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場新聞 Stand News

區議會的三該和三不該 — 從幾本「社區營造」著作談起

2019/12/20 — 20:19

【文:鄒崇銘】

施佩吟主編
《社區交往:台北營造社區紀實》

台北:行人,2019

鄭天儀
《地方營造:重塑社區肌理的過去與未來》

香港:三聯書店,2019

侯志仁主編
《反造再起:城市共生 ING》

台北:左岸文化,2019

黃英琦
《改革戰記 營造灣仔》

香港:思網絡,2011

前言

「社區營造」(community construction,或作「地方營造」,place-making)在台灣已有二十多年歷史,近年在香港亦開始流行。儘管累積的案例已很多,經有系統整理的也不少(註一),但卻鮮有跨地域和跨類型的比較,以及宏觀和理論層面的分析,以致在閱讀這些案例的時候,往往令人有見樹不見林的感覺。

廣告

追本溯源,香港在英治時代曾力推「社區發展」(community development)項目,包括鄰舍層面社區發展計劃(行內簡稱 NLCDP),以及社區中心的服務模式(註二)。在 1980 年代的地方行政改革下,區議會亦曾一度扮演積極的角色,在地區政務專員、兩個市政局和區議會議員的三重推力下,在短暫時期曾形成社區參與的強大動力。但隨著官方在社區發展項目退卻,回歸後政制發展停滯不前,兩個市政局被撤銷,區議會則被「蛇齋餅粽」所淹沒,社區工作亦無以為繼。

相比之下,台灣傳統的「社區發展」項目並不發達,直到 1990 年代在民主化洗禮下,「社區總體營造」成為嶄新綱領,通過「人、文、產、地、景」五大面向,有系統地推動一種多元開放、自下而上的社區參與浪潮,通過集體行動一起回應社區議題,建立居民與社區環境間的緊密聯繫。由此而衍生的「地區環境改造計劃」,進一步引入參與式設計的概念,通過社區規劃師的專業介入,形成社區參與環境改造的強大協作力量。

廣告

不少香港人或都聽過台灣的社區營造,也對台灣的文創社區趨之若鶩,赴台旅遊時可能到訪過一些文史工作室,但卻總是有點如瞎子摸象,難以取得較全面的認識。今年出版的《社區交往》和《反造再起》兩本書,對台灣社區營造進行細緻的疏理,正好填補了在這方面的空白。無獨有偶,香港亦同時出版了《地方營造》一書,形成兩地相關經驗的重要對比。

正如侯志仁在《反造再起》中指出,相對於一般耗時又費力的專業流程,創意式的地方營造普遍運用更具彈性的方式,讓空間以至社區的改造有了更多的實驗性和可能性,讓更多公民的創意得以展現。相對於傳統菁英主義式的都市規劃,地方營造讓更多社區居民、非專業者,以至藝術工作者,都有了參與的機會和角色,不僅活化了城市空間,也活絡了社會上原本絕緣的網絡。

碰巧在今年香港區議會選舉,出現了出人意表的驚人結果,難免令人想起十多年前的上一波區政改革浪潮,《改革戰記》一書乃是那段歷史絕無僅有的紀錄,亦值得重新拿來並列對照。

11.24 區議會選舉

11.24 區議會選舉

Subject:專業先行 vs 市民先行

如上所述,台灣社區營造的一個關鍵元素,乃是來自規劃、建築和設計等專業的團隊,放下身段走進社群之中,推動居民一起參與社區環境改造,重點是培育社區自主自立的能力。例如《社區交往》介紹台北市二十多年來的探索經驗,便可窺見政府願意相信社區的力量,放手讓市民來共同決定社區的路向,專業團隊則只是從旁協作促成。顯然易見,這將是一個漫長的 「試誤」(trial and error)過程,不同的持分者必須持續互相學習,才探索出較理想的「社區協力營造社區」模式。

《反造再起》則通過「城市共生」(urban commoning)的概念,強調社區作為一種共有的資源,成員可以建立自我管理的能力。而作者採用「反造」一詞,更有著對城市霸權結構不從和反抗的意味,「它可以是狹縫中的求存之道,也可能是更積極、正面、有組織性的替代行動……突顯了人民與公民團體的韌性和創造力。」書中列舉了台灣不同縣市的案例,盡皆展示突破常規的多元社區活力。

相比之下,由於《地方營造》乃源於一個電台節目,內容主要建基於不同項目負責人的訪談。因此亦更多從主事者的第一身角度,去介紹以至推廣各自的項目。其優點是包含更多個人的主觀經歷和感受,但缺點卻是欠缺客觀的評價、視野的提升。值得注意的是,這些項目負責人似乎皆並非社區一員,而是外來受聘的專家,真正社區成員的身影卻甚少見。

台北市區(資料圖片:James Hunt @ Unsplash)

台北市區(資料圖片:James Hunt @ Unsplash)

Verb:設計先行 vs 參與先行

大概是基於不同的視點出發,項目的取向亦出現明顯的差異。例如《地方營造》中的主角們,更多是半官方或公營機構的管理者,儘管也會強調「重點不是地方,而是人」、「建築師是幫人的專業、對社區的關懷」(葉長安),「與老友記一起動腦筋」(王建明),「place making,p 代表 place,同時也代表 people」(梅詩華)等;但始終難以洗脫那份「專業味」,項目亦更多著眼於設計師的「創意」、空間的「美學」和硬件的「打造」等。

《地方營造》也訪問了市局重建局和西九文化區的高層,由他們現身說法,能讓我們更了解主流的價值取向;作者似乎也刻意把這些訪問放到最後,從而淡化本書的官方色彩。不過從各個項目的具體細節看,社區成員更像是項目的「綠葉」,最多只能被描述成「持分者」、「參與者」,卻並非地方營造的真正「擁有者」。書中一度提及「ownership」這名詞,但所指的亦只能是「歸屬感」(陳翠兒),而非「擁有感」。

