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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大社創平台背後推手 何居理樂做「學人搞社創」擺渡人

2020/1/12 — 10:19

中大研究及知識轉移服務處(ORKTS)的創業及社會創新總監何居理(圖:ORKTS)

中大研究及知識轉移服務處(ORKTS)的創業及社會創新總監何居理(圖:ORKTS)

「中大其實有好多好東西,尤其在促進社會創新方面,不同的部門做了許多工作,但外界甚少知道。」何居理(Perkins)憶起 2018 年提出創建「SoCUBE 中大社創」平台,一心想藉着平台,將中大師生多年來累績的社創「Know-how」,進一步散落至社區,望啟發更多人投入「商善」行列。

早在「社企」概念在香港盛行之前,中大創業研究中心自 2007 年已率先舉辦首個跨院校的「香港社企挑戰賽」(HKSEC)。這個比賽稱得上是本地社創人才的「搖籃」,現時多間有名的社企,包括「WEDO GLOBAL 愛同行」、「街坊帶路」、「長屋設計」和「lensational」等,都是經過這個比賽的洗禮。

HKSEC 培育出許多社創家;中大的博群全人發展中心及旗下的尤努斯社會事業中心等每年都花盡心思,策劃許多社創及社會服務的培訓活動給學生,將社創這個「圈」不斷擴大。不光是學生,習慣埋首做研究的教授亦「出山」搞社創。推出已經 10 年的知識轉移項目基金(KPF),每年撥出數百萬資助給教授,讓他們將最新研究帶到社區試行,項目已經累積數以百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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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KSEC 今年踏入第 13 年,孕育了超過 1,300 份社企計劃,近 7,700 人參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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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大社創氛圍強 有麝自然香?

「既然這方面的工作這麼強,為甚麼外面的人不知道?」美國回流的 IT 人、曾兩度創業、現任中大研究及知識轉移服務處(ORKTS)的創業及社會創新總監 Perkins 坦言,大學不太重視對外推廣。他希望藉着 10 月正式面世的 SoCUBE,讓公眾認識中大「咁正」的東西,同時希望加強跟業界的溝通及互動,將位處山頭的中大拉近大眾。

平台其中一個最大任務,就是將教授的「正嘢」以容易明白的語言說出來。學者透過 KPF 和 S-KPF 基金,推行的應用研究或社創項目已經有二百多項,但這些案例未有好好記錄,資訊不完整,其他人想參考甚有難度。

將教授的「社創作品」有條理展示,是 SoCUBE 的第一步。平台新設「自家製」刊物 Cubic Zine,正是希望透過學人專訪、全球社創案例分享、業界最新消息等相關內容,穩定對外發布,從而為學界及公眾帶來啟發,繼而激發行動。誠如副校長張妙清教授所言,「有意識才有行動。」

中大過去 10 年鼓勵「學人搞社創」的成果,展現在新創 SoCUBE 平台。

為學者落區「引路」

除了提供故事和資訊,平台還有什麼元素?「我們還會提供 mentorship,主動接觸教授,了解他們想做的應用項目。成功申請我們的基金之後,我們的 account managers 會跟教授團隊保持接觸,為他們物色合作夥伴;協助他們宣傳,甚至給予 impact assessment,以助他們尋找其他資金。」

雖然 SoCUBE 的對象以學者為主,Perkins 希望有學生可以承傳老師的社創項目。「今年我們在另一個場合認識一隊學生,知道他們想做的事情,跟心理系何欣儀教授所做的不謀而合,於是介紹他們相識。他們已經合作了半年。」這是他最樂見的畫面。

作為「Tech 底」人,社創對於 Perkins 而言是新鮮課題,在這個圈子浸了三年多,有甚麼體會?「以前少接觸人文社科,會有好多質疑,但當接觸多了,見到教授所做的事情真是幫到人,會開始多了欣賞。一些看似簡單的事,原來真是有用。」

何居理(中)帶領創業及社會創新團隊,除了倡導教授們做社創,也助師生團隊成立科技初創公司。(圖:ORKTS)

跨學科合作 倡科技創善

熟悉初創世界的他現在更加力倡「Tech for good」,「好多時人們會將 tech 跟 social good 分開,其實兩者絕對值得結合。」他鼓勵跨學科的學者,能夠透過 SoCUBE 平台加強合作,將最新研發技術,重點針對社會需要,落實應用。

他特別提到教育心理學系副教授蘇詠芝(Catherine),形容「睇住她的項目大」。Catherine 利用機械人,協助自閉症兒童改善社交。「見證她項目的演變,初初是機械人與病童對話,之後是做話劇,最新是透過做推拿改善病徵。」

大學教授一般專注做研究,寫論文,以爭取研究資金和穩定教職。「她(Catherine)(2018)年頭才拿到 tenure(終身教席),但她之前也願意付出那麼多時間做這些事,好有心。」Perkins 透露,正協助 Catherine 開設社企,以讓更多自閉症兒童受惠。

