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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工口述史系列 3】不一般的三職配搭:文員、保安/清潔、主婦 #02

2020/9/16 — 14:22

Justinite, Pixabay, https://pixabay.com/zh/photos/soldering-circuitry-electricity-3280085/

Justinite, Pixabay, https://pixabay.com/zh/photos/soldering-circuitry-electricity-3280085/

【文:阿晴、karena、維怡】

延續導遊生涯落空 來港竟是苦日子開端

問及當年離鄉別井跟丈夫遠嫁香港,阿荃的回應很簡單而直接:「無,(香港) 自由啲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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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阿荃來港時正值沙士,那時的市道不好,難找工作,連丈夫原本的酒樓長工也被改為散工,阿荃當然也要找工作。當時她與女兒住在丈夫父母的公屋,一家七口,與丈夫的父母、祖母、哥哥擠在一間屋,家人之間沒有擠出太大的磨擦已算萬幸。一起住也有個方便,她讀再培訓、上班期間,女兒上學就由婆婆接送,丈夫的祖母又會煮飯。於是她想,自己在內地的經驗會幫到她在香港做相關工作,於是很快就去報讀了僱員再培訓局的導遊課程。阿荃一來港就如好多其他基層婦女一樣,與再培訓計劃結下不解之緣,一生人讀了又讀……

她回憶,她第一個報讀的課程,是由一間旅行社出錢與再培訓計劃合作培育人材的課程。說是「培育人材」,課程期間包括在該旅行社做無底薪工作,但她人生路不熟,見到什麼就「做住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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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阿荃在這間旅遊公司工作了幾個月,做「駁腳」,即是在訪港旅行團的行程之間,接送遊客及安排交通。她的工作流程是:早上5時出門,大約6或7時到尖沙咀或中環,接客人去上船過澳門;然後,在街上百無聊賴地逛,等到晚上5-6點,又去某處接一批客人遊船河。遊船河期間,真正的導遊就不上船,她負責陪伴,要上船陪至晚上10時遊船河後,接客人回酒店。總之,最後她要11時才回到家。這份工作本身沒有底薪,阿荃要透過賣紀念品抽佣賺錢。一個紀念品賣100元,荃可收佣金20多元。這份工作不是日日有工開,所以她的收入並不穩定,一個月大約有幾千元,如忽然生意特好就一日有一千多元。

可是,阿荃暗自認為紀念品「流流地」,而且工時「天地更」,實難滿意,但她都「做住先」,因為終究是自己賺錢,可以有自己的財政,不想靠丈夫、被夫家看不起。可是,幾個月後,有次遊客買完紀念品後,覺得不滿意,要求退貨,但公司不允許,並全部抗議留在車上不肯走,氣氛鬧得很僵。阿荃夾在中間,自覺好難做,無法處理,便離開車子留給司機處理。阿荃在此事後辭職 ,向我們道:「一次都夠啦。」

不過,問題是,這似乎就嚴重影響到她的導遊牌考試。考試分為面試和筆試,而面試由公司負責人主持。她思疑過,是否因為她拒絕處理公司與遊客之間的爭議,又辭職,所以在考試的面試當中,她的努力也白費,直接影響了面試的成績,搞到雖然筆試通過了也拿不到導遊牌?可是,始終一個打工仔都不會得到這類問題的答案。在香港的工作生涯以這份工開展,令她覺得頗受挫折,對將來,也感到十分無安全感。可以說,到了香港,她才知道生活艱難,令人嘆道當年選擇移居香港,原來竟是一個苦日子的開端。

「工廠北移」故事裡一個無法憶記的角落

稍微知道香港大歷史故事的人,都會聽過八、九十年代的工廠北移和北上風潮。因大陸改革開放,設大量經濟特區,人工低成本低,故大量港資和外資廠便關閉香港的工廠,連帶技術工人一起北移。這個狀態到了九十年代,便產生了「珠三角製造」的生產鏈模式,即香港接單,中國製造。香港這個金融最自由的地方,為內地的生產商及外地的經銷商或大品牌,搭建了穩妥的橋樑。

在這種情況下,剩在香港的廠不多,而阿荃在2004年暑假,經女兒同學的媽媽介紹,去了一間在荃灣區的工廠做品質檢驗(QC)。她對這份工作的記憶很模糊,開始時,只記得她必須仔細看清楚電子版上的零件有否焊錯,而工時是從下午3時至晚上11或12時,除了吃飯及去廁所,根本是不停工作。每天要檢查大量的細小零件,阿荃直指「好攰」、「睇到眼都花」,非常不想做。由於那時丈夫有工作,而娘家及夫家在經濟上也不用她支撐,經濟壓力不太大,所以當感到無法忍受,她還是有條件選擇辭職,在這間廠做了一個月都不夠。她記憶裡,工友當中有頗多師奶和做暑期工的學生。不過,據她記得,大家都有簽僱傭合約,至於合約內容,是否會令她符合連續性僱傭合約(俗稱418或4118,即為同一僱主連續工作四星期,每周十八小時),以致是否能享有病假年假等員工福利,已一概不記得了。

