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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工口述史系列 4】香港「繁榮史」下的打工史 #02

2020/11/30 — 10:00

插圖:牛一

插圖:牛一

【文:姍除線、maggie (第十一屆草根媒體工作者實習計劃 學員),插圖:牛一,協力:維怡 (第十一屆草根媒體工作者實習計劃 媒體伙伴)】

系列四前言:阿娜現職是餐廳收銀,為人開朗,每天坐在收銀台勤懇工作。阿娜的人生不算大起大落,但 1970 年出生的她,親身經驗著整個香港當代史的起起落落,一個行業沒落就嘗試進入另一個,從工廠、金融到服務業;從山寨廠、工廈、經紀行、桑拿到大小餐廳;從思想前衛自由的旅行者到為人妻室…在波濤洶湧的社會中緩緩地保持著自己的節奏,可能她也未留意過,自己的人生其實見證著香港社會的各種轉變。

山寨廠和流水線:兩種生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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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戰後世界經濟復甦,歐美國家對消費品的需求急速上升,香港開始發展輕工業。因此,山寨廠除了像阿娜父親經營的印刷外,更多是輕工業消費品,以及日常生活用品,有內需也有出口,香港的輕工業就以電子和塑膠業聞名。而對於山寨廠的社群生活和工作模式,阿娜第一次有真切感覺的,是當她小學時期,母親在上環一家遮廠打工時。母親的老闆沒有特別規管員工,亦容許員工在工作期間照顧子女,因此阿娜及妹妹放學後會到工廠做功課、躲在雨傘的紙盒裡睡覺。試過一次媽媽下班後找不到阿娜,幾乎把整個工廠找遍都看不到她的蹤影,原來她跑去了老闆房間的床下底睡覺。這是現今工作環境下幾乎不可能發生的事,可見當時的山寨廠的人事管理概念,是不會完全強制員工跟隨老闆的規矩,而且有相當大的彈性和人情味。也不只阿娜和妹妹,她當時見到遮廠裏有不少女工都會帶子女上班,組長很有人情味,當時的工廠彷彿就是托兒所,比現時的職場更家庭友善。

1986 年辭去時裝店工作後,阿娜的鄰居介紹她到西營盤的自家工廠生產錶帶,這是她唯一在山寨廠的工作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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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娜覺得該廠要求頗高。她當時的月薪只有 $800 左右,原因是沒有相關經驗,製作錶帶的工序繁複,是一項專門技術,要懂得剪皮、駁皮,又要用機器壓、膠水粘……阿娜只得慢慢學,她還記得不喜歡工廠的臭真皮味,不過因老闆對她不錯而留下。

阿娜提起錶帶廠時,印象最深刻的便是與同事、老闆的關係。錶帶工廠是自家工廠,規模很小,只有 5-6 名員工,而且大多是隔離鄰舍或朋友,老闆和員工關係很親近。工廠平時會包午飯,老闆是潮州人,經常會煮潮州菜分享給員工。雖然老闆沒明確說會包晚飯,但她也經常會邀請員工吃晚飯,阿娜也會看當晚有什麼菜、好不好吃再決定是否吃晚飯。當時有個她認為「唔太正常」的同事,但老闆也對她不錯。工廠沒有硬性制度,什麽遲到罰錢、休息時間限制,都沒有硬繃繃的規定,自由度較大。

可惜,做了一年後,老闆的丈夫在澳洲另有生意,也可能如不少資本家一樣,對 1984 年的中英談判沒有信心,因此成為了移民潮的其中一員,阿娜也就失去了這份生活與工作合一的工作。

之後,阿娜在黃竹坑的維他大廈裝嵌家用電話的零件。黃竹坑自 1960 年代開發,政府興建廉租屋黃竹坑邨,內灣被填平發展工業大廈,遂成為香港其中一個主要的輕工業區(註7)。雖然阿娜不記得公司名稱及規模,「但能在維他大廈租廠,應該是大財團吧」。阿娜形容工廠裏有流水線的運輸帶,她負責為電話零件燒焊,一直重覆做同一個工序,沒有什麽技術要求,只是手板眼見功夫。

電話工廠的經驗真是完全不同,雖然月薪較錶帶工廠高,但工時更長,且大工廠的規矩明顯嚴格很多,朝九晚五,吃飯時間都有限制,員工和老闆關係明顯疏遠很多,惟同時也有財力為員工提供車費津貼等福利。

阿娜怕悶,極厭倦重覆性工序,後來再沒有找工廠、手工業或電子工業工作。不過,即使想找,也不一定找得到,因為八十年代香港工業已開始北移。中國大陸改革開放,設立近乎無勞工保障的「經濟特區」,工人多、薪水低、地方大且物價平,大量外資和港資工廠都大規模北移,丟棄香港服務他們多年的勞動力,導致香港工業在九十年代走下坡。據統計,1985 年香港約有超過 47000 間工廠,而在 1995 年,香港的工廠已減少至 30000 間左右(註8)。當時製造業萎縮,服務業逐漸興起,失業工人大量投向服務業。有趣的是,訪問者印象中與阿娜年齡相近的女工大多做過車衣,她聽後反問「點解係車衣?」她的同學大多是做快餐店收銀員,亦不認為車衣女工在她的年代很普遍。或許,「工業就是車衣女工」這種大眾普及文化所留下的社會記憶,始終與不同人的生活經驗有出入。不過,經過兩次的工廠打工經歷,阿娜肯定了自己不適合、也不會再涉足任何工業工作。 

