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場新聞 Stand News

【專訪】黃宇軒:香港故事,也是個疫症故事

2020/2/29 — 18:46

2019 年 12 月,網上開始流傳一張中國武漢市衛健委的內部通知,指當地出現「不明原因」肺炎。同月底,武漢官方首次公佈該市發現「病毒性肺炎」病例,不過當時官方仍強調,未發現病毒明顯「人傳人」證據。

至 2020 年 1 月 23 日,香港確診首兩宗新型肺炎病例,患者分別是一名居於武漢的內地男子,及曾赴武漢的香港居民。 2 月 29 日截稿時,疫情已擴散至全球逾 50 個國家,本港確診個案累計 94 宗 ,但仍遠不及中國(逾 79, 250 宗)及排第二的韓國( 3, 150 宗)。

這段時間,很多人會重提 17 年前的那段歷史。2003 年沙士襲港,造成本港近 300 人死亡,逾 1700 人染病,8 名醫護殉職,學校停課,百業蕭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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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宇軒現職香港城市大學專上學院助理教授,任教社會科學、文化管理、通識等學科。外界以往普遍認知黃宇軒是城市研究學者、是藝術家,是公共知識分子,不過較少人知道,他攻讀地理學博士時的研究題目,卻是研究 97 後本港的 H5N1 禽流感,包括港府應對疫情時的政治角力、疫症揭示的中港矛盾,以至更廣義下人類如何與禽鳥、微生物、乃至於自然共處的問題。

「地理學中有個好大的分科,是 medical geography,醫學地理學。」他接受立場新聞訪問時,解釋當初研究的原因,「其中一個範疇我很感興趣,就是城市生態,思考人與自然、人與動物、植物,如何在環境中相處。這學科還有一部分較少人留意,就是微生物,以及很多城市的設計、政策,是如何從衛生的考慮而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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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宇軒最近一連接受了幾間媒體訪問,又在 Facebook 拍片談疫症與政治,加上網上教學和撰寫專欄等林林總總工作,幾乎忙得不可開交。如果是早幾年,傳染病肆虐,記者不只去找醫生和傳染病專家,還找上政治學者,多數讀者或會覺得牛頭不對馬嘴,現在卻是合理不過。正如蘋果日報早前披露一份特首辦呈交中央的報告,指特首林鄭月娥希望藉有效處理疫情爭取市民支持,為 9 月立法會選舉鋪路,扭轉建制派劣勢。但綜觀網民反應,大家頂多怒轟林鄭月娥陰險惡毒,卻彷彿一早料到。

在今天的香港,政治操作如何影響防疫抗疫,是很多普通市民也會意識到的事情。

政治不只影響抗疫工作,也塑造一個地方的歷史。不少學者寫過,一場鼠疫,改寫了殖民地政府房屋和土地政策;一場沙士,則喚醒了沉寂多年的公民社會。黃宇軒形容,香港本身就如一個疫症城市,兩場疫症成為了歷史上的分水嶺。

「我覺得香港故事, 在某程度上就是疫症的故事。」黃宇軒說。

下文為立場新聞記者對黃宇軒專訪的文字整理。

攝/Joey Kwok

攝/Joey Kw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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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 = 立場新聞記者 黃 = 黃宇軒

(【】括號內容為編輯添補)

 

立:你今次思考武漢肺炎,和過往思考禽流感、沙士等其他疫症歷史,有無什麼不同或轉變?有沒有特別的觀察?

黃:我以往會思考更闊的問題,例如人和自然的關係、我們的世界是否過度發展,這些環境論述是我本來關心的。但我現在會聚焦在各國和中國的關係,之後會如何變化,或者疫症完結後,香港的運動會變成怎樣。有些我本來關心的事情,例如武漢的情況其實好痴線,故事也很動容,但我同時會覺得很無力。例如李文亮病逝後,大家想像中國會不會天翻地覆,也是沒有發生,結果我會縮回去,先把目光放在香港。

現時民間通力合作、那種「過份」的自救,其實更加凸顯在某些事情上,自救並不足夠,你一定要奪取政權。例如封關、支援企業,民間力量多強大也無法做到,始終要靠政府。有些歷史學家喜歡說 critical juncture,蘋果報道的特首辦報告,正是令我們有些自覺 — 大家會鬧政府蠢、廢、唔識,但其實他才不是廢。政府比我們 prepared 一百倍,也很清楚如何利用這場疫症,去形塑一個對他有利的論述。 我們要思考如何把握這關鍵時刻。

