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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工口述史系列之 2】無奈何與無間斷 — 從文職到照顧生涯

2020/9/13 — 11:19

圖:phoebe

圖:phoebe

從少時經歷與家人一起做外發手工,到文職人員再轉照顧員,阿花 (化名) 的打工涯,可謂不少同代進入職場的基層文職女性的寫照,也見證了香港由輕工業、貿易港、工業北上、前店後廠三角製造,到金融與服務業的時代。同時,她與家人的經歷,也見證了香港戰後嬰兒潮帶來的人口老化下,安老政策嚴重不足的困境。人生,充滿了各式各樣不可控的因素,一件微小且偶然的事件,便足以改變命運;更有大量事情,或者在我們意識它存在之前,它已強烈地影響著我們每個微小生命的走向。在社會變遷的鴻流裡,阿花如何蹣跚而堅定地走著自己的路呢?

「咁大個都未試過唔番工」

阿花(化名)小時家住雞寮徒置區,家中的事,她已不太記得,只知道屋租、家頭細務,父母都會打點好,所以對屋租、消費水平等等,她一點記憶也沒有。不過,六十七十年代乃是香港輕工業的全盛期,香港有許多電子、玩具、成衣等等的工廠。工廠下班後,更有大量外發工可以讓勞動階層當成兼職拿回家,一家大小一起做。六十年代出生的阿花,小時候亦經歷過一家大小一起做外發工,她舉起手給我們看:「啤手錶膠圈,啤到宜家手上都有個印!」回憶中,除了在家中做手錶的工序,她再年長一點時,也有做暑期工,做過包括生產手套的工廠。阿花笑說:「咁大個人都未試過唔番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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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仔返通宵更唔係幾好」?

七十年代末,香港已成轉口港,貿易公司發展蓬勃,股票市場亦已成形,需要大量文職勞動人口。阿花完成中五課程後,因未能升學而選讀為期半年的秘書班,及後在啟德機場的空運貨站公司(Hactl)當文員,負責輸入一些貨運資料,薪酬為每月$1,200元左右。阿花指,以剛畢業的學生及當時的物價指數來説是相當不錯:「同期畢業嘅同學仔,嗰時每個月都只係拎緊$900-$1,000蚊,所以我覺得呢份工嘅人工幾好,而且都只係入吓資料咁。」唯一的缺點是沒有升遷機會,而且需要輪三更,包括通宵更:「屋企人唔鍾意,話女仔返通宵更唔係幾好」,因此只工作了三個月便離職。阿花表示很可惜,問及她為何接受家人的說法,她笑說:「嗰時懶係乖嘛!」這個年代通宵更並不盛行,一般為主流所接受的工種之中,也沒有沒有像711這類通宵營業的店舖,夜歸少年往住會被視為不良青年,更何況是通宵達旦的工作,容易令人產生遐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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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個售貨員都請個廿歲的啦,唔到你做!」

此後,阿花有一段長時間不在香港,她亦不願談及。當她再次回到香港,已經踏入千禧年,不少境況與過往大有不同。隨著1979年中國改革開放,八、九十年代香港不少工廠因而北移,工業逐漸式微,風光不再,香港經濟亦逐漸轉型發展第三產業(服務業)。

「走之前都仲係雞寮徙置區,一番到嚟已經上咗公屋,雞寮都變咗翠屏邨。」當筆者問及回來後變化這麼大,而且又上了年紀,會否感到徬徨時,阿花則答:「唔徬徨,嗰陣失業率都只係3.8%,唔算好高,都容易搵工,差在人工高低咁解,而且我相信總會搵到,差遲早問題姐」。「但都心急搵工嘅,會有壓迫感」阿花形容母親從小到大都很勤奮,星期一至六早上在工廠工作,晚上有時做住家工,及一些工廠外發工,又去賣菜,近乎沒有停過手,是典型透過工作建立自己的人。亦因如此,為阿花帶來些許的壓迫感,不敢停下來或停太久,想早點找到工作。「嗰陣媽媽見我仲未搵到工,就同我講不如去揸巴士啦」阿花見筆者大感驚訝,問她是否有駕駛執照,她笑說:「哽係無啦,嗰陣邊有女人揸巴士㗎,全部男人嚟,而且我又咁細粒!」

