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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哲學家對放任市場的質疑 — 論香港政府的國師芝加哥學派(十一)

2020/10/14 — 17:15

Michael Sandel《Justice: Whats the Right Thing To Do?》(圖片素材來源:TED-Ed 影片截圖、著作封面)

Michael Sandel《Justice: Whats the Right Thing To Do?》(圖片素材來源:TED-Ed 影片截圖、著作封面)

哈佛知名哲學家 Michael Sandel 在其著作《Justice: What’s the Right Thing To Do?》中,曾探討自由至上主義,對始自列根和戴卓爾夫人的放任市場思想,以及背後的哲學理據提出質疑,部分矛頭更指向兩位經濟學大師 — 海耶克和佛利民。

Sandel 提到,佛利民在《資本主義與自由》(1962)中主張,許多大家都接受的政府作為,其實對個人自由都是不正當的侵犯。他舉的例,包括美國的社保制度 — 政府主導的退休金計劃。佛利民問:「有人明知後果,也只想活在當下,現賺現享受,故意選擇要貧窮過晚年,我們有什麼權利不讓他這樣做?」佛利民亦以類似理由反對最低工資,認為只要工人願意接受,不管再低的工資,政府也無權不准僱主支付。但假如佛利民仍在生,不知會如何看美國的貧富懸殊問題:

去年,美國的經濟政策研究所高級經濟師 Elise Gould 在眾議院籌款委員會作證時說,「自 1979 年以來,頭 1% 的家庭收入增長了 229% ,遠超底層 90% 家庭那慢得多的 46%、按年計算僅有 1% 的增長。」至於美國最富有的三個人加在一起的財富,比美國收入倒數 50% 的人口的總財富還要多。最富裕的 5% 的美國人的財富加在一起,佔國家財富的三分之二。而由《財富》雜誌評選出來、全美最大的 500 間公司中,有 91 間沒有納稅,甚至有億萬富豪交的稅率比一名水渠工人還要低,這反映甚麼?億萬富豪比一般人的財政自由更多,而且多好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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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利民那種出於冷戰時代背景、以反共為旗幟、標榜個人自由凌駕其他社會價值的經濟觀點,一直深深影響香港,並取得管治階層與主流社會的信任。以王于漸和雷鼎鳴為首的主流經濟學者,唯這位芝加哥學派宗師馬首是瞻,不論當政府顧問,抑或上電視論政、寫文章議事,都秉承佛老自由至上的原則,對全民退保、最低工資,以至各種損害社會上層利益的稅制及福利改革口誅筆伐,上綱上線做「福利主義」,大力批評這樣搞「大鑊飯」會嚴重打擊工作和投資意欲,損害經濟,終令全民受害云云。

94 年,78 名以經濟學界為主的學者 — 包括雷鼎鳴 — 發起聯署,大力反對政府推行老人退休金制度,間接促成其後臭名遠播的強積金誕生。04 年,領匯(領展前身)上市,賤賣公共資產,盧少蘭婆婆入禀阻止,被社會上下罵到狗血淋頭。06 年,德高望重的關信基教授創立公民黨,主張最低工資與最高工時立法,以及擴闊稅基,實施「累進稅制」,「確保社會資源公平分配」,藉以「消除社會歧視和貧富懸殊」。關教授以民為本,早認清香港的深層次問題,嘗試對症下藥,但民主大報就罵他連共產黨也不如。由此可見,我們社會被芝加哥學派思想荼毒得幾厲害,一些影響深遠、可促進港人福祉、大大降低整體痛苦指數的倡議,不是不必要地被大幅延遲執行,便是被制止、被剔出考慮之列。最諷刺的是,當真正的國進民退殺到,主流經濟學者卻選擇噤聲,甚至大力擁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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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ndel 在《Justice》書中分析,《無政府、國家與烏托邦》作者 Robert Nozick,為自由至上原則提供了哲學辯護。Nozick 極度重視個人權利,認為只有功能最小的政府才符合正義。他認為要求富人繳更多稅來幫助窮人,等於強迫富人,侵犯了富人支配自身財產的權利。自由至上主義的道德核心,依 Sandel 所言,正是「自我所有權」— 如我擁有「自我」,我一定也擁有我自己的勞動成果。香港主流經濟學者在捍衛富人利益時,往往也搬出這種道理來質疑向富裕階層抽更重的稅,損害其財產權。他們反建議公眾鼓勵行善,而非加稅,強迫富人不情不願地為社會付出更多。

Sandel 並沒有一刀切否定「自我所有權」,他只是質疑自由至上主義把它當成護身符,但又不肯接受自由放任的邏輯後果。他以賣腎為例,就算是美國,就算是那些極度重視「自我所有權」的人,大多無法接受器官可在市場自由買賣。換言之,自由至上主義仍是有道德底線的。問題是這條底線定在哪裡,以及支持這種定法背後所持的理由有幾強。

香港的主流經濟學者,或芝加哥學派的藍血傳人,會怎樣定這條道德底線呢?看看他們總是很有技巧地避重就輕,捍衛大地主的私有產權,以及大商家賺到盡的巿場自由,大概也知道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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