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片素材來源:團結香港基金網站

夷平新界,最大得益者是誰?— 論香港政府的國師芝加哥學派(六十三)

奧運期間,林鄭和多位官員睇比賽,無陳茂波的份財爺就頻頻落區,活躍於網上 — 1 月至今,發帖已七、八十篇 — 又聘用公關公司分析大數據,表面上體察民情,但有拉票活動的影子,彷彿特首爭奪戰已展開。新常態下,巿民對政治有疏離感,但未來特首政綱,特別是經濟民生部分,始終對留港生活者影響甚巨,不能不理會。

《紫荊》雜誌 8 月號發表港澳辦主任夏寶龍講話全文,特別提到管治者要德才兼備、有管治才幹,破解香港的深層次矛盾是一大任務。由於「告別劏房、籠屋」太吸睛,他說到要「具有戰略思維和宏闊眼光,注重調查研究和科學決策」便被人忽略。建制派的反應故有參考價值:梁美芬聯同雷鼎鳴、梁燕城等多個界別人士創立「凝聚民心」平台麥美娟亦搞了個所謂智庫「治港新政」出來,連同民建聯幾個月前率先宣傳「變革香港」,看來她們有意扭轉形象,做「賢能愛國者」。搞智庫,似乎有腦一點,或許有幫助 — 但觀其人腳與提案內容,都是新瓶舊酒。民建聯年初還強調促進社會公平,推動「二次分配機制」,到最新向政府提交《施政報告期望》,已不見提及 — 諷刺是,中國反而設法收窄貧富差距的鴻溝 — 由李克強支持地攤經濟,幫助微小企,到研究如何化解結構性的不公(註一)— 香港如此富庶,但管治階層至今仍無意推行會損害權貴利益的舉措,連打擊囤積居奇的空置稅都撤回。

表面上急中央所急

談到「智庫」,不得不提由前領展高層、港大首席副校王于漸教授全力加持的團結香港基金(下稱團基)。團基有強大的商界背景,代表何者利益,心水清會明白。隨著政治環境轉變,團基也動作多多。王于漸年初曾率領一班港大學者發表《香港經濟政策綠皮書 2021》,與團基同步推銷賤賣公屋計劃(可參考筆者文章〈港大首席副校欠中央一個解釋〉)。團基近月亦馬不停蹄,就不同議題發表偉論,開記招,搞論壇。當中最著力推銷「土地房屋政策研究報告」,建議全面加速,推動新界大規模城鎮化,猛力興建鐵路和道路網。大量村民將痛失家園和立足地,用以打造甚麼「文化及科技走廊」、「現代物流與商業圈」和「樂活與休憩空間」。

值得留意的是,民建聯近期交給政府的《新界北建設香港新中心倡議書》,內容大同小異,皆以開發新界北為主打。背後想法 — 王于漸推廣多年 — 就是將問題全部推到供應不足,以及政府規限太多之上。所以拆牆鬆綁,再移山填海,興建大量公屋,深層次問題便迎刃而解。但眾所周知,高地價政策實行多年,「地產稅」超乎尋常地高,禍害日積月累;但由於遊戲規則特別獎勵物業持有人,環球(包括本地)投資者把不合比例地高的資產額押注港樓,而且槓桿奇高,樓市已大得不能倒。任何想破局的變革,都須由經濟政策背後的理念和原理出發,抽絲剝繭地分析,以實證研究建構理論根據,設定可行方案,爭取民意支持,再在持續監察和動態修正的機制下,按部就班地推行。團基和民建聯並無這種解決問題的意識,一味以基建先行帶動經濟的發展模式,盲目催谷樓宇單位供應,只益了發展商及相關人士,等到基本因素大變,或出現黑天鵝,便留給政府一個爛攤子。

跨學科知識是關鍵

由於中央明言,香港未來發展要注重調查研究和科學決策,團基報告的遣詞用字,亦特別強調以戰略眼光、全局思維做規劃,並利用大灣區策略優勢,釋放新界發展潛力,鞏固香港國際樞紐地位云云。但見識過當年政府怎樣推銷數碼港、中藥港和科學園 — 後來不是變地產項目,便是爛尾收場 — 或有留意團基如何力撐和宣傳「明日大嶼」,對這些冠冕堂皇的字詞一定會提高警覺。

