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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樹共融還是你死我活? 三代發展局局長的樹木管理之道

2020/8/2 — 10:17

立場新聞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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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偉歡 香港教育大學大中華研究中心項目主任,羅金義 香港教育大學大中華研究中心聯席總監】

上月中本屆立法會會期最後一天,不少現任議員即將告別議會,公民黨的陳淑莊在 Facebook 表達臨別心聲,對於未能審議「樹木法」深感遺憾。

你死我活還是事在人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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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樹木,陳淑莊在立法會花了 12 年時間為「樹木法」澆水灌溉,始終未見苗頭,遺憾可想而知。但請別誤會「樹木法」只是爭取了 12 年,早在陳淑莊議員之前,已有工聯會的王國興 —— 1999 年時任東區區議員的王國興出任臨時市政局公眾衛生委員會副主席,在《文匯報》和《大公報》撰文抱怨自己提出及力爭多時的項目因市政局被取消而未能成功爭取,其中之一便是制訂法例保護樹木。換言之,「樹木法」在制度內被提出及爭取了超過20年。十多年來,立法會發展事務委員會幾乎每年都就樹木管理問題進行討論,議員在立法會會議上提出 20 條口頭及書面質詢,可惜「樹木法」上軌依然遙遙無期。

兩年前陳淑莊手持兩枝般含道被斬大樹的樹幹質問特首林鄭月娥究竟「樹木法」何時成事,特首說發展局對立法的態度仍為「審慎而開放」。答「仍為」,因為當年(2011 年)表示政府會研究「樹木法」的,正是時任發展局局長的林鄭月娥。7年過去,「樹木法」毫無寸進,面對陳淑莊的質問,林鄭月娥不知是理直氣壯還是老羞成怒:「行政長官的憲制功能就是確保一國兩制在香港始終如一地落實,我亦需保護香港市民,所以在我們說人樹共融的時候,當人樹不能共融時,對唔住,一定是人的安全優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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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麼一下子又將人與樹置於「你死我活」的對立面?兩年前發展局給發展事務委員會的文件還聲聲「城市林木是寶貴資產,我們必須以通盤方式管理和護養樹木。……讓城市林木更替和再生的同時亦保障公眾安全」,一副事在人為的積極態度。陳淑莊爭取立法的原意也不過是「希望可同時保障市民生命財產及確保樹木健康成長。」「樹博士」詹志勇教授告訴大家樹木不斷供給我們免費能源降溫、減少霧霾、吸走有毒氣體,而一棵古樹的生態價值相等於幾百棵小樹。環境教育基金會主席鄧淑明博士也告訴大家,一棵成熟的樹可以每年抵銷 150,000 公升的雨水,對於像香港這種路面不能吸收雨水的熱帶城市來說尤其重要;一棵樹所產生的氧氣足夠供給4個人一天所需;一棵樹每年可吸收22公斤碳……,所以正確的生活態度理應是懂得跟植物相處之道,達致人樹共融。

塌樹是天災還是是人禍?

港府的樹木管理工作每步走來都有血有淚 —— 毫不誇大,實實在在是市民的性命和淚水。2008 年赤柱塌樹壓斃一名香港大學女學生,引起大眾關注樹木保育。死因庭研訊之後,政府被提醒應該成立獨立部門處理樹木風險評估、完善各個管理樹木的部門的通報機制、加强培訓相關人員等等。2010 年在林鄭月娥局長管轄的綠化、園境及樹木管理組之下,終於成立了樹木管理辦事處(樹木辦)。但樹木辦既無法例賦權管理樹木,也沒有制定政策之權,只是擔當「協調」各個管理樹木的部門的小角色。

樹木辦成立之後不足三個月,一名男子在沙田圓洲角公園踏單車時遭突然倒塌的樹木擊中死亡。意外前不久樹木辦才對外公布完成了巡查全港行人車輛高流量地點內的 98% 樹木,發現只有大約 2,000 棵樹需進一步檢查護理,而當中並不包括悲劇中的那棵盾柱木。意外發生了,各部門互相推搪一輪之後由樹木辦「查明」那是康文署之責,署方聲稱一個月前曾以「目測」方法巡查該幅斜坡,樹木皆是健康無恙。然而長春社總監蘇國賢則表示,肇事的盾柱木樹齡 10 年,斷口處逾 6 成腐爛,有疏軟黑色物,疑被真菌侵蝕致死,相信被已侵蝕 5 年之久。時任政務司司長唐英年要求各部門加緊樹木管理之餘也「勸慰」大眾「打風落雨塌樹係無可避免」,其「闊佬難理」的態度令王國興議員憤斥:「最好大樹擊中唐英年,這樣政府先得到應有教訓。」

