亞城為中心的貿易航行運作,繼承父親鄭芝龍龐大海上船隊的鄭成功也看中了先是澎湖,再來是台灣在這個區域的關鍵地位。

所以應該要追究清楚的,是到底從一六0九年到一六六一年間,在這塊海域上發生了什麼事,哪些因素造成了台灣地位的快速上升?想知道嗎?那可以參考鄭維中的研究著作《海上傭兵》(衛城),這本書的副標題是「十七世紀東亞海域的戰爭、貿易與海上劫掠」。

這本書一直到第十二章,將近四百頁之處,才講到鄭成功攻台的戰役,而且就是將這場戰役放在十七世紀更多更複雜的「戰爭、貿易與海上劫掠」事件中來敘述、說明的。而書名的《海上傭兵》明確指的就是由李旦開創,鄭芝龍繼承並擴大的海上船隊。「他們活躍在跨國的空間之中,能使用多種語言,遠比明帝國的官員擁有更多對外經驗。他們曾先後是東印度公司與明帝國的傭兵,也曾扮演荷蘭人與中國生意的中介,與荷蘭東印度公司的關係有時合作,有時競爭。他們的商業路線曾經遠達菲律賓、暹羅、日本,使得福建安海一度成為東亞貿易的重要節點。他們的思維超越帝國官員與文人的眼界,更非反清復明、忠君愛國等標籤所能說明。」

鄭芝龍最早就是以通譯的身分在歷史舞台上出現的,他娶了平戶的日本人為妻,他經常率領自己的蓬船跟隨荷蘭人的船隻航行,提供護衛。忽略了這樣的史實要如何訴說鄭成功的故事?這裡沒有提到「南明」,事實上明白排除了從「南明」的角度理解這段歷史的可能性。

因為:「這個海上集團的興起與消失,不屬於任何一國的歷史,必須從世界史的角度理解。」從「南明」去講鄭成功與台灣史,非但無助於我們準確掌握那個時代發生了什麼事,反而是增添了層層誤解,看不到當時海上的複雜交錯現象,以及參與「戰爭、貿易與海上劫掠」的人,他們是如何看待台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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