但這樣說是很殘忍的,原來疫症給我們的教訓,是要趁這個機會奪權。但連我自己也一天到晚在想,這場疫症能不能「隊冧」個政府呢?我們現在是無可避免地捲入這個漩渦。

【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退休教授】馬樹人教授寫了一篇論文,講述疫症如何帶來政權逆轉,或者政權逆轉後,往往會帶來疫症。這不只是種巧合,而是我們如何 organize 一個政權,有可能影響大自然生態。馬樹人提出的問題是,究竟疫症帶來政治改變,會對當權者有利,還是對民間有利?但他說這沒有特定答案,結果很視乎當權者如何擺弄這件事情。

其實我覺得自己說了這麼多,都沒有什麼用,因為每次我們面對一場新疫症,也不是我們做研究的,能說出什麼特別睿智的分析來。但我們見到今次全世界都未準備好,例如如何在非常時期協調物資,不要你搶我、我搶你,都做不到,但其實香港政府本來很擅長做 preparedness 一類的預防機制。之前政府不是用很可愛的豬公仔演習應對豬瘟嗎?其實香港政府自禽流感後,已準備了很多應對傳染病爆發的軟件、硬件。今次為何搞成這樣,我估計一半因為這是一種新病毒,另一半則因為政府已近乎癱瘓,尤其我們經歷過沙士,政府仍處理成這樣,是令人挺驚訝的。

另一件有趣的事,我覺得是現時的道德觀,即大家會覺得有些人染病是無辜的、有些人是罪有應得、有些人則是天譴。這些說法在社會運動之後都 intensify 了。如果從一個人道立場,我們會覺得疾病是很壞的事情,尤其希望不要傷害到弱勢的人。但今次大家不再是區分弱勢和有錢人,而是區分藍絲、黃絲。當然,因為我也很投入運動,我也會這樣想。但我同時覺得,疾病真是沒長眼的 .... 我會比較希望通過社會運動的方法,去懲戒我們希望懲戒的人。(笑)

黃宇軒(攝/Peter Wong)

黃宇軒(攝/Peter Wong)

立:疫症與政治是一門怎樣的學科?有什麼學術傳統?

黃:我讀書時很喜歡一篇文章,是【現職嶺南大學助理教授】葉蔭聰寫的,叫《衛生城市的誕生》,文章談殖民地政府如何設立市政局,透過管理衛生介入民間事務,以衛生名義去做政治。當年英國派員到香港進行衛生調查,後來向英國政府呈交了一份《查域克報告》,指香港好污糟,要進行大規模 reform。當年負責調查的人【Osbert Chadwick】,正是提出「現代公共衛生」這概念的英國政治家 Edwin Chadwick 之子。

我特別感興趣的是 urban politics,或者叫 urban environment。我們思考為何一個城市塑造成這樣,經常會覺得其背後的力量是資本主義 — 為何會這樣規劃、為何有這麼多商場,第二個因素可能是政府福利政策,決定了起公屋、起公園。但其實返回現代城市的誕生,number one 考慮可能是政府認為大家住在城市,要起碼「唔死得人」、安全的。我們現有的供水系統、污水渠設計、樓宇要空氣流通、要有日照,全部都是建設現代城市,尤其是巴黎、倫敦時最重要的考慮。

另一個原因是,我認為在香港歷史、香港研究中,我們彷彿命中註定是一個「疫症城市」。在香港故事中,鼠疫是一個很重要的 chapter,決定了殖民政府如何建設香港。我們也經常說,後殖民香港,是在沙士、七一遊行後才誕生的,例如梁文道所言,香港在 97 至 03 彷彿是沉睡的,是沒有歷史、缺席的 chapter。香港彷彿是在經歷一場疫症後,決定了它是怎樣的一個殖民地,脫離殖民後,又馬上發生了禽流感, 衝擊比 97 金融風暴更甚。

以前的醫學史論文,都是一些醫生退休後,想說自己的專業有幾勁、有幾正,醫學如何昌明,人類如何戰勝大自然。但從 80 年代開始,美國學界在醫學史範疇推動了很 radical 的轉向,多寫了關於普通人、底層市民、左翼、權力的故事。80年代也出現了愛滋病,大家發現愛滋病不只是科學的事,也牽涉很多不理性,如刻板印象、負面標籤。學界開始研究醫學史中的政治和社會問題,例如人權、國家有沒有隱瞞疫症、醫學中的人文思考,也帶動了醫學社會學、醫學人類學、醫學地理學等學科的發展。傳染病史就由以前的無聊玩意,變得有趣得多。

有關香港衛生情況的查維克報告書,1882年(圖片來源:政府檔案處)

有關香港衛生情況的查維克報告書,1882年(圖片來源:政府檔案處)

立:疫症有何特別?為何我們要用政治視角理解疫症?