而此時的阿花已經四十多歲,想找文職工作,但基於年紀問題,不少公司都不會聘用,遭受市場排擠。根據《香港金融管理局季報-失業問題的根源》(2004年6月)報告顯示,2000-2003年期間30至49歲的女性勞工是失業率最高的一群。而且當時許多文職都開始轉型,需要一兼多職甚至有些許體力勞動,例如在緊急情況下需要「出街」:去銀行入數、送文件等,因此他們多半都會聘請相對年輕的員工。阿花指:「請個售貨員都請個廿歲的啦,唔到你做!」因此,她當時花了三個多月的時間才得到兩份文職的回應,一份是塑膠玩具承辦商文員,另一份則是某科技公司聘請秘書,兩份工作的薪酬相約,每月有$8,500-$9,500元左右,然而前者的工作地點離家甚近,後者則在現時離家遠一點,她説:「媽媽叫我做玩具廠呢份,因為近屋企,而且又包伙食包午餐」,她指出當時父母皆已退休,家中經濟就靠她一人,最後因地理因素及福利待遇而選擇了玩具廠文員的工作。

「珠三角製造」的尾水從業員

阿花指出塑膠玩具廠某程度上是擔任承辦商的角色,為內地的生產商及外地的經銷商搭建合作橋樑。其實她所說的,就是因中國改革開放和資本全球化轉型而成的「前店後廠」中港經貿關係。九十年代的香港,由原先的工業生產地轉變成一個營運中心,控制着分佈廣且跨地域的生產網。讓香港從服務於海外客戶的合約生產承包商轉化為「三角製造」中的代理商,串連著「珠三角」中另外兩端的海外買家和內地工廠。

阿花任職的公司生產的玩具種類繁多,各種類型的娃娃、過山車、積木、車仔都有,而且是專門仿製名牌的:「即係個名牌改左兩隻英文字,個商標樣差唔多嗰種囉」。公司規模不大,兩位老闆加上員工:包括設計員、執板員、打雜員、會計員及兩位文員,一共只有八人。文員一位對內(本地客戶),一位對外(外國客戶),而她便是與外國客戶聯繫的那位,負責接訂單、寄出及簽收玩具樣板的快遞,每年需要到玩具展推銷產品給客人,吸引他們到辦公室下訂單。她指單是這些工作已忙到停不下來,然而老闆還會叫她做工作範圍以外的工作:「佢有時會叫我做工作範圍以外嘅嘢,例如會叫我去執板房,但呢個其實另外有工友去做,忙起上嚟打雜嘅都要做。仲有呀佢臨放工先叫你做嘢,做多15分鐘左右啦,唔會超過30分鐘,因為超過30分鐘先計OT呀嘛!」

除了老闆無理的要求,同事針對她年紀大的刻薄的言語亦讓她不好受:「印象最深刻就係有個同事話我喺度獻世,嗰陣聽到真係好唔開心!」

「嘿!你哋都唔知啲黑暗史!」訪問到中段,阿花才提起這件事。當阿花正式就職後,才發現香港這邊的老闆,會打電話叫內地的工廠用無毒材料做「特別版」,然後拎去化驗所化驗,獲取安全認證,而她就負責把安全認證的電郵寄給外國的客戶,稱該批貨品無毒,但事實上可能真正運到外國的玩具,是含鉛超標或含有其他有害物質。當問及對這件事有何感受時,她續説:「覺得自己知法犯法咁囉,都好無奈,因為嗰陣都難搵工,呢份都搵左幾個月先搵到,而且又拒絕咗秘書嗰份,唯有繼續做。」筆者拿訪問的第一稿與阿花討論時,表示沒有想過原來在「中國製造」之下的有毒玩具,原來是香港這邊拿的主意,阿花慨嘆:「奸商就在哪裡都一樣是奸商!」

這個三角製造模式,隨著中國在2001年加入世貿之後,已逐漸式微。看來,在時間上,阿花是進入了這個模式的「尾水」,故也同時面對了這個模式失落後對其從業員的打擊。這份工她做了十年,直至珠三角製造的模式結束,玩具廠結業,帶來她的失業。

由文員轉行為照顧員 嘆未能學以致用

玩具廠結業後,適逢阿花的母親重病纏繞,面對病母,她毅然放棄重新找工作,決定全職照顧母親。不幸,阿花的母親不敵病魔,兩年後離開了她,剩下兩父女相依為命。

母親離世後,阿花也有嘗試重拾文職工作,但好景不常,壞景經常,雖找到一間考慮聘請她的公司,可是阿花形容那間公司的要求「離譜」:「份工要求我識會計、識煮飯,又要跑銀行,但淨係開價$8000(按:月薪)…連我開$8500他都不肯!」。阿花找了好幾個月只找到這份文職,懷疑因年紀被壓價,故令阿花考慮轉行。