最終唐英年沒有被大樹擊中過,可能政府也就沒有認真吸取過教訓。2014 年半山羅便臣道一幅私人屋苑斜坡有印度橡樹塌下,壓斃行人路上一位快將臨盆的婦人。詹志勇教授曾到場視察,發現樹木樹頭已霉爛發黑,真菌入侵嚴重,樹木弱化無力,導致樹頭折斷;那幅斜坡狹細,其實不可能容納該棵印度橡樹。死因庭最後裁定事主死於意外,但同時指出缺乏法例規管私人地方管理樹木,建議政府就此立法;政府也必須為樹木作登記和定期保養,安排專業人士作風險評估;死因庭又建議設立註册制度以確保業內人士有專業資格處理相關工作,並應增撥資源培訓更多人士成為註册樹藝師。

死因裁判官何俊堯慨言「用一條人命代價先有呢啲醒覺就太遲,代價亦太大」。何官當時應該無法想像這條人命(以及之前的)代價雖然無比沉重,但仍然未能喚起政府對樹木管理的醒覺;4年下來,當日死因庭的 8 大建議沒有多少得以落實,2018年觀塘順利邨再次發生印度橡樹奪命慘劇,樹椏擊斃一名印傭。然後,跟圓洲角公園的事故相似,橡樹的管理者房屋署聲稱事發前兩個月才完成樹木檢查,未見異常;但詹志勇教授研判該樹木早已被真菌入侵腐蝕長達數月至一年之久。翌日《成報》社論一針見血:塌樹殺人「與其說是天災,倒不如說是人禍,是政府掉以輕心所致。」

多年來政府拒絕就保護樹木立法的「關鍵」是樹木管理從業員人手不足,2014 年時任發展局局長陳茂波和 2018 年的黃偉綸局長都以此為由辯解立法不可行。根據黃局長向立法會提供的數字,香港有紀錄的樹木約有 166.9 萬棵,而政府 9 大部門總共只有 468 名負責護養樹木的人員,當中又只得 137 人有樹藝師資格,即平均一名樹藝師要護養1.2萬棵樹。根據 2017 年香港樹藝、園藝及園境行業人力資源供應狀況的研究顯示,2018 年業界欠缺2,530名員工,而 2018-2020 年間每年約有 300 名具備本地樹木管理資格者可投身業界。粗略而言,要將發展局所謂的關鍵解開,需時大約8年 —— 「百年樹人」只是一個比喻,不是真的必須一百年才可培育足夠人才管好十年樹木。2010 年樹木辦成立時信誓旦旦會以綜合方式管理樹木,「透過定期提供培訓、頒布良好作業方法、進行相關研究和處理複雜個案等,藉此促使部門能更有效和專業地管理樹木」;2011 年政府宣傳片【人樹共融 綠滿家園】還在提這願景:「樹會因為自然定律、隨環境而變化,所以我們要妥善管理樹木,處理好有危險的樹,讓人和樹都能好好共處。」假如當年臨危受命的林鄭月娥坐言起行履行承諾開始培訓人才,10 年來她的繼任人已經難再以人手不足為藉口去推搪「樹木法」工作,她那些人樹之間你死我活的聳聽危言還言而有據嗎?

培訓養樹人才不過是有待改善的其中一環,2014 年的死因庭建議還包括政府必須為樹木登記。2018 年令關心人樹共融者唏噓的,除了順利邨慘劇之外,還有颱風「山竹」襲港期間發展局收到的 60,800 宗塌樹報告。倒塌的大多為「盆景樹」(即樹木底部根部短,生長範圍不足,不能有效抓緊泥土,以致露出正方形的盤根根部,受風能力弱),然而局方連種植於花槽花盆或根部被蓋上混凝土的樹木的統計數字也沒有,還談什麼保護和管理?

「山竹」過後,詹志勇教授估計倒樹超過 10 萬。他在網上收集市民提供逾 4,000 張塌樹相片,涉及超過 2,000 棵樹。都是詹教授諷刺那種「行貨式」種植的惡果。其實 2017 年颱風「天鴿」已經「淘汰」了不少弱樹,僅一年之後再有大批樹木倒塌,它們生長環境的基本問題何等深重?蘇國賢也請大家注意市區種植的樹種多樣化問題:由政府部門管理的樹木約 70 萬棵,說是有大約五百多個品種,其實當中 20 個品種就佔了樹木數量約49%;品種單一,當一爆發蟲害或者疾病,會導致大量樹木生病甚至死亡。

問新加坡和東京:樹木與繁華對立嗎?

