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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萃言:從疫情看性別與再生產勞動

2020/6/5 — 1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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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抗疫之下家居隔離或是在家工作成了無可避免的建議或強制措施,然而,許多人卻忽視了這些措施下對女性和家務助理的被歧視至乎剝削的情況 — 家政傭工被逼放棄假期加時工作,全職女性在家須同時育兒和工作等。事實上,香港原對女權主義的研究便不算主流,更多時候,社會亦把女性在家看護育兒的責任視為理所當然。可這些社會的不公和問題鮮被討論,卻是非常「貼地」而值得注意的。〈2047〉今期請來性別研究和社會家的專家任萃言博士,深入探討疫情下所揭示的性別不平等與再生產勞動被壓榨的問題。

【文:任萃言(肯塔基大學文學及科學院副教授)】

雖然新冠肺炎的確診個案已大幅下降,疫情卻一再揭示並深化了存在已久、且不能忽視的社會結構性的問題與不公 — 性別不平等、基於性別而被剝削或暴力對待等。由於女性多為老人和孩童的主要照顧者,學校停課某程度上加重了香港女性育兒的負擔。對於有自己事業的女性來說,在家工作等同要同時照顧孩子並完成其工作內容,更遑論一般人都處於一個多狹窄又甚少私人空間的房子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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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於看護行業缺乏公眾的支持和認可,香港自 1980 年代起便依靠外籍人士當家務助理。當中涉及的歧視和剝削勞工的情況在疫情前便已相當嚴峻,而疫情卻進一步深化了本來就存在的不公和邊緣化問題,家政傭工更是首當其衝 — 當許多家務助理在抗疫措施下不允許外出享受他們每週一次的假期時,這意味著他們將被逼在沒有適當的補償下加時工作。

在疫情的高峰期,許多香港婦女和家政員工均被剝奪了離開家庭、與其他人交流並尋求協助的機會。換句話來說,就這些女性而言,特別是外籍家政傭工因其外籍身份,而導致他們很容易被孤立,「家庭」對於他們而言絕不是避風巷,而是一個理所當然要求勞動工作的地方,且是體現再生產勞動中性別不平等的最佳例子。當人們的注意力總放在 GDP、薪酬、全職工作機會等經濟發展時,可支撐本地生產力的家政傭工的權益更不應被忽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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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生產勞動與看護工作

再生產勞動的概念是了解為什麼女性在日常生活中常被剝削權益的關鍵。「再生產勞動」源於 1970 年代馬里亞奧薩.歌詩達(Mariaosa Della Costa),沃利.塞科姆(Wally Seccombe)和珍妮.博伊斯頓(Jeanne Boydston)等女權主義者,指的大多是那些沒有薪酬、被忽視的,由女性在家承擔的工作,例如照顧小孩,煮食和做家務等。再生產勞動幫助維持,以及「再生產」社會勞動力,也就是被廣泛認可為對經濟發展重要,故會獲得較公平酬勞的男性工作者。換句話來說,那些女性在家庭中被忽視以及未被認受的工作,才是讓有薪勞動市場的生產力變得可能的存在。

在過去數年中,女性在勞動市場的參與度有所上升,然而,以性別分工的矛盾依然存在 — 即使女性全職工作,她們回家後仍要負起大部分的家務工作。美國人類學家艾莉‧霍奇希爾德(Arlie Hochschild)把這種情況形容為「第二輪工作」,許多在職女性被逼在沒有工資和社會認受性下承擔那樣的責任。再者,除了家庭雜務與育兒等工作外,她們常會因為無法支付額外聘請私人看護的費用,加上政府沒有提供足夠的緩助,而被視為家中生病或年邁人士的主要照顧者。