在照顧母親的經歷中,阿花一直想做得更好,卻覺得自己不懂得去做,於是,萌生想做照顧員的念頭。阿花指,想當照顧員,多少是一份對母親的補償。再者,當時找了三個月都找不到工作,最後見到:「某社會服務機構有培訓同實習,而且仲有津貼,咁我咪去讀書囉」。課程及實習大約為期9-12個月,取得照顧員牌照後,阿花便在工作了一年。她續稱從文職轉行或多或少都有點不甘心:「讀咁多書要幫人執屎執尿,都要用啲時間適應架。」,她坦言用了幾個月的時間來適應新的工作環境。當問及為何不甘心仍繼續做,她無奈笑道:「咁都好過無工返㗎。」受訪時已從事護老服務多年的阿花,同時也覺得照顧員的社會貢獻也不可忽視,因為厭惡性行業,就如護老和清潔工,都是無人想做,但社會又非常需要,否則長者和他們要上班的兒女都會好徬徨。同時,市場對於中年女性的排擠也是個問題,文員職位替代性高,市場一直傾向聘請資歷短的年輕僱員,薪津較低容易控制,反之,擁有多年文書工作經驗的阿花便因年紀及資歷受市場排斥:「當年一齊讀秘書班嘅同學仔好多都轉咗行」。

於是在2011-12年,阿花就在報讀照顧員的機構處工作,做的是離院服務,即是長者剛離開醫院的短時間內,提供的日間上門服務:「一般會做陪診、送飯、上門打掃、沖涼、協助長者做運動…舟車勞頓好辛苦囉」。原來中心服務範圍囊括整個觀塘大區,由秀茂坪到九龍灣都在服務範圍內。「我上下午各做一個家居服務,中午時候要做埋送飯」。身體有舟車勞頓的苦,心底有新人入行的不忿:「做得耐啲嘅人會恰新人,叫你走多一轉派多個飯」阿花也有自己的傲氣,同時也有點泄氣,最終做了一年就轉工。

安老政策嚴重不足 長者、護理員皆叫苦

隨後,阿花又做了一個月政府資助的老人院,但卻只做了一個月。她自言,看不慣同事對待老人家的方式:「朝早要叫老人家起身食早餐,有個做得耐嘅同事見個老人家唔肯起身,就摑佢一巴」、「佢哋仲會偷老人家嘅尿片」。她認為那些護理員都是新移民:「佢哋有啲講普通話、或者有大陸口音嘅廣東話」、「佢哋好多都做咗幾年」。阿花就著她認為有問題的情況向上司反映,上司卻選擇相信年資更長的同事,於是她便灰心離場。

由於筆者對安老政策並不熟識,因此找了些相關資料及訪問了一位從事長者服務的社工。2016年政府中期人口統計中,單是觀塘區有111,259名長者,而觀塘區長者日間護理中心名額(截至2019年3月)卻只有407名,即每1000名長者只有3.6個名額,服務名額少得可憐。根據網上資料,現時全觀塘區,連資助及私營護老院,共有40間,共只有1682個位置。

此外,安老服務人手極度短缺。撰文期間筆者上網搜尋,輕易便搜尋到某招聘網中的相關護理員工作空缺多達三萬多個。受訪社工亦表示,護理員的工作量大而辛苦,他直言:「香港人唔會肯做。」根據《安老院規例》,照顧員與受照顧長者的比例,日間(上午7時至下午3時的期間)為1對20;午間(下午3時至下午10時的期間)為1對40;夜間(下午10時至上午7時的期間)為1對60,加上護理員需負責長者們的日常起居照顧,當中不少為體力活動,如幫忙洗澡、上下輪椅、處理排便等,還要處理長者的情緒,無論體力勞動還是情感勞動的工作量均大得驚人。

香港人不肯做,唯聘用新移民及外籍勞工以緩人手短缺問題。根據民政事務局的數據顯示,低技術工人就業人口中,單程證持有人(即新移民)佔了82.1%;而在「補充外勞計劃」中,發現政府在2013-2017年間,每年輸入外勞為安老提供護理員服務。根據政府的「補充勞工計劃」所示,外地勞工其工作時間應為每天9小時,而標準合約是以24個月為限,輸入勞工所得的薪酬不得少於本地工人擔任相類職位的每月中位工資。然而,2018年的宏光護老院工潮,卻展示了故事的另一面。事件當中年資由九個月至九年不等的九名外勞照顧員,均指出,合同列明每天工作九小時,然而多年來每天都是工作十二小時,更表由早上七點到晚上七點。另一方面,雖然出糧紀錄上,是出了九千七百多元的薪金,但僱主威迫她們,每個月都要自己去銀行提款,回水三千元給僱主。扣除回水的三千元,她們每月的薪金實為六千七百多元,低於本地工人擔任照顧員的每月中位工資。而《僱傭條例》所講的法定假日及有薪年假,更加沒有,甚至每周一天的休息日都沒有。由於被要求做工作範圍外工作的外勞(例如叫護理員洗衣、洗碗、清潔等),屬違反逗留條件,僱主與僱員同犯法,故在政策上便令到外勞不敢向入境處或勞工處告發僱主剝削。曾有同事提出反對意見,馬上被解僱,兼院方怕她向勞工處告狀,故馬上由護老院其他職員脅持她回大陸。