所謂樹木「管理」,遇到有風險的,港府一直偏好寧枉勿縱斬立決。樹藝師陳濤有這樣的表白:「在香港做樹藝師,多是劊子手。政府或業主叫我們斬就斬,叫我們用什麼字眼就用什麼字眼。⋯⋯ 一看見樹有洞窿,腐爛就斬,沒有想過可以先處理傷口。現在我們行業裏,一張指引單全勾上對號,就決定斬樹。」2015 年 8 月般含道4棵百年細葉榕慘被路政署砍殺,過程中如何反映政府部門之間權責不清、專業知識不足、對發展局的指引詮釋不一,愛樹者都記憶猶新。連建制派智庫智經研究中心也不禁質問這種做法「是安全第一,還是快刀斬亂麻?」詹志勇教授相信港府無意立法護樹是認為樹木不重要,最重要的是經濟、是錢。腦際是不是響起黃偉文《燕尾蝶》的名句「叢林不割下如何建造繁華」?

這邊廂香港以「發展」或「危害人生命」為由把叢林割下,那邊廂新加坡把樹木視為城市的一份子,為全市 50 萬棵樹打造專屬的「身份證」,國家公園局在 trees.sg 網站記錄樹籍資料,讓市民可以掌握樹木的位置、年齡及生長速度等數據。自 1975 年通過《公園及樹木法令》,規定保護樹木的要求及罰則,任何圍欄、護土牆、地基、沙井、喉管、電纜、管道或任何障礙物或構築物都不可以出現在古樹林蔭道路的綠化緩衝區。新加坡自立國以來便以發展成「花園城市」為願景,綠化與樹木管理是主導整個國家發展方向的國策。

除了新加坡,香港的政策制定者應該也很熟悉東京的經驗,因為相關資料就收錄在立法會的「資訊述要」;「資料研究組」的觀察亦很清晰:兩地都為樹木管理策略奠定法律基礎,在保育樹木工作上態度亦很積極。東京都的建設局早在 1954 年就制定《東京都街路樹管理規程》,為護養樹木訂明了程序及標準規格;1972 年制定《東京都自然保護條例》(2009 年修訂),「保育地帶」和發展工地上的樹木都被受保護;2012 年起東京都政府一直致力種植大量品種繁多以及可以抵禦惡劣天氣的路旁樹木。不論在國家或地方層面,日本都有為古樹名木提供法定保護,例如 1962 年制定的《都市美觀景致保護樹木法》。

中國也有相似國策,全國適用的《城市綠化條例》為路旁樹木和古樹名木提供法定保護。北京有保護古樹名木的專門法例《北京市古樹名木保護管理條例》;廣州的《 廣東省城市綠化條例(2014 年修正)》把樹木保護的相關條文納入其中。詹志勇教授曾戲言:「(香港)回歸至今(特區政府)不納樹木法。50 年之後,中國樹木法或者會在香港執行,希望唔好等到嗰日。」

還有紐約、首爾、台北等大都市都有特別為保護樹木而定立的法例,這裏無謂不勝枚舉愈傷心了。回望香港,2014 年死因庭提出 8 大建議時的發展局局長陳茂波,5 年後終於以財政司司長身份在預算案建議投放 2 億元設立城市林務發展基金,促進人才培訓,以配合政府將於今年年底推出的樹藝及園藝業《能力標準說明》,為日後引入樹木管理人員註冊制度鋪路 —— 是的,只是鋪路而已。現任局長黃偉綸主張在香港街道種植更多原生品種樹木,2018 年年底也終於有《街道選樹指南》出爐,這裏也無謂詳述一眾樹木專家學者質疑當中資料的失準和不足,但《指南》其實僅供政府部門選擇街道樹種時「參考」。大家或請也注意一下,2011 年陳淑莊向林鄭月娥局長提出有關完善樹木管理制度的議案時,制定「樹木法」只不過是 5 大範疇 22 項工作的其中一項;仔細回顧一遍,相信對於她今天的遺憾更感奈何。特區政府發展局成立於 2007 年,基本上就是由上述三位局長主政,想香港的樹木逃出跟市民你死我活的困局,有樂觀的理由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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