生產與再生產勞動之間的等級制度不但深化了性別不平等的問題,同時亦如社會學家米翁.達菲(Mignon Duffy)所言,進一步的鞏固了種族主義 — 不管是在香港還是世界各地,種族,以及因種族而被邊緣化的女性均被迫從事比例不公的再生產勞動工作。所有如要深入探討是次疫情如何放大在工作上已有的性別不平等問題,我們必須以多元交織的角度(intersectional lens)研究性別和種族與其較其他族群易被邊緣化的關係。

外籍家政工作者

香港在七十年代透過進出口使經濟繁盛,這段迅速發展的經濟創造了一群中產階層,從而大幅增加了對技術工人的需求。當擁有高等教育程度的香港女性被鼓勵參與勞動市場時,殖民政府便開始聘請來自較貧窮的東南亞國家的外籍女性從事住在家中的家政勞工。家務助理的人數每年快速增長,現時約有四十萬大多來自菲律賓和印尼的家政勞工在港居住及工作。

由於大多中產家庭有能力聘請外籍家政勞工,故許多再生產勞動的工作均是以外判的形式進行。現時全職包住宿的家務助理最低工資低於 $5,000,也就是相比私人托兒、家居清潔和長者看護三種服務合起來更能為中產家庭所負擔。

當看護的工作被私有化,並外判予來自貧困國家的外籍女傭,香港政府便能故意忽略為他們提供充足的公眾資源和福利。因為他們的種族、性別和移民身份,外籍家政勞工更是被進一步邊緣化。[1,2] 據多份研究調查顯示,由於他們岌岌可危的身份地位與政府強制性居住政策 mandatory live-in policy,家務助理很容易被虐待和剝削。

雖然早前印尼勞工埃爾維安娜.蘇里斯泰寧西(Erwiana Sulistyaningsih) 被暴力對待的事件轟動全球,但事實上更多關於勞工被剝削和暴力對待的問題依然未被揭示。而新冠肺炎疫情的爆發,讓這些家政勞工被歧視和剝削的問題更為嚴峻。在疫情肆虐的高峰期,香港政府一再敦促家務助理即使是假期亦應留在家中。這建議聽起來或許像是在維護公共衛生,然而,家政勞工除了工作的「家」以外別無地方可「留」。即使香港政府重申僱主不能強迫僱傭在休息天繼續工作,但事實上,許多僱主仍然在沒有適當補償下要求他們的僱傭工作,甚至威脅如不放棄休息日,便將其解僱。有些家務助理曾投訴他們的僱主不斷指示他們進行清潔的工作,卻沒有給予他們合規格的保護裝備和消毒用品。

僱主因疫情在家工作,家政勞工在情緒和精神上的壓力無疑加倍。來自菲律賓的家務助理 Ris 解釋,因為疫情,她的女性僱主多次要求她為房屋進行深層清潔。加上她的另一位從事金融行政行業的男性僱主,卻不希望被她的清潔工作打擾,故她必須要特別小心行動。Ris 的經歷印證了研究員艾琳.拉格曼(Eileen Lagman)的訪問結果 — 外籍家政勞工不但須處理家庭雜務,更要小心觀察和迎合僱主的情緒。因為香港女性普遍需負責家務上的事宜,例如管理其家務助理,故疫情實際上均增加了這兩群女性的壓力。社會學家陳安妮(Annie Chan)觀察所得,現時勞工的分配令女性與另一組女性對立,造成雙輸的局面 — 因為雙方在再生產勞動不同的範疇中均承擔著不同的責任,以及家中不平等的權力分配(uneven power dynamics),沒有一方在家可以完全放鬆。這種緊崩的張力在家政環境裡屢見不鮮,疫情更放大並揭示了一直被低估的再生產勞動、種族和性別是如何相互影響,使外籍家政勞工進一步被邊緣化。目前的情況強調了社會需要認可、尊重和合理地補償從事再生產勞動的女性,特別是被種族化的女性。