不論「區域視野」,抑或「腹地紐帶」,團基所用的宏大口號,都離不開「高大空」。內容方面,講得最實在,亦最反映其真實意圖的,是那些大興土木、夷平新界的構思。團基要基建先行,用市場力量拆牆鬆綁,就等於用領展(或市建局)掠奪民脂的方法,不斷借翻新(重建)工程,趕走紥根社區的小商戶,再以高價租/賣給大集團,服務邨外貴客(可參考林超英〈出售公共資產損害民生 — 領展案例〉)。其後收入暴增,便可自圓其說,反過來合理化這種助長大魚吃小魚的開發方式,以及讓囤地者套現的公私合營神話。

若政府採納團基(及民建聯)的建議,便正如中大地理學者伍美琴所批評的一樣,把規劃淪為只是照顧土地「交換價值」(即「市場價值」)的工具,而且是大範圍進行,把新界的農村/社區一個個連根拔起 — 2019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班納吉及杜芺若在《Good Economics for Hard Times》書中提到,經濟是有黏性的,並非傳統經濟學家所設想那樣,人們可以隨意轉換工作,發展機會可以輕易由一個地方轉移去另一個地方。這其實很合符我們的生活經驗。人是有慣性和依附性,會對自己所屬的社區/工作地方產生感情,會為其犧牲物質享受和忍受苦楚。領展及市建局弄到社會怨氣這麼大,正因為它們那套只識講錢的推土機邏輯,把無數人的家園和賴以過日子的社區摧毁。而團基報告正要把這套邏輯推展至新界,它雖然建議要針對性重置和賠償受影響人士,但著墨極少,根本是聊備一格。萬一付諸實行,苦主爆燈,便為社會平添不穩定因素。

夏寶龍說過,要「有效破解住房、就業、醫療、貧富懸殊等突出問題」。這有賴充分運用跨學科的知識,尋深層次矛盾的根,研究對症下藥之法,再循序漸進地執行。教大香港研究講座教授呂大樂 7 月 30 日在《明報》撰文指,劏房存在反映社會結構性問題嚴重,認真處理的話,要研究每一個環節,交出全盤計劃,由細節到大方向,都需要大辯論 — 由政府角色、如何看待貧富差距、如何改善民生、怎樣分配資源到如何建造新城市等等……說到底,香港的深層次矛盾,源於過度的房屋金融化(註二),加上金融海嘯招來全球量寬,港府卻無相應措施把禍害減至最低,是故呂教授才認為有需要處理結構性問題,不能頭痛醫頭,否則無法切除導致劏房這怪胎的根源。

大型發展不一定是壞事,但搞科研又好,搞體育文化藝術又好,重點都不是先搞地產,搞硬件,而是提供各種合適條件(基建只是其中之一),孕育由下而上、先業界後官僚、循環不息的生態圈。要以人為本,特別在城市和空間規劃方面,不能不重視伍美琴口中的在地知識,追求健全而可持續的發展。目標是照顧不同階層、能力人士之生活及情感需要,進而幫到實體經濟,使社會/區具備抵抗經濟逆境的能力和緩衝空間 — 有人情味的舊社區會提供物質和情感支援,所謂守望相助,是不會在領展及市建局轄下的商場出現 — 讓較弱勢的群體(包括向下流的中產族)有改善生活質素,重拾個人尊嚴的轉圜餘地,減少對政府純粹金錢援助的依賴。

團結香港基金枉稱智庫

特首黑馬李小加昨天(19 日)接受 TVB 財經節目訪問時也懂得說,在各行業發展的過程中,必須在效率及公平中取得平衡。但「公平」二字,根本沒出現過在近期向政府出謀獻策的政團或所謂智庫口中 — 就算有,亦只放在極不起眼的位置。以團基為例,其報告固然無深刻反省和認真檢討香港為何富裕到如此令人無希望,無從過去吸取教訓,無就自己的建議做足風險評估,無處理報告內部的矛盾(註三),更加無研究和比較其他解決問題的可能性 — 例如中短期而言,採納本研社善用棕地的建議,包括那 1,965 公頃政府未詳細研究的土地在內;長遠一點,有伍華強的終極方案,以至可參考「德國模式」在香港如何(局部)落實,減少量寬對各行各業造成的傷害 — 論證本身提議為何有凌駕性及優先性。關於融合的細節,團基亦講得不多,似乎「背靠中國」便甚麼難題都解決得了,不用深思熟慮,這根本是思想懶惰。