筆者把安老服務人手不足的情況及相關資訊告知阿花後,她才想起百本(百本醫護控股有限公司)。這是一間護理中介公司,負責提供全面的醫療及護理人手方案,在其登記的合資格專業醫護人員,可為醫院、診所、院舍、醫療機構、公司及個人提供多元化的醫療護理服務,如病房及院舍人手替假服務、臨時醫護人手輪替服務及陪診服務等。「日間中心等人用嘅時候會搵百本,中介公司嚟,抽水都幾勁下,之後就會派人嚟幫手,多數派醫管局退咗休嘅護士或其他醫護人員好多都超過65歲。」筆者得知後,不禁慨嘆人手短缺的情況,竟嚴重至需要以老護老的地步。

由此可見,安老服務真是嚴重不足,而阿花乃少數仍願入職的本地護理員,除了因為工作難求以外,相信亦是照顧母親的遺憾所致。後來,她找到一間長者日間護理中心,月薪為$15,000 - $20,000,一做便是六年。她以「小朋友番學放學」作比喻:「呢間中心嘅服務包埋暫託一共64人,會跟車接送長者。早上接過黎,最早兩點半就走,有段時間我地做埋延展服務,中心會延長開放時間,等佢嘅家人接佢返屋企。」對比老人院的工作,她認為老人院會較辛苦。日間中心每日工作流程—為長者安排早餐,然後是做運動的時間,接著午餐後安排午睡,他們醒來以後參與一些休閒活動,最後是離開或逗留。阿花輕描淡寫,描繪出一群年長的幼兒園生活畫面。

阿花直言長者很依賴照顧員:「佢哋好依賴我哋㗎!有個好有錢,住彩頤居嗰啲富貴老人院,成日拎住一包二包行上行落,唔肯俾屋企人㗎,但就肯俾我哋同佢擺係櫃到。我哋拎到之後,其實係同佢清潔個袋,袋裡面全部都係嗰啲舊報紙呀、老人院啲匙羹同橙皮咁。聽聞佢哋喺屋企同日間中心兩個樣,喺屋企好曳,嚟到就好乖!」說著說著,她便想起了以前一位已離職的年輕同事:「以前都有個後生嘅嚟做,廿歲出頭,做左一個禮拜就冇做」問及離職原因時,她回應:「人工少呀嘛,又辛苦,仲要冇晉升機會」對此,她認為新入職的起薪點略低,只有$9000幾,更指政府應對照顧員加薪,以吸引新人及年輕一代入行。

勞損無法報工傷 有苦自己知

日間護理的工作量雖然較老人院輕鬆,但長期做照顧者,其實阿花也需要人照顧。問及照顧長者的工傷問題,阿花道:「勞損囉,腰酸背痛,無得報工傷架,自己睇醫生,食止痛藥囉!」筆者問及,讀護理課程時是否有教正確扶抱姿勢,是否能減少勞損,阿花嘆:「正確姿勢都無用啦!好多同事都是自己貼膠布!」(按:即坊間的震痛貼之類)

護理員平日需負責長者們的日常起居照顧,腰酸背痛這種勞損無疑是職業疾病。然而,根據《僱員補償條例》,當中48種指定職業病以外的疾病,均不會視作可獲補償的職業病。在政府的角度,認為病跟職業一定要對等,即完全由職業引起,才可定義為職業病。可見現時的工傷制度未夠完善,即便因工受損亦難以獲得補償。

阿花的觀察和親身體驗,呈現了護理員日常的辛勞,面對着沉重而龐大的工作量,確實即便使用了正確姿勢也沒用呢!