Outcome 比 output 重要

事實上,很多老師都是經常往山下跑的「有心人」,希望將一己知識「轉移」到社區,但有時難免會觸礁。「好多教授真心想幫社區,但終極目標不清晰,忽視 outcome。」他建議,有意申請 KPF 或 S-KPF 基金的教授,必須在項目目標及後續能力方面多思考。

「搞」社創除了要具備社會意識,生意頭腦亦同樣重要,後者是不少學者的弱項,因此不是人人都好像 Catherine 一樣,敢於將研究心血商業化。「SoCUBE 平台的社創項目,絕對不能跟業界的 total solution 社創比較。畢竟教授的研究可能非常小眾,他們只是做由 basic research 到 application 的前期工夫。」(上期 Cubic Zine 王子昕教授便提到,希望有組織能承傳,持續發揮影響力。)

中大向來人文主義濃厚,SoCUBE 只是中大社創生態圈其中一塊,Perkins 強調,「中大有不同部門及書院都在推動社創,例如 HKSEC(香港社會企業挑戰賽)做了十幾年,又有 Yunus Centre(尤努斯社會事業中心)、I.Care(博群計劃)等。我們希望可以凝聚這些力量,增加大家的 synergy(協同效應)。」

隨着中大創新大樓 InnoPort 於 2020 年初落成,Perkins 相信,新地標能夠將中大教授、學生及業界更好凝聚起來,一起推動社會進步。

 

原刊於中大社創 SoCUBE 網站

美國回流 IT 人 兩度創業悟出做生意「痛點」

【文:Kary Wong @ ORKTS;英譯:Cathy Wong @ ORKTS】

近年全球均大吹創業風,2014 年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喊出一聲「大眾創業 萬眾創新」,隨即引爆一股創業熱潮(北京中關村創業大街便是一例)。而何居理(Perkins)早在內地政府推出正式創業政策之前,已在香港及內地兩度創立旅遊科技公司。有了這段實戰經驗,對他現時在香港中文大學協助學者投入創業及社會創新增益不少。

何居理曾兩度創業,2016 年加入中大,推動校內創業氣氛。(圖:ORKTS)

創業初體驗

笑言自己跟前財政司司長梁錦松「撞樣」的 Perkins,在 2016 年加入中大,出任研究及知識轉移服務處創業及社會創新總監。跟不少歐美科企創辦人一樣,都是修讀工程出身。在香港完成中學之後,他遠赴美國康奈爾大學攻讀電機工程。「純粹是因為我數理成績比較好,於是選讀工程學系。」他聳肩表示。

他畢業後繼續留美多年,曾在美國電訊巨頭 AT&T 擔任工程師,並一邊在哥倫比亞大學攻讀電機工程碩士。為甚麼不繼續留在美國?他說,後來有感美國的生活「沉悶」,並預視亞洲有更精彩的發展,於是毅然「裸辭」回港。在金融顧問公司打滾多年後,他08年決定夥拍朋友創業。第一個項目是旅遊行程計劃平台,並上了寶貴的一課。

「當時覺得這個 idea 好 sexy,08 年還未流行 apps,而大家好喜歡去旅行,但 planning 又好辛苦。」團隊於是推出了旅遊行程計劃平台,並獲得投資、進駐科學園,「但最終不 work,platform 沒有太大作用,亦無用家。」Perkins 坦白透露第一次創業失敗的經歷。

總結三大死症

有說創業是九死一生,大部分創業都是無疾而終。他總結是次鎩羽而歸的原因,「一是科技未到位;二是不了解旅遊業;三是平台解決的問題未必是用家的痛點。」他認為最後一點尤為重要,「解決不到真正的痛點,免費都不會有人用。」

然而一次滑鐵爐,並未打擊其創業決心,其第二個實戰項目是針對內地特色客棧的訂房系統。「那時要到上海附近古鎮及雲南地區,找特色的小型客棧,遊說他們用我們的訂房系統。那他們便可以直接賣房,不需要給中介費。」聽下去蠻有意思,為甚麼不成功?

他認為除了第一步了解顧客的需要「還是做得不足夠」之外,團隊對內地網絡文化掌握不深亦是問題所在,「內地沒有官網的概念,做生意往往靠平台,即使是名牌,都是靠京東、天貓等平台銷售。」他說,相比起西方,內地網民比較少用搜尋器,手機甚至連瀏覽器都沒有,日常生活依賴各種各樣的手機應用程式。第二次創業,讓他認識了中國的「平台經濟」。

學會適時「斬纜」

Perkins形容自己是「迫於無奈」放下創業夢,「太辛苦、太大壓力,MVP(Minimum viable product;最簡可行產品)推出了半年,結果 product-market 都是唔 fit。於是唯有放手。」 適逢當時兒子出生不久,他決定抽身離場,重新投入職場。「雖然損失了不少錢,但或者就是這個原因,現在我不會太緊張花出去的錢。」瀉掉半杯水,他總是關注剩下的半杯水,一笑置之。

 

文:Kary Wong @ ORKTS
英譯:Cathy Wong @ ORKTS

原刊於中大社創 SoCUBE 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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