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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香港雞毛鴨血的語言偽術 — 論香港政府的國師芝加哥學派(三十)

2021/1/22 — 13:39

王于漸

王于漸

失業率創新高,但樓價抗跌力強,港股成交更破紀錄,股市衝擊三萬點。代表乜?

香港的產業結構和經濟發展,已畸形到跟市民的生活質素和境況完全脫節。荒謬是,林鄭政府仍執迷於救經濟,還先救企業,置無錢開飯都要交租的中小企和打工仔女於不顧。限聚不限租,又無失業援助金。林鄭話,大家死咗條心,失業救濟涉及大量公帑,面對巨額赤字,要謹慎理財喎。

所謂謹慎理財原則,一直被香港政府的國師吹奏。前領展非執行董事、港府及團結香港基金權威顧問、素有港大「外快王」之稱的港大首席副校長王于漸在 2012 年《信報》文章〈查找深層次矛盾的病源〉,便提到「審慎理財(fiscal prudency)、量入為出的保守取態是政府危機管理的關鍵。」當然啦,所謂審慎理財,在興建嚴重超支的大白象時,叫「確保基礎設施」,並不合用,只有扶助弱勢中產和基層脫困境時,才會提出來,叫政府避免大灑金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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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簡單低稅制,本身就是一種迷思。當年取消遺產稅,究竟為香港資產管理業帶來幾多額外好處?政府 07 年曾到立法會解話,言辭曖昧,指投資決定受不同因素影響,難以單獨評估。由此可見,法國知名經濟學者皮凱提兩年多前訪港,質疑港府取消此稅,實在大有道理。前財政司梁錦松只能搬港府國師的「經濟學」教條來幫濟富財策辯護。

市民就算不用交稅,年年月月也要交所謂「地產稅」— 日常開支背後的租金成分 — 給地主。有錢人交稅有限,合法避稅門路多,政府卻從沒在這方面動腦筋 — 一講擴闊稅基,財爺最多說會考慮徵銷售稅。在各種仇貧濟富的財金政策下,財富慢慢集中在少數人手上。現在市民水浸眼眉,要富人負擔多一點,使政府有充足彈藥做逆周期紓困措施,當然合情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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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早在 14 年,皮凱提的《廿一世紀資本論》在坊間便引起過討論,多年來擔任多間大企業高層、每年董事袍金收入逾 200 萬的王于漸大教授當然大力反對徵收富人稅和資產增值稅。近日「外快王」更率領屬下,以港大之名(上一次推銷租置就用團結香港基金名義),發表《香港經濟政策綠皮書 2021》,大力推銷變賣政府資產的新自由主義政策。綠皮書談到香港的財政,不忘重申:「無論加利得稅或薪俸稅,均難免有違香港一向引以為榮的輕徭薄賦原則。」但明明王于漸在綠皮書內都說不能墨守成規,哪到底改甚麼,不改甚麼,背後基於甚麼經濟哲學的呢?為何不考慮怎樣推動稅改,做到利大於弊呢?為何老早便劃下一條不能逾越的紅線?

黃國棟博士日前撰文〈「香港(政府的國師)芝加哥學派」— 他們代表芝加哥學派嗎?〉,指很多現時香港芝加哥學派的言論,並不代表他認識的芝加哥學派,引證了筆者一直以來的觀察。筆者不是懷疑香港芝派學者做學問的能力。筆者只是留意到這些學者在論政時變得很隨意,很立場先行,動不動惡人先告狀,反過來指控別人仇富、民粹或鬥地主等等。這套總能自圓其說的講法,假如出自政府之口,很容易給市民拆穿,但由學者說出來,頭上有光環,就算一般人感到不妥,亦不容易向這套語言偽術說不。

有份低度參與綠皮書的趙耀華教授,2010 年 7 月 12 日在《明報》撰文,題為〈寫在最低工資立法前夕〉,其中兩段正好提到:

「不少經濟學家認為負所得稅(negative income tax)優勝於最低工資。負所得稅是指如下的稅收體系:當個人收入低於你的免稅額時,你不僅毋須支付所得稅,還可以從政府獲得補貼,補貼的額度是他的實際收入與免稅額的差距的某個百分比。比如,假設你一年掙了 50,000 元,而免稅額是 100,000 元,稅率是 10%,那麼你在該年度從政府得到 10% × (100,000 - 50,000) = 5,000 元的補貼。在這個方案下,如果設計得宜,稅務體系可以同時承擔最低工資和福利體系(如香港的綜援體系)的責任。但這個想法至今並沒有在別的地方實施過,在香港的討論就更少了。

為什麼這樣一個看起來更好的方案卻那麼少人關注呢?一個理由在於:它需要把整個稅收體系和福利系統作翻天覆地的變革,而引入最低工資則只是局部的改革。另外的理由也許同經濟學家在對公共政策的討論中 普遍忽視公平原則有關。那些支持負所得稅的人,其實並沒有積極追捧它,他們更像是把它作為反對最低工資立法的武器而已。」

趙教授的分析,正好拿來思考王于漸的取態變化。譬如說,王大教授在 2013 年〈從經濟學角度探索扶貧(一)〉便以負所得稅作為可取的選項,用來否定全民退休保障的價值。假如他真心相信負所得稅有益於民,為何後來他一直少有提及,反而大力推銷賣公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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