黃:我們經常 take for granted,覺得政府會在非常時期保護市民,我們應該有足夠的科學和理性,懂得如何做。但現實最有興趣的是,【城市大學公共政策學系教授】葉健民形容得好 — 無論是多文明、多信奉科學、醫學的國家,當疫症來臨時,它都沒有辦法百分百做到【所有抗疫措施】。理論上,如果我們依足科學去做,跟足 order 就會搞掂,但結果也不是。例如在禽流感爆發的時候,如果真的跟足科學,可能第一秒就應該搞中央屠宰,但政府不會這樣做,和雞販、雞農的拉鋸持續了十幾年,弄得雞毛鴨血。

但其實香港已比較好,例如水渠的設計,換轉是其他從沒有這些建設的城市,例如在非洲或者中東,應該會造成一場很震撼的災難。

有一個意大利哲學家【Roberto Esposito】提出 Community 【社群】和 Immunity 【免疫】這兩個概念。Community 是彼此共同之處,immunity 就是我們排擠什麼,以保障自己的安全,兩種都是人類很原始的傾向。當傳染病出現時,我往往希望能夠研發疫苗,把它踢走,例如天花,人類當初就想盡辦法,令這種病毒從世界上消失。但世上也有不少無法殲滅的疾病,我們只能與其共存。

不過 immunity,往往是我們想像自己能夠克服問題,多於我們實質上能夠克服。說到底,如果人類真的那麼怕死,其實我們還有很多事沒有做。例如有人會說,如果我們真的怕死,根本就不應該讓人駕駛,或者因為勞工政策的缺陷,過勞死的人可能比感染疫症死的人還要多。其實我們不是這麼絕對地關心人命,事情永遠是在方便、經濟效益、人命之間取平衡。但疫症偏偏是一種特殊狀態,令很多人突然好 care 人命 — 一陣。我們說免疫是一種想像,就是因為只有疫症一類的事情,會令我們一起嘗試免疫,但在其他方面,我們卻任由這個世界繼續爛溶溶。

疫症這麼特殊的原因是,正因為疫症是 come and go、來去如風的一件事,它的速度、強度,令我們聚焦在它之上,看見身邊一個一個人死去,就算我們有現代科學,也沒有太多事可做。也因為疫症有傳染性,它關乎到人與人之間的恐懼和距離,我們會覺得以強制檢疫為由,把一個人關一段長時間也沒有問題。沒有多少 event 是這樣的,就算是地震一類的天災,起碼你還看見地動山搖,你會心服口服。但疫症是隱形的、會傳染的,那種恐懼還深深植根在我們身體裡面。

駿洋邨(攝/Peter Wong)

駿洋邨(攝/Peter Wong)

立:雖然疫症與政治這門學科未必很多人聽過,但事實上比起 2003 年沙士,現在一般市民也懂得用政治視角去理解這場疫症和政府的行為。你覺得為什麼會有此轉變?

黃:我估其一原因是重述沙士故事的人多了。1 月中的時候, Facebook 上有很多人手動轉一個「唔知2003年發生咩事嘅朋友同我由頭睇一次」的帖文,我覺得很動人的。從前幾年開始,每年 4 月也會有人 share 紀念謝婉雯的帖文,反而在沙士後頭 10 年,是沒有太多人紀念的。我也曾在主場新聞寫過一篇文章,批評中央政府在《白皮書》中指當年沙士中央幫助香港抗疫,但其實大家都覺得中央幫倒忙,也痛恨中央隱瞞疫情,《白皮書》是完全扭曲了關於沙士論述。加上去年的社會運動,也令大家講述沙士時更加 politicized。

傳染病是很尖銳的課題,但平日沒有疫症的時候,這是一門悶到嘔的學科,無人想知。今次爆發武漢肺炎之後,我覺得很 surprised 的是,很多人立即指出高鐵、港珠澳大橋、自由行等,全都是在沙士後出現,而這是唔 make sense 的政策。1 月出現的第一宗確診,感染者是乘高鐵到港的,反對高鐵的人亦能指出這一點。大家能夠將中港矛盾、中港關係等問題,重新 frame 成疾病的問題,我覺得這是精彩的。但我們明知道,疫情完結之後,平日疫症不可能是阻止任何政策通過的 powerful 理由,大家不會將疾病,作為計算應否落實一項政策要考慮的因素。