從方法學的角度看,團基的報告根本達不到基本要求,只是一味 hard sell。受過哲學訓練的人,很難相信它不是先有結論,再堆砌理據,達至推銷的效果。刻下全球政經局勢進入不穩定期,團基和民建聯的建議卻漠視移民潮、資金外逃,以及美國隨時加息等不利因素,要政府押重注在「明日大嶼」及新界大白象工程上,承受非比尋常的財務壓力(團基又建議發行「土地債券」讓囤地者多一種套現的門路),這真的對香港好,對中央政府好?

結語

諾獎得主史迪格里茲曾指出,主流經濟學最喜歡講涓滴效應,但事實剛剛相反。做大經濟的餅,不單不能讓社會的中下階層分享到好處,財富更加是向上流,集中到少數人手上。同樣道理,團基和民建聯的建議,聚焦在造地,靠友好的學者加持,誘使政府把公帑流向地主和發展商,翻炒以鐵路帶動周邊地產發展起飛的牟利方程式,就算最後把「餅」做大了,除了部分用來建公屋外,其他新建的房屋仍舊會拿去巿場賣給豪客(假若沒有造成負資產危機),全民皆樓奴的經濟結構和制度原封不動,根本沒有真正回應中央的要求,針對性解決貧富懸殊等問題。

由大商家主導城巿發展,對民生做成災難性的傷害,筆者在〈捍衛地產商權益的經濟學者〉已分析過,不贅。現在最值得人擔心的是,萬一最高權力機關採納了團基的提議,那不論將來由誰當特首,都要執行其預先準備好的「政綱」。這將會是一個除地產商、發展商及相關專業人士以外,人人都會吃苦果的結局。

 

(註一)中央財經委員會辦公室經濟一局局長張曉樸出版了一本新書《金融的謎題:德國金融體系比較研究》,探討中國金融改革以德國模式 — 金融服務實體經濟,並要促成良性循環 — 為參考對象。替該書寫序的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李揚教授提到,德國是以租賃住房為主的,這根本上弱化了房地產市場與金融體糸的相互關係,杜絕二者互相加強的惡性循環。而香港正正陷入這個惡性循環當中。租客的居住權得不到起碼的保障,是市民非置業安居不可的其中一個原因(另一原因是投資保值)。政府需要做的是幫助人安居樂業,而非置業,在這種思考路徑之下,創造健康的租務市場,是一個必須深入研究、並設法付諸實行的選項。

(註二)聯合國適足住房權問題特別報告員 Leilani Farha 2017 年接受《衛報》訪問,就 financialisation of housing 發出警告,指摘近年不受控的全球資本令大城市旺區的樓價或租金颷升,跟中產及基層脫節。Farha 稱,大城市一味興建超貴物業,所形成的社區失去住屋的社會功能。窮人被逐,加劇財富不平等,以至在市中心製造出社交死水的區域 — 這是 residential alienation 的過程。她又提到,樓宇買家往往是買來投資,不介意丢空房屋,使僅餘的住戶缺乏鄰里關係。

(註三)中國崛起,各方面條件都會改善,自然減少內地人來港的意欲。在這個趨勢下,香港和大灣區進一步融入,就算無造成人口淨流出的現象,亦難望有明顯增幅。另外,政府統計處去年發表報告,估計本港人口去到 2041 年便會到頂,達 811 萬人,之後開始回落。這些數字還未計算移民潮的影響,未計算社會氣氛對市民生育意願的衝擊。團結香港基金的報告可沒有考慮這種種因素,聲稱未來三十年香港需要至少 9,000 公頃土地,即使「明日大嶼願景」如期落實,土地都不夠用。不斷移山填海去起樓,這些樓隨時二、三十年後才落成,到底是為市民的福祉,抑或為發展商要食大茶飯著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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