留家母親與在家教育

再生產勞動和看護工作的貶值除了影響外籍家政勞工外,香港本地的女性亦被期望應兼管家政和看護育兒等責任。當學校決定在疫情肆虐期間使用網上平台教學時,許多家長便發現他們其實沒有實行在家教育的準備。這個現實影響所有性別的家長,但主要還是不成比例的影響女性。在疫情前,甚至在疫情時,看護育兒、在家教學的重擔大多落在女性的肩上,即使她們本身還有全職的工作必須在家完成。研究顯示,在家工作實行後,人們每天的工作時間平均被延長三個小時。而當女性普遍被認為人在家中,等同須執行再生產勞動的工作,從這點推算,在疫情底下、家居隔離的建議,女性的工作時間比研究報告指出的還要長。

香港電台《鏗鏘集》早前播放了一集關於三個正為他們非主流神經模式的孩童引導在家教育的家庭。由於家庭無法取得專業人士如教師、語言治療師和物理治療師的支援,那些家長面臨如何設計和執行可行的新學習方法讓孩子成長,或至少不退步之極大考驗。在三個案例中,母親作為主要看守者,首當其衝的承受孩子每天精神上的挫敗。這集特輯顯示了三位母親具創意,並主動的實行了一系列的活動和常用規條,以及情緒管理的策略去幫助他們的孩子在學校關閉的情況下積極成長。在一個案例中,該名母親有著一份需要她在家實行的全職工作,然而,她依然需要貢獻她大部分的時間和精力,去管理她患有自閉症的兒子的情緒和行為。特輯只是挑選了三個家庭的案例說明,故不能以偏概全,但也無可否認的彰顯了在職女性必須同時肩負看護育兒的責任。

我們必須嚴格地反思,以後改善這些外籍家政勞工的勞動條件與權益,同時亦應重新檢討我們對固有文化的假設、意識形態和經濟實踐等行為是使再生產勞動貶值,並讓女性負擔了大部分維持一個健康家庭的責任。

總結

疫情同時描繪了外籍家政勞工所面對的邊緣化,以及本地女性所承受大部分再生產勞動與看護育兒之工作量不均的問題。即使現時香港的疫情較為穩定,我們可以利用此機會來建立本地女性與外籍家政傭工的聯盟和團結。現有的勞工和經濟框架把外籍勞工與其女性僱主困在一個緊張並無法持續發展的關係之中。縱然兩者有著不同的社會地位和種族色彩,但她們均受性別分工以及護理工作被結構性低估的影響,而護理工作卻是使我們的家庭和世界良好運作的關鍵,所以兩者如聯結起來性將獲得更多。

如要糾正在家庭和公眾範疇的性別不平等問題,我們需要改善現有對再生產勞動貶值,和女性每天努力工作維持社會勞動力卻被社會忽視的偏見。相比起繼續讓再生產勞動私有化及外判予外籍女性傭工,香港需要一個更健全,並擁有充裕資金的體系去支持需要被照護的家庭和個別人士。

 

[1] 蘇美智(2015)外傭,在家的陌生人。香港:三聯出版社。
[2] 任萃言(2019) 令人為難的陌生人:跨國議題與公民政治。哥倫布:俄亥俄州立大學出版社。(Inconvenient Strangers: Transnational Subjects and the Politics of Citizenship

結語

〈2047〉本期深入探討了新冠肺炎疫情之下,香港女性和外籍傭工被壓迫的種種情況。這些均是我們一般不會深入思考,甚至意識到的問題 — 本是「保護」眾人的抗疫措施淪為「加害」她們的武器 — 家政勞工在社交隔離下被逼在「家」待著,卻成了無酬加時工作,或演變成被虐待、被剝削的契機,看護育兒的責任常常在封建思維下束縛著女性等等。事實上,疫情或許改變了許多傳統工作和教學的模式,但只有我們同時反思過往所忽視或輕視的固有文化、習慣和概念,並撤底改進,才有建構一個健康家庭至乎社會架構的可能。

 

特別鳴謝:任萃言教授
編輯: 2047 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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