轉型:進入金融業、服務業

1989 年,北京民運揭開了冷戰格局改變的序幕。1992 年,東歐局勢劇變,各國的反對派推翻共產黨政權,蘇聯解體倒台,冷戰因此結束。以美國為首、推崇自由市場的新自由主義席捲全球,香港遂成為其中一個重要的金融中心。阿娜當時的男朋友的朋友做金融業,公司剛好想請經紀,阿娜又想嘗試新事物,便成為了在中環上班的金融經紀。今天而言,要進入金融業,要先報考香港證券專業學會的資格考試,通過後再向證監會申請相關牌照才可執業,大學學歷是必不可少,但在九十年代初,就沒有這種要求。

阿娜當時要畫公司的股價圖,上手後就要開始對著厚重的電話簿打 cold call 找客人,但比起其他年資長的前輩有上百個客,阿娜沒有人脈,除了一個靠打電話找到的熟客,其餘都是同事轉介的。雖然當時不用追生意額,但如果 3 個月内沒有生意便會被辭退,身邊的同事流動性都很高。阿娜找不到客人,多少有點壓力,加上每天畫圖打電話也頗為無聊,雖然賺到的錢比之前的工作要多好多,但她還是決定不做了。這算是她賺得最多錢的時期,熟客會推薦股票讓她買,時不時能賺到兩三千,但始終炒股的門檻高,最低消費要 $5000,阿娜也沒有資本靠此發達。

在阿娜做經紀的同時,她想學個技能旁身。剛好姐姐是美容顧問,加上「女孩子貪靚」,就推薦她學美容。而經紀的工時固定,朝九晚五,所以她工餘自修並考了美容牌。

做了至少 5 份工後,阿娜也不過是 23 歲,她和今天的年輕人一樣,又趁空檔去旅行,這次是搭飛機去菲律賓,回港後休息一年,沒有工作。休息過後,1994 年,是阿娜認為工作最快樂的時光。她開始在尖東的桑拿做收銀員,為方便工作,她和朋友搬到紅磡合租。當時樓價租金都不如今天的瘋狂,且仍有租金和租住權保障,故青年人即使學歷不高,如果肯打工的話,搬離原生家庭,數人合租一個單位(而不是今天的劏房),也頗為普遍。可見九十年代,對中產未到,又非草根的階層而言,生活的壓力之低遠非今日可比。

尖東一帶是有錢人的聚集地,阿娜指不少商人會在這一帶的酒樓邊用餐邊談生意,娛樂場所亦應運而生,附近有很多夜總會、桑拿、卡拉 ok 等。夜總會通常有色情成分,而阿娜做的桑拿只招呼男賓,但她強調桑拿是按摩放鬆的地方,是正經地方,不少明星如譚詠麟、曾志偉等都曾光顧。客人中也有很多「太空人」,即是「太太位置空了的人」,當年是指太太被安排去了坐移民監(如加拿大,美國之類),而丈夫就留在香港「搵真銀」的人。老婆和子女不在身邊,這些「太空人」便無聊得每天流連桑拿K房打發時間。老闆們非常闊綽,在維他奶只賣3毫子的年代,豪客可以給每人 $500 小費,又經常會帶他們吃宵夜、唱k,阿娜連當時全港最貴的日本餐廳水車屋都吃過,一份刺身船都叫價 $2000。

阿娜做的桑拿是「大場」,樓面的男女比例一半半,大多是年輕人,但按摩師才是吸客來源。大場會有 50 個以上按摩師,他們通常是兼職,有熟客點名才會上班。由於桑拿實行輪牌制度,即生客會按當日上班次序分配,按摩師變相要等生意,所以已有熟客的按摩師平時大多於自己的店舖工作,不會在「大場」白等。

九十年代香港工業衰退,工廠北移,生意人沒有這麽多生意好傾,同時正值移民潮,阿娜印象中都有客人說過「覺得香港玩完」,有不少人移民,雖然有「太空人」的存在,但娛樂場所也在逐漸減少。但對於年輕的阿娜而言,與許多香港人一樣,政治根本與她無關,工作和玩樂已佔據了她的生活。

1996 年,阿娜之前考的美容證書派上了用場,曾在舒適堡工作的姐姐邀請她一起開樓上美容院,更聘請了一名員工。美容院的主要顧客是有錢太太,每次療程收 $300-500,但她們並不是太賺到錢,一來是租金高昂,加上專門訂購法國出產的護膚品成本頗高。忙了一年多都沒有什麽成績,阿娜覺得浪費時間,又轉了工作。當了一年多老闆的阿娜認為,自己開舖與打工十分不同,做老闆壓力大、很辛苦,要兼顧不同事務,做員工做好份內事已經足夠。

註:
(7)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BB%83%E7%AB%B9%E5%9D%91

(8)https://www.legco.gov.hk/yr98-99/chinese/sec/library/989c01.pdf

女工口述史系列簡介:

香港的基層女性,從幾十年前到現在,對社會的貢獻,絕不比達官貴人少,亦絕不比男性工人少。無耐,在社會變遷,工業北移老化,中港關係變遷,服務業零散化的等等的大環境中,基層婦女的貢獻往往被忽視。因為,許多人都充當了無償的家庭照顧者,或者被忽視的基層服務行業。這個系列的書寫,是希望社會看到這些女性的生命,因為,她們生命的過程,在紛紛陳陳的社會爭議中,人口在各種上層政治的爭抝中,往往是香港社會中,沒有被足夠地尊重的聲音和故事。要了解整個香港社會的發展拼圖,可能這些故事,便是一直以來所欠缺的碎片了……

這個系列,將訪問各行各業的基層打工女性,了解她們的生活如何與整體社會對話,或者說,社會的問題如何影響了每一個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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