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722

    天地閉,賢人隱,願我們免於「惡的浮淺之處」

    以往公平正義縱然沒能實現,但在公共領域,還是毫不含糊;人間公論,還是正道恢然。

    但自國安法起,中共決意改土歸流,社會政治格局歸於一黨專政。至此「公論」的各個支點,所有肌理,難免土崩瓦解。發言的人、公佈的平台、研究討論的空間、傳播的管道,都將被消失或成為管方喉舌。「公民社會」、「公共論域」將無法保持「顯揚」與「開放」。

    對習慣於公道、公論的香港人,包括在下,恐怕一時間難以適應。公論的消失,會令是非判斷失去「公共」的洗禮。所有人只能退到私人領域,各自評斷。這對人與真理的最大考驗是「孤立」(isolation)。

    孤立也者,並不取決於人數之一與多,而是看有沒有「是非之心」。這講法同時借用了孟子與鄂蘭。身在眾人之間,但由於社會及政治的壓迫,令人與人之討論、交流消失,被迫重複「主旋律」,則再多的「眾人」都只是孤立的,連自己的聲音都被取消。反而獨自一人(孤獨,solitude),如果不迎合主旋律,保持是非之心的澄明,還可以保持自己的聲音,與自己對話,不放棄「是非判斷」。

    天地閉,就是對人的考驗。看人還是否有不隨俗的意志,堅持自己思考是非的判斷,承擔自己的責任。每一個行為,都是自我對話思考的結果,而不是「我都係跟大隊,無得揀」。人一旦放棄思考,順從「主旋律」,以為自己「沒有責任」,那就是鄂蘭所謂「惡的浮淺之處」(banality of evil)。並不是說邪惡本身有多平庸膚淺,而是人放棄了自我判斷與責任去追隨主旋律的「俗」,就是放棄人自主自立的根據。沒有「根本」,沒有「意志」,所以才叫浮淺。這種惡的出現,正由於人放棄思考與判斷。放棄思考與判斷,就會以為自己沒有責任與罪責,與極權同流合污。

    二戰時屠殺猶太人的官僚艾希曼面對戰後審訊,就有兩套說詞,一邊說自己只是在執行「元首」的命令,另一邊說自己不過是所有德國人的其中一個。兩套說詞都否定了自己執行命令時自身的思考與判斷。但法庭並沒有接受這些說詞,而是還原艾希曼為一個人。他自己放棄自主思考,並不是他推卻責任的理由。

    那我們怎樣在天地閉之時自處?鄂蘭提出的回答是保持「孤獨」,也就是「賢人隱」,也近於現在流行的「躺平」。「孤獨」就是盡力去保住自我對話,心靈澄明的空間。這可能指向退出社會政治秩序,不擔任公職,避免處於執行國家法令的位置,這就近於躺平。當然如果要處於要位去執行反抗的任務,也可以是一種孤獨,保持是非判斷。但殘害正義的行為不能靠反抗去抵銷,只能照樣承擔責任。到哪天公義的審判重現,還是要受正式的審訊,歷史的評斷。〈舒特拉的名單〉,就是例子。這是「天地閉」底下對人性的拷問,也是正道是否彰顯的試金石。如果一個社會,好人要做壞事才能為善,那就是一個不義的社會。真正的進步,不單是保持個人的善良,而是邁向善惡到頭終有報的社會及制度。

    另一個自處的答案來自哈維爾。與鄂蘭相似,要我們真誠地活(living in truth)。真誠的基礎是不要為了生存而忘了生活。在極權下談生活好像是奢侈的。都已經透不過氣了,還要生活?還要堅持文化、文藝、社交?是的,極權之凶猛,在於要我們接受自己只能生存,只有經濟層面。所以要對抗極權,就是堅持自己有生活,有文化。哈維爾說在極權下,不可忘了街坊之間的問好,不分雅俗的音樂與文藝。轉借鄂蘭的說法,這些小事情、小情誼,可以讓人對抗極權施加於人的「孤立」。在捷克民主化之前,人民從沒有放棄在私下非議極權管治,沒有放過教育下一代,官方的說法是虛偽與謊言。這些都是後來天鵝絨革命的基礎。

    「天地閉,賢人隱」,但沒有消滅「天地變化,草木蕃」的可能。但怎樣令天地變化?很可惜,哲學家沒有明確的答案。只能說真誠地活,堅持思考是變化的基礎。用儒家的老講法,由「內聖」而「外王」,後者還有好長的路要走。希望日後借用黃仁宇去開啟後面的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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