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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領袖涉性騷擾學校職員的後續討論

2020/7/27 — 16:04

Photo credit: Sasha Freemind on Unspl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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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錄:曹曉彤(香港基督教協進會助理執行幹事)】

教會內性暴力在中外已不是新鮮事。近年,海外不少宗教領袖被查出曾性 侵教友或同工。1 學術界也有不少研究者分析教會性暴力的問題,例如 Vivencio Ballano 在 2019 年出版的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s on Clerical Sexual Abuse in the Catholic Hierarchy: An Exploratory Structural Analysis of Social Disorganisation (Singapore: Springer)。2019 年 2 月,《明報》報道香港教會領袖盧龍光牧師涉於循道衛理大樓性騷擾一名學校女職員。2 事主曾要求報警及向教會投訴,校長以保護教會聲譽為理由建議她只向教會投訴。循道衛理聯合教會當時成立五人調查小組並一致認為性騷擾指控成立。後來因為內部文件洩漏,被傳媒廣泛報道。教會於同年 5 月成立「處理性騷擾投訴檢討小組」檢討此事件之處理問 題。2020 年 3 月,教會公告會友,指出調查小組的研訊未符合程序公義,不能視為穩妥的「裁決」,而盧龍光其後於教會發表信件表示這份報告還了他「部分 清白」,亦沒要求重新作出調查。同年 6 月,教會完成〈防治性騷擾政策〉和〈防治性騷擾須知〉,並把前者上載到教會網頁。 

幾位素來關心教會及性暴力的學者與倡議者,包括陳慎慶 (香港浸會大學宗教及哲學系教授)、王秀容 (關注婦女性暴力協會總幹事) 及莊耀洸 (律師) 希望以盧龍光牧師及循道衛理聯合教會處理性騷擾事件作為例子,透過當日《明報》報道及循道衛理聯合教會公開的文件資料,與本地教會和社會一起反思處理性騷擾投訴及機制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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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略投訴人的權益 

莊耀洸認為循道衛理聯合教會整體的處理程序和時間安排未有充份考慮投 訴人權益。事件在 2018 年 12 月 4 日發生,翌年 2019 年 1 月 11 日已有定案。 五人調查小組處理迅速,值得一讚。但是,後來教會在同年 5 月 4 日提出另外 成立「處理性騷擾投訴檢討小組」,並期望小組半年內完成有關工作,最後於 2020 年 3 月 31 日才發表報告內容,距離事發日期已是十五個月。由於平機會 要求投訴需於事發後十二個月內提出,除非有充分的理由引致延遲投訴,否則平機會不會受理。因此,從時限上說,假如投訴人不滿教會的裁決,她已無法向平機會作出申訴。莊耀洸建議教會內部處理投訴加上訴機制時限應為半年至九個月。受害人若不滿意教會的裁決,她仍有機會考慮其他投訴的渠道。在任何機構遭受性騷擾的受害人可選擇向機構及平機會投訴。由於平機會會把一切 資料保密,雙方的壓力相對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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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莊耀洸表示也需留意被投訴人的權利和權限。根據循道衛理總議會 於「就 2018 年性騷擾事件」成立之工作進度報告指出:「被投訴者並未完全被告知『調查小組』獲悉的所有證供,而『調查小組』不贊成將會議紀錄交被投訴者,以致無法作全面申辯。」莊耀洸指出,若記錄是有關對被投訴人的指 控,他同意應該向被投訴人披露。但內容若是有關調查小組的運作或箇中細 節,則未必需要告知被投訴人。報告亦提及「調查小組未有跟從法庭的基本搜 證和盤問程序」。莊耀洸質疑,就算是司法機關如勞資審裁處或小額錢債審裁 處,由於所牽涉的損失一般較少,都列明不適用證據規則,而是以彈性及快速有效為原則處理。他說:「現實上當政策門檻過高、程序過於繁複,相信最後或 會不經正式投訴程序被逼『和解』,以致出現更多不公義的事件。」至於「盤問 程序」,莊耀洸估計報告的意思是被投訴人沒有機會反駁,或是投訴人和被投訴 人是否有機會對質。在絕大部份的情況下,他同意這是雙方的權利。 

擔心事件成為壞先例加深對性騷擾定義的迷思 

陳慎慶指出,「處理性騷擾投訴檢討小組」只處理了程序公義,但並未解決實質公義的問題,即沒有否定投訴人性騷擾的指控。盧龍光在其信件表示「這 份報告可以說還了我的部分清白」是很籠統的說法,甚至有淡化性騷擾指控之嫌。信眾看到盧龍光的信件,或會理解為投訴人的性騷擾指控是錯誤的。這對投訴人十分不公道,對投訴人造成二次傷害。 

