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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碼」健康嗎?從公共衛生、個人權利談起

2020/9/18 — 16:45

在爭論不休的全民新冠病毒檢測背後,除了應否照單全收中央的「禮物」外,「健康碼」亦伴隨其後。有說全民病毒檢測有助找出隱形帶病毒者,切斷傳播鏈,全面控制疫情,讓社會重過「正常」生活。在這命題下就有幾個要討論的地方:現時的全民病毒檢測能否有效找出大部分隱形帶病毒者?是否最大成本效益的切斷傳播鏈方法?什麼才是新冠肺炎下安全的「正常」生活?

在互聯網上翻査「健康碼」或 health code 一詞,大多只能找到一些中港兩地的相關新聞,證明其他國家甚少應用此方法。根據中國國內官方媒體報導,2 月 11 日在支付宝上線的杭州健康碼,是混合個人誠信報告和政府系統信息,產生出紅黃綠三個顏色碼:顯示綠碼者能通行;顯示紅碼和黃碼者,需要自我隔離和「健康打卡」,當滿足條件後將轉為綠碼。 在當地,此「健康碼」被應用在多種公共活動上:上班、上學、進入某些大型場所、旅遊,甚至乘搭公共交通工具。由於開發此平台的機構和執法部門關係密切,相信相關部門可掌握市民「健康碼」的資料。在香港,較早前建制派呼籲港府仿效大陸,在全民檢測後向市民發出健康碼,獲發健康碼的市民可無須遵守某些防疫措施。他們認為公共地方、商場和食肆,應該讓持有健康碼的人進入,沒有證明的人則應盡快檢測,這些做法有助回復香港經濟活動。其後,政府官員表示因為市民的信心問題,現時並不適合在香港社區推行「健康碼」,這只會運用在中港澳出入境人士身上。

我尊重個別國家對入境人士病毒檢測的要求,但是近日世界已在討論此事的成效,當中亦有比較病毒檢測和嚴謹的隔離措施,那一項更能阻止病毒從外地傳入。利用「健康碼」,從而代替 7 至 14 天的隔離,這也涉及政府官員喜提「氣泡旅遊」的概念。從疫情控制成功的國家看到的例子,對外來人士嚴謹的隔離措施是避免輸入疫情的關鍵。病毒測試有不準確的因素,一次的測試亦未必能辨測出早期帶菌者,因此對從高風險地區人士,適當的隔離是不應被取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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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香港倣效中國國內,推行社區「健康碼」,將會十分令人擔心。首先,用一次陰性病毒檢測結果來代表沒有染上病毒,繼而放鬆某些社交距離限制和防護措施,甚至重啟某些高危活動,在防疫上是一種魯莽的做法。如「健康碼」恆常使用,市民必須自費進行定期的、重覆的病毒測試,加上必須使用智能手機,那麼經濟和運用新科技能力稍遜人士,尤其是長者和低收入人士的權利必然被剝削。更甚者,如拒絕參與「健康碼」人士不能出入公眾地方或進行某些安全的社交活動,這必然令這事滲透了強迫成分,進一步侵害我們對醫療決定的自主性。其實有報導指出,國內有些無緣無故,或因家人關係被列為紅碼,未能正常生活的例子。如果這些評定系統引伸至香港,以現時香港的政治環境,和世人對政府及執法部門的不信任,我們的形象必然在國安法和「三權分立」事件後創見新低點。

政府官員在推行全民病毒檢測和「健康碼」時,不斷重申這些是自願參與的;「自願」一詞已經令人質疑,他們亦不能因此忽視一些推行公共衞生政策的守則,這包括:保持專業性(Professionalism);得到公衆信任(Trust);考慮政策的安全性(Safety);對大衆健康(Health);社會公義和平等(Health Justice & Equality);社會和諧(Interdependence & Solidarity);個人權利和公民自由(Human Rights & Civil Liberties)的影響;社會大眾應能參與討論政策(Inclusivity);和市民有平等的參與權(Engagement)(註)。由於對病毒的恐懼和經過長久的疫情,有些人希望透過科枝減少對生活的自我約束和逃避檢討以往的經濟模式;作為一個負責任的政府應該透過科學研究和認真的政策討論,帶領社會走出困局。
 
 
註:Public Health Code of Ethics.  American Public Health Association.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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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文稍後亦會於天主教正義和平委員會 9 月出版的《正義和平通訊》中刋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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