批資源配套不當  盼老父獲適切照顧

有主見的阿花還觀察到安老服務安排不善的問題,由於觀塘區服務涵蓋秀茂坪到九龍灣,縱然同屬觀塘區,但不少服務使用者仍然須「跨區」使用服務。就像有長者住秀茂坪區,但申請到的服務只有牛頭角中心;又或住在牛頭角的長者,卻被送去九龍灣的中心。阿花觀察,其實應該為長者安排「原區安置」,除了長者來去比較方便,也少些交通擠塞的時間,大家都不用那麼辛苦。對於這個問題,受訪社工認為機制本身有問題,亦側面確認了阿花的觀察:「本身個機制就係咁:排位嘅時候可以揀區,你可以揀哂所有區,亦都可以淨係揀你住嗰區,有位就入,入咗之後冇得再轉。」即是,申請者若派往不理想的地區,他可以選擇接受該額位,一旦接受就不可再作任何更改;他亦可以選擇拒絕,繼續等待其他地區的空缺,但等待時間亦會因而增加,對長者和家人(尤其是經濟狀況不佳,需家中多人出外出工作賺錢的家庭)來說都是沉重的壓力。 

阿花又指「有啲家庭有(編按:外藉)工人,都照送佢黎,唔知政府申請門檻係點,資源點解咁用?」按照現時長者日間護理中心的申請門檻,只要長者「年滿60歲或以上,在社區內居住並無接受院舍服務;經安老服務統一評估機制評定為身體機能達中度或嚴重缺損,並適合接受長者日間護理中心服務;和未能獲得護老者全時間照顧」。申請日間護理中心無須入息審查,但需要健康評估。阿花之所以有這個看法,或多或少是參考了個人生活經驗:阿花做一份全職,下班還要做家頭細務、執屋煮飯、照顧年邁父親。以年屆90父親為例:「前排佢跌親,搵唔到人幫手,佢要自己去醫院覆診。只可以申請到3個月離院服務,其他服務仲輪候緊」。阿花自己任職安老服務,照顧別人的父母,但自己年邁的父親卻無人照顧,情況猶如離鄉別井的外藉家務工,照顧別人的父母子女,卻無法照顧自己的父母子女。由於安老服務的不足,導致沒有離鄉別井的阿花,竟也承受著同樣的遺憾,事實上,希望年邁的父親同樣擁有適切的照顧,是個多麼卑微的要求呢?

工作以外的精神寄託

阿花在照顧母親期間認識香港婦女勞工協會(下稱女工會),最初參加手工藝班如環保皂,放鬆一下,後來也不時參加中心時事討論活動,間中若能暫時放下工作和老父,更會跟女工會一起去示威遊行。她笑言較少與朋友聯絡,希望女工會開放時間延長或開放禮拜六日:「放假日子,食完飯都可以落黎坐下,休息下…不過,都應該係無乜可能架啦呵!」她笑道。

對於工作以外的精神寄託,筆者再追問下去,發現阿花年青時也喜歡看一些流行小說,就是七、八十年代流行的衛斯理和亦舒,也會看李碧華。她坦言以前小時候比較喜歡聽收音機,並早在學生時期就養成了聽新聞的習慣,也喜歡留意時事:「住喺香港都要關心下我哋呢個家發生緊啲咩事」;連對國際新聞她也會注意:「到最後都會影響到我同家人,都要關心下啦!」

其實,從阿花對每份工作的工作環境和老闆的評論,可以見到,她對身邊的不平事也有些敏感度。對阿花而言,上班是有償長者照顧者,回家是無償長者照顧者,其實根本工作無間斷,自己的思想、感受都不太有空間可以抒發。因此,位於自己家附近的女工會,對阿花來說,就是一個又可以坐一坐,放空一下,又可以與人聊上幾句的社區中心,彌足珍貴。問及在同區的多個社區中心之中,為何揀選了女工會,阿花坦言,能討論社會時事的女工會,比起其他社區中心,對她而言更有吸引力。事實上,市面上同時搞婦女活動與社會事件探討分析的中心,的確不多,也不知是不是因為性別定型的想法:中年基層婦女或多自我認定,或多被認定不會關心社會大事。故而,對少數想離開這種性別定型的婦女來說,便很難找到一個可以容身的社區參與空間,這一點,或許也值得社會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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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工口述史系列簡介:

香港的基層女性,從幾十年前到現在,對社會的貢獻,絕不比達官貴人少,亦絕不比男性工人少。無耐,在社會變遷,工業北移老化,中港關係變遷,服務業零散化的等等的大環境中,基層婦女的貢獻往往被忽視。因為,許多人都充當了無償的家庭照顧者,或者被忽視的基層服務行業。這個系列的書寫,是希望社會看到這些女性的生命,因為,她們生命的過程,在紛紛陳陳的社會爭議中,人口在各種上層政治的爭抝中,往往是香港社會中,沒有被足夠地尊重的聲音和故事。要了解整個香港社會的發展拼圖,可能這些故事,便是一直以來所欠缺的碎片了……

這個系列,將訪問各行各業的基層打工女性,了解她們的生活,如何與整體社會對話,或者說,社會的問題,如何影響了每一個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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