另外,陳慎慶認為教會在處理事件的過程令人生疑。教會首先成立調查小 組,而小組的五位成員都是獨當一面的人士,例如李鼎新牧師是循道衛理聯合教會前會長,馮丹媚當時是香港青年協會副總幹事,現任新生精神康復會行政 總裁,鄭大雅是高級助理法律政策專員。當五位成員一致裁決盧龍光性騷擾成立後,教會又另外成立「檢討小組」,由未曾參與調查之「歷任會長、副會長」等人作為成員,去檢討調查小組的裁決。這樣的處理無視調查小組成員的專業和獨立性,而且讓人感到有教會領袖利用其在教會內的人脈關係和影響力動員其他教牧人員合力推翻調查小組的裁決。若是這樣,這才是程序上的不公義。 

王秀容表示,由於受害人不是風雨蘭的個案,她未能得到其主觀感受去理解事情處理是否合乎公義。不過,她留意到報告和信件都把焦點轉移到程序和洩密,淡化了事件的本質是性騷擾。她擔心會成為教會處理性騷擾「壞的先例」,例如令人對性騷擾定義有誤解。根據《性別歧視條例》,無論你的意圖是好或壞,只要你在對方不同意下作出涉及性的行為,便會構成性騷擾。她指出:「並非說當對方係女、聲稱自己無心就可以亂嚟。」如果只憑被投訴人自辯的意圖來決定性騷擾有否發生,不是對投訴人公道的做法。另外,王秀容也擔心此事件會使相同遭遇的受害人噤聲,令他 / 她們失去動力去作出投訴。事件令人感到假若相同的事情發生在普通的會友身上,不能得到公正的處理。她指出:「性暴力通常是一步一步遞增的。如果在教育及意識上早日醒覺,或可盡早 阻止類似的事件發生。」 

莊耀洸表示盧龍光寫的信件完全可以理解。作為德高望重的宗教領袖要為自己牽涉的事件作出解釋也無可厚非。盧龍光沒有否定事情的發生,亦有反省自己敏感度不足。但教未知會有沒有多做一步:在刊登盧龍光信件前先詢問受害人的意願,並且也邀請受害人透過信件分享或回應。這才是對雙方公道。盧牧師在其信件表示不要求重新調查。這樣的話,投訴人便沒有渠道作出回應。 

教會及學校有轉承責任 

盧龍光在信件提及他期望的是如「家庭內部的調解」,而校長接獲投訴也稱 「擔心教會聲譽」及「要保護學校和教會」,故低調處理事件。王秀容提醒教會 和學校有「轉承責任」(vicarious liability)3,即僱主需要於機構建立防治性騷擾 的措施,例如制定投訴機制或教育等。否則,當機構內發生性騷擾事件,受害人除了可以投訴加害者,同時他/她也可以投訴機構事發前未有做足預防工作保 障員工。莊耀洸留意到投訴人與被投訴人的關係是職員和校監,而且事發後投訴人先向校長投訴。按常理,事件應該由法團校董會處理,尤其是一旦有訴訟出現,法團校董會很可能基於轉承責任而成為被告。他理解當時可能因為被投訴人是校監級,校監的任命來自教會,所以才交給教會處理。他說如果交給法團校董會處理,好處是成員會有家長或老師代表。雖然這樣教會會面對不少困難,但教會更應該邀請不同背景的獨立人士參與處理事件。他指出:「性騷擾是公共事件,是次事件涉及學校內成員間的關係,而學校和教會關係密切。因為有私人領域的情感關係,教會不容易處理事件。」 

陳慎慶指出,Vivencio Ballano 在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s on Clerical Sexual Abuse in the Catholic Hierarchy 提出教會中發生性暴力事件的三個原因,其中兩 點和是次討論的事件有相同之處:(1)神職人員彼此支援和教會本身是一個社會控制系統,整個教會環境對性暴力受害人不利;(2) 一般會友缺乏權力,與教會領袖存在著不對等的關係,不容易監察和制裁神職人員。最後,王秀容認為要制止性騷擾事件在教會發生,是需要教友及神職人員共同打擊性暴力的。教會領導層除了制定性騷擾政策外,還需要撥出額外資源去落實有關政策,包括推 動整個教會提高對性騷擾的認識及積極推動預防措施,並建立一個友善環境讓 受害人能作出投訴。除了要加強教友對性騷擾的認識外,旁觀者教育也是非常重要的。當教友見到或者知道有人被性騷擾時,不應袖手旁觀,又或者恐怕得罪教牧人員,而應該主動制止有關事件。 

 

1 〈被揭三百八十宗性侵事件,美南浸推政策冀杜絕問題〉。《時代論壇》2019 年 2 月 22 日;〈獨立調查報告出爐,海波斯性侵指控屬實〉。《時代論壇》2019 年 3 月 1 日;〈方舟群體已故 創辦人范尼雲被揭發多年誘導性侵六名女性〉。《時代論壇》2020 年 2 月 25 日。

2 〈校監涉性騷擾,教會裁投訴成立〉。《明報》2019 年 2 月 18 日。 

3 據《性別歧視條例》(第 480 章) 第 46 條:僱主或主事人分別要為其僱員或代理人的違法行為負責,即使僱主或主事人並不知悉或批准他作出該事情,也須視為由其僱主或主事人所作出,若他已採取合理地切實可行的步驟,以防止該僱員作出該作為或在其受僱用中作出該行為,即為免責辯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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