然後問題來了,到底在大量工廠都已北上的2004年,這是一間什麼廠?對阿荃這個在量產流水線上的工人來講,廠是做什麼產品的?她不記得了,好像當時也不太知道。

筆者就此向熟悉勞工議題的友好和老工友老街坊查詢他們這方面的口述史,大概得到的訊息如下:九十年代,雖然工廠大量北移,但因為技術尚未完全北移,所以有部份複雜的工序仍留在香港。曾做電子業QC的工友阿Wing記得,鐘錶業中,星晨錶九十年代仍在鴻圖道有廠房。而九十年代時,如果有複雜的工序,譬如「電路板有100隻腳就會留在香港做,請工人人手做,但後期這些都為機械所取代,故也沒有留在香港了。」也有勞工團體的幹事提及,現在精工錶仍有廠在香港。對於阿荃的情況,工運史研究者梁寶龍就指出:「可能是技術要求較高,或因買家對產地來源有要求,甚至如製衣廠會在香港設廠取訂單,實質以國內貨交客。」甚至棚仔的布小販何應先生也指出:「現在深水埗還有一些規模很小,可能只有一般辦公室大的的成衣廠,做一些最靚的版給買家看了之後,才拎上大陸大量生產。」有勞工運動者指:「除了搬不遠的食品廠(有保質期),及印刷廠(政治原因及速度關係)之外,香港仍有的廠還包括中國製衣廠的製樣板/改衫生產線、水泥廠、及少量高科技廠。」另外,當然還有一些老字號香港品牌如幸福傷風素、白花油、紅A等。

再向阿荃查詢,嘗試協助她恢復那一個月都不夠的回憶,她慢慢記起了一點:「那是一幢當時算是頗新的工業大廈,公司佔了幾層,我那層全部是做品質檢測,有十幾人…」也試過一次,因包裝部不夠人用,她上過「樓上」做過包裝晶片。她最初的記憶,好像是做手錶,筆者給她看過錶的電子板圖片,她就覺得,她做的東西不是這個樣子的,好像是手機的「半導體晶片」,然後筆者再找了一幅手機的晶片圖給她看,她就說:「對了對了,就是這些。」

半導體幾乎是所有電子及電訊產品中最重要的元件。翻查資料,發現上世紀八十年代,美國手機品牌摩托羅拉(Motorola)在香港也有晶片廠。而九十年代,更有一款香港研發和製造的龍珠晶片。再找下去,原來2000年的立法會上,時任工商局局長周德熙曾就「發展半導體工業」動議辯論,當中提到「香港已有不少從事半導體業務的公司,生產應用於鐘錶、計數機、發音及音樂等產品的集成電路。雖然本地的集成電路設計公司往往要依靠海外的廠商來製造產品晶片,但本地亦有些公司正在進行高檔次的設計工作,有些公司則提供高密度電子封裝技術的服務。」周德熙更建議香港投資發展,更提到科學園的建立是想在這方面有所發展。

提到這些,阿荃又記得,公司好似是外資,大老闆好像是新加坡人,但當然不會記得名字和公司名。翻查資料,也對得上,新加坡在2000年後的半導體業務,好像發展得很不錯,根據網上文章顯示:「1990年代後期,新加坡已經是繼美日韓台之後的半導體產業重鎮…從IC(即集成電路板)設計、芯片制造,再到封裝和測試,新加坡的半導體產業已經形成了一個成熟的產業生態環境,來自全世界半導體大廠幾乎都已在此設廠,緊密的產業鏈條不但為企業找到了產業定位,同時也在加速產業的全球一體化進程。」這段文字和2000年立法會的文獻中都有提到,半導體整個產業鏈中有一門叫「封裝測試」,似乎就符合了阿荃對她工作的描述。

筆者好奇,追問她廠房所在地,她想了好久,跌出了記憶中三個相關荃灣的地方名,一個叫「永得利」,一個是「永順街」,另一個情感上最記得的,是廠房正對著荃灣的「華人永遠墳場」,每天下班坐公司車走,大家都心裡有點害怕,而這也是她不太想繼續做的原因之一。筆者一查地圖,叫做「永得利」的工/商廈,若不是不在荃灣,就是阿荃不記得有這個樣子的大廈。位於永順街而正面對墳場的,長久以來只有屠房和警務處的永順街車輛扣留中心。如果說有對著墳場而有工廈那邊,就沒有永順街,只有永孝、永立、永建等「永」字頭的街……再向阿荃了解每天上班的路線,才了解到,她和同事每天上班都是葵涌上公司車,一車車到公司停車場,然後上樓工作,下班也是停車場上車,直接出葵涌。對於公司來說,工人只是需要被運載到生產地點,勞動完畢原車送走,整個上下班的過程,與路上社區、地方半點關係也不可能發生。加上做電子要非常專注,正如阿荃講做到「眼都花」,精神壓力好大,那還有心情看路況?因此連地方都認不太清楚,連自己在那裡上班都不知,原來很正常。

雖然阿荃在這間廠只工作了一個月都不夠,但她和筆者都沒有想過,原來,這一個小小的經驗,追索起來,竟會告訴我們這麼多,關於勞工的生活體驗,以及香港工業發展的事情…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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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工口述史系列簡介:

香港的基層女性,從幾十年前到現在,對社會的貢獻,絕不比達官貴人少,亦絕不比男性工人少。無耐,在社會變遷,工業北移老化,中港關係變遷,服務業零散化的等等的大環境中,基層婦女的貢獻往往被忽視。因為,許多人都充當了無償的家庭照顧者,或者被忽視的基層服務行業。這個系列的書寫,是希望社會看到這些女性的生命,因為,她們生命的過程,在紛紛陳陳的社會爭議中,,人口在各種上層政治的爭抝中,往往是香港社會中,沒有被足夠地尊重的聲音和故事。要了解整個香港社會的發展拼圖,可能這些故事,便是一直以來所欠缺的碎片了……

這個系列,將訪問各行各業的基層打工女性,了解她們的生活,如何與整體社會對話,或者說,社會的問題,如何影響了每一個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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