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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教師的不穩與浮動

2020/12/29 — 10:01

資料圖片:香港大學

資料圖片:香港大學

這兩天教育界又發生荒謬的事件 ── 某位完成港大課程取得教師資格的老師,於小學任教超過半年後突然被告知該港大課程只提供中學教師資格,而不符合小學老師要求,為此教育局要向小學討約 20 萬薪金。然而,該小學在聘用之前已向香港大學查證課程資格合乎任教小學要求。此事反映出香港教育政策的混亂,亦看出教局、大學官僚的不負責任。老師、小學慘成人球及行政失當的代罪羔羊。

如果有留意香港的大學近年的作風,就知道事件只是冰山一角。事實上香港眾多大學,為符合政府政策,增加學系收入,視大學教員如工具。筆者近日與任職大學的朋友傾談,又論及現時大學合約老師的工作狀況。希望借這個機會,再與公眾說明。

大學教師的不穩、浮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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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大學學年三改四,大學自然多了許多學生、課時要處理。順利成章的做法就是增聘大學老師,以應付更多教學工作。但事實是政府在推行三改四時,根本沒有準備按比例增加大學老師,而是希望節省資源、減省成本。於是大學沒有足夠的經費增加長期教席,而是依賴合約方式,聘用許多剛從研究院畢業的年輕學人。同樣的情況也發生在頒授副學士的社區學院。

合約老師許多時只是呼之則來,揮之則去的人力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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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看出,每年香港及海外均有大量新的碩士、博士畢業生。逐個學期或逐年簽署合約,正好給予學校機會尋找更好學歷的老師的機會,無須負擔累積年資而加薪的額外開支,也可以令學系提供的課程每年更新。這個做法故然有利於大學營收,代價卻是剝削合約老師。

許多本地合約老師縱使合資格成為大學教授,亦未能獲得固定教席,工作量與正式教授無異,卻是同工不同酬,需要面對經濟不穩的問題,心理壓力極大。而每年續約,為了爭取續約機會,往往要承擔許多教學以外的行政工作,付出額外時數為學校打拼。

大學及政府的雙重目標,透過剝削年輕學人達成

稍為知悉大學運作的朋友,應該會看出一個問題。就是香港的大學這種操作,似乎會影響其研究產出。因為一所大學,謀利固然重要,但真正建立名聲、維持地位的方法,應是產出高質量的研究。在課時上逼迫年輕學人,令他們的時間完全由教學及行政充塞,又如何指望他們能交出好的研究?

這又關乎到另一個大學慣常的操作。就是當大學真的要招聘長期教席時,學校就會展開全球招聘,此時本地被當做牛馬的合約制年輕學人,就得與全世界其他學者競爭。學校自然只會揀選研究成果最豐富的學者。某些外國學者,研究成果卓著,未必是因為他們研究能力真的比本地學人高幾多,只是他們之前的工作環境比香港的合約老師好。

但香港的大學才不管這些,總之順利請到了有研究成果的年輕教授,就能為大學的研究表現增磚添瓦。另一方面,繁重的教學工作則由海量的短期合約老師負責。
在這種結構下,本地合約老師自然是大學節省成本下的犧牲品。偶然有特別出類拔萃的或可照樣成為教授,但也難免有許多派系鬥爭的陰影。

對本地學術、及學術群體的背棄

說到底,這對學術群體而言是極不健康的,也是對本地學術的背棄。本地大學承受政府資源,培養出許多碩士、博士,本來就是要回應本地的研究及社會需要。又或是從外地受訓回流香港的學者,也是對香港社會有承擔的。不去重視培養這些人的研究能力,或尊重他們累積的教學經驗,反而視之為可有可無的棋子,絕對是一種資源的錯置,罔顧了本地學術人才的發展潛能。

再而,大學現時對「重要研究」的定義亦長期為人詬病。大學為了追趕國際排名,於是不斷追趕國際期刊。但所謂的「國際」期刊,不免是以英語世界 (anglophone) 為中心的學術圈。於是變成香港的大學所認可的研究都是適應英美研究興趣的研究。真正關於本地的研究、用中文撰寫的研究不容易登上國際期刊,自然亦不為香港各大學所重視。結果是,真正為了香港、立於香港的學術研究,被系統性地邊緣化。這種狀況自然亦影響許多有意投身本地學研的年輕學者。

大學的文化責任

說到底,現時大學用節省資源的方式去辦教育,用選購貨品的心態去「收購」有現成研究產出的成名教授。最終就是犠牲教育質素,研究虛有其名,背棄本地學生的利益。真正培養出貢獻社會的知識社群被無情貶低,深耕細作的研究土壤無從建立,大學僅是跑指數排名的空殼,於社會無益。

要真正解決問題,需要的是改革教育政策及大學制度。就算是資源不足,學校都可以延長每份教學合約時期,由一個學期到一年,提供相應的勞工保障,預留足夠的時間及空間,讓年輕學人專注教學,進一步醞釀新的研究興趣和能力。大學撥款的制度要更公開透明化,更著重本地社會和文化的責任,用心培育年青人。這些,都可以從公民社會對學術環境的關注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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