相比之下,《反造再起》中社區成員的地位更很突出。書中的照片總有一種人頭湧湧的感覺,紀錄的都是社區參與的過程,而非創造出來的結果;硬件亦沒有前衛現代的設計,更多只是就地取材的環保、實用裝置;營造的是主要人與人的關係,其次才是社區環境。就正如書中案例之一的台北市南機伴飯,團隊「不是只把社區當專案目標的工作者,吃苦過勞耗損生活,犧牲奉獻投入工作;而是怡然自得、自發樂趣地在此生活和工作。除了像企劃工作者那般重視資源連結、時程規劃、宣傳溝通;也像一樓幾戶人家常在門口泡茶聊天般生活。」(李仲庭)

《反造再起》提及的另一案例,是高雄市哈瑪星的廣三老屋保育,需要修復早已破舊不堪的建築物。但主要參與者並不是工人或木工師傅,而是當地團體舉辦的木工班學員。「如果平常的修繕可以更容易進行,就能提高保存意願,並延長老屋壽命。透過木工班可以引入專業技術,如果有更多人願意珍惜老房子,匠師就有更多發揮的場域,如此一來,傳統木工技術也能在現代社會中找到價值。」(許瀞文)

至於《社區交往》提及的「Open Green 計劃」,亦不約而同強調「動手改造」:「改造的其實不只是空間形式的改變,重要的是在過程中強化社區情感連結,讓大家可以一起解決問題。社區裡的技術達人、嘰嘰喳喳樂於分享的人、剛好路過的路人全都拉進來動手改造吧!」

就如市區重建局的馬昭智說:「不脫節才能談地區營造,生存都成問題,何來轉機?」似乎已一語道破了香港地方營造的困局。香港地「寸金尺土」,必須以效率和成本效益先行 — 試問又哪有「拉進來剛好路過的路人」、「發揮傳統木工技術價值」又或「家常在門口泡茶聊天」的暇餘?

九龍城及土瓜灣一帶舊區唐樓(資料圖片,來源:政府新聞處)

九龍城及土瓜灣一帶舊區唐樓(資料圖片,來源:政府新聞處)

Object:地標先行 vs 社區先行

由此便不難理解,《地方營造》特別強調「地標」的作用,在社區所起的畫龍點睛的功效。但正如香港的文物保育政策,只一味偏重個別硬件建築的維護,而忽視整個社區的總體思考;地方營造同樣流於以「點」為本,勉強或可連成「線」(例如九龍城主題步行徑),但就欠缺覆蓋社區「面」的全局觀。這不禁令人想起,2015 年每個區議會獲撥款高達一億,興建那些所謂的超級地標,結果帶來了觀塘「世界級」的音樂噴泉、無法遮風擋雨的東區文化廣場,和荃灣拆了再起的西樓角花園等。

反觀在《社區交往》提及台北市的「綠點計劃」和「Open Green 計劃」,皆是以一整個社區為規劃單位,目標是盤點和改善區內的荒置空間。前者在羅斯福路沿線找出五處空地,由專業建築師引導區內團體和居民討論,共同創造出多個「雨水花園」、「藥草花園」和「開心農園」等綠化空間,並且開放予團體和居民舉辦活動,讓「社群協力」到具體的管理操作上。

後者更進一步以開放招標的方式,大大降低參與的門檻,讓團體和個人對空間改善自行提案,釋放社區最大的自主自發潛能,共同參與空間的改造和管理,兼容區內廣泛社區的參與和使用,官方則只保留中立支持平台的角色。結果自 2014-2018 年短短四年,已在 11 個行政區開展多達 61 個改造案例(見下圖)。

《社區交往》展了「自己社區自己管」的無限潛能,這不禁令人想起香港 2011 年出版的《改革戰記》,作者黃英琦是 2003-2007 年的灣仔區議會主席,期間經歷了囍帖街和藍屋等重大規劃事件。書中展示了區議會在體制內雖無實權,但假如能善用體制外的社區網絡,仍然能夠在地方營造上發揮巨大的影響力。當年灣仔區議會直接間接介入的多個項目,影響力至今仍歷久不衰。

2003 和 2019 年的香港,皆經歷了史無前例的重大政治事件,導致同年舉行的區議會選舉,泛民主派才有機會突圍而出。前者為區政改革帶來重要契機,可惜很快已經無疾而終,區議會淪為蛇齋餅粽的分贓場所。未來的區議會應該如何走下去?社區營造或地方營造是否主要出路?《改革戰記》和以上各書均有重要啟發,是新任議員和關心區政者必備的讀物。

而到底應由專業先行抑或市民先行?設計先行抑或參與先行?地標先行抑或社區先行?這是區議會未來必須思考的問題,答案或可留待大家自行判斷。

 

註一:舉例而言,台灣的案例可見諸:侯志仁:《造反城市:全球非典型都市規劃術》、《反造城市:台灣非典型都市規劃術》。台北:左岸文化,2013。香港的案例可見諸:鄒崇銘、黃英琦、梁志遠、龍子維主編:《重構香港:從庶民空間到社區更新》、《再造香港:從社會創新到參與規劃》。香港:印象文字,2017。

註二:可參看鄒崇銘:〈社區為本的城市權利運動〉講座。關注綜援低收入聯盟,2015 年 11 月 22 日。

鄒崇銘
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畢業,香港理工大學博士及講師。近作包括:《後就業社會》(2018)、《開放合作》(2017)、《再造香港》、《重構香港》(2016)、《流動、掠奪與抗爭》、《香港在地農業讀本》、《這一代的鬱悶》(2015)等。

發表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