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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海鮮舫是主題公園

2020/3/3 — 22:15

珍寳海鮮舫不敵武肺,宣布停業,解僱所有員工,重開無期。

面積達 4,500 平方米,可容納 2,300 人,四處雕欄玉砌,金碧輝煌且具皇宮氣派,如此排場與規模,說它是仿古的主題公園亦不為過。

跟海洋公園的困境相似,蝕錢容易賺錢難。同樣冒起於香港經濟起飛時期,市民消費力增,本地尚未有太多選擇,食海鮮不去鯉魚門,要再隆重一點,便去珍寶和太白。那年頭,出外旅遊不及今天的方便和廉宜,對新奇事物、磅礴氣勢和遼闊空間感躍躍欲試,海洋公園以至海鮮舫這些龐然巨物就成為朝聖地,客似雲來。慢慢香港人開始少去,便由中國旅客大軍接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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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移勢易,撇除抗爭和疫情影響,中國旅客也減少訪港,湧向其他地方。客源枯竭,對顧客流量需求極大的消費場所來說乃致命打擊。以前腳踏輕舟而至是身分象徵,現在交通不便變成吸客的絆腳石。對本地客而言,想食得好,食得豪,大可去五星級酒店(中式酒樓面對同樣挑戰)。貪慕中國宮廷文化的外地人,一心想獵奇,亦沒必要舟車勞動到此,索性去京城打卡打到飽。除非有情意結,要不然,山長水遠去海鮮舫的誘因很小,要去也不會經常去。

但比起一般主題公園,海鮮舫對香港人來說,還是有特殊的文化(符號)意義。《蘋果》娛樂版便列出它和香港、美日電影的淵源。由《楝篤特工》、《無間道 2》、《食神》,追溯至 1955 年的《生死戀》,橫跨一甲子,不止是普通地標那麼簡單,更盛載不同年代/地方的人之美好回憶。當中的情感連繫,本來是香港獨有的文化資本,正如日劇景點一樣,懂得善加利用,就會發揮其他地方所無的魅力和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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奈何政府無能,加上有些經濟學者和地產商立場一致(例如力撐囤地和大力推動公私合營),敵視保育,認為郊野公園比粉嶺高球場奢侈,鼓吹拆牆鬆綁,要釋放土地的潛在價值,令政府有大條道理交由所謂市場決定,就像由得奸商囤積口罩,牟取暴利一樣(註一)。極有保育潛力的李小龍故居便保不住。在保育的理念、視野和政策方面,港府遠遠落後於時代,最關心者,始終是短視的賣地收益或地皮商業價值,而非深遠的歷史沉澱、文化貢獻和軟實力。舊水警總部就是假保育的好例子(註二)。

過去一年,有數不清的老店/商號,比如說,位於戰前唐樓的洪慶大飯店、中國冰室、豪華戲院等等先後消失。部分因東主退休,無子女接手,但更多是領展、市建局和發展商迫遷,將地皮再發展。原經營者就算另覓鋪位,東山再起,都無法保留磚瓦之間那種原汁原味。活化石一般的陳設和桌椅都送進垃圾站。

當然,不是任何舊物都需要保存,問題是香港割愛太多,真保育太少。每次翻新或者拆卸重建,都迎來原址、街道和社區的面目全非。每個面目全非的個案加起來,就變成一個陌生而乏味的香港。生活在其中的人,同時會失去社區的情感連繫和鄰里的支援,遇到失業、生病等難關,沒有其他助力或緩衝,自然苦上加苦。追源溯始,政府責無旁貸,市民對其之不滿和怨氣又更深。

劍橋大學經濟系教授張夏準(Ha-Joon Chang)在其著作《Economics: The User’s Guide》中曾說過:

大家總以為貧窮的成因是懶惰,故此自動假設窮國人民比較懶。但窮國之所以窮,真正原因卻是生產力太低,這點絕少可以說是人民的錯。國家生產力的最重要決定因素是資本設備、基礎建設、技術、制度,這些是窮人本身生不出來的。就算要怪,也應該怪希臘、墨西哥這些國家的權貴階級。是權貴,才握有生產力的決定因素。權貴如果不願為這些決定因素投入足夠資源,國民再怎麼辛勤也是窮。

放在香港,問題便不止是投入資源足夠與否,更關乎經濟/民生政策背後的價值觀。土地資源都投入去起樓賣給有錢人和中國來客,香港市民的生活又怎會有真正改善?

 

註一:關於公私合營,規劃署前助理署長、地產代理監管局前行政總裁伍華強並不認同,他在 2018 年 9 月 11 日《信報》文章〈徹底釋放新界土地資源造福香港〉中提到:「『公私合營』是不會有效及快速地釋放私人土地儲備,大量增加公私營房屋的。『公私合營』的結果,只會是政府被人牽住鼻子走,亦令地產商在發展時間表、選址、公私房屋比例、補地價、政府須承擔的基建等議題上,有更多議價能力。政府聲言要避免『官商勾結』,然而設置『公私合營』,正是官商勾結制度化,令管治道德更差劣!」
註二:《星島日報》〈港建築保育落後國際ㅤ學者點評成敗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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