 

立:而今次大家懂得政治化地理解這場疫症,其中最離不開的就是中國因素的影響。

黃:寫 《The Coming Plague》那本書的美國記者 Laurie Garrett,她 1 月中的時候在 Foreign Policy 寫了一篇文章,形容武漢肺炎是一場「一帶一路瘟疫」,估計之後中招的,可能就是其餘一帶一路國家。也不只是今次武漢肺炎,中國近年不斷的 expansion,亦可能會擾亂生態,繼續造成大型疫症,當不同國家與中國聯繫越來越緊密,大家也很難一刀切封關。我覺得那篇文章的分析挺有趣的。

中國隱瞞疫情、處理李文亮醫生的做法,我反而覺得這些都是很 expected、很「中國」的做法。但我比較關注的是,中國政府現在採取的封城措施,基本上是完全打破了現有的國際共識,那種極端程度,就彷彿回到中世紀黑死病爆發的時候,因為大家驚到爆,所以嚴格限制人群流動。

現時醫學界普遍認為,政府應透過追踪病徵、對有病徵人士進行檢疫來控制疫情,這些原是現代公共衛生的一些基本共識。我們為什麼有超級電腦、有這麼多數據,就是不希望每次都要用到極端手段。我們竟在有生之年看到這種極端手段,甚至當你以為其他國家不會這樣,原來他們也考慮跟著做。我覺得這是很震撼的,我們發現,原來無論一個政權有多強大,它也有很脆弱、將事情搞到一塌糊塗的時候。

當然,香港人同情武漢的論述比較少,但從網上看到,武漢的街道全空、人們如何惶恐渡日,情況確是非常悲慘。但我覺得如果要說中國因素,更重要的是,當中國看似成功控制疫情,但他們採取的極端措施,也令我們看到其極權本質。這場疫症能否去喚醒國際社會,看清楚中國是一個怎樣的國家?或者徹底扭轉中國崛起的論述?

我覺得沒有說出口的是,各國政府不會公開批評中國隱瞞疫情,但「身體還是很誠實」 — 一個國家採取越極端的措施,其實等同間接地批評中國隱瞞疫情,顯示你覺得中國不是一個會合作的國家。我覺得,香港正正處於 the worst of both worlds,一方面我們相信科學理性,覺得我們有全世界一流的傳染病專家,我們應該聽從科學家指示,無需太過 panic;但另一方面我們有一個不敢得罪北京的政府。這兩個因素加起來,香港就處於最差的處境。

特首林鄭月娥 1 月 28 日聯同多名局長召開記者會,公布各項武漢肺炎相關防疫措施。(攝/Nasha Chan)

特首林鄭月娥 1 月 28 日聯同多名局長召開記者會,公布各項武漢肺炎相關防疫措施。(攝/Nasha Chan)

立:即使大家看到極權的本質,但大家是否根本樂於接受?或者大家會覺得在非常時期用非常手段,並沒有問題?正如在香港,大家對 14 日隔離措施基本上無甚爭議,甚至不見得對如鑽石公主號上隔離人士有多同情。相反歐美媒體對強制檢疫措施是否限制人權,似乎較為批判。

黃:我覺得這情況是很壞的。如果大家一開始更相信科學、多一點同情心、更重視國家之間通力合作、互相幫忙,就不會搞成今日的狀況。這是因為中國一開始隱瞞疫情,導致各國只能採取 the worst option,弄得現時自掃門前雪。雖然【世衛總幹事】譚德塞現時不斷被批評,但通報、追踪、合作,不要太恐懼特定族群,不應該過分限制流動、不應打壓人權等,原都是全球公共衛生一些基本共識,且對抗疫工作是更有利。但我們今次由 day one 開始已係處於「就黎仆街」的狀態,疫情爆到七彩,所以才會搞成今日的狀況。

The Guardian 也有一篇評論,說如果再發生下一次大型疫症,我們應如何處理?難道又像這次封關封城?這不是一個可取做法。但我覺得今次經驗,也揭示傳統的公共衛生理論有多烏托邦、有多離地。只要有政府不合作,就會逼大家採取 the worst step。

其實強制隔離檢疫根本不是科學的做法,很多專家都指出,我們在 21 世紀,是不應該再將沒有病徵的人關起來。封關一類的措施,也需要國家有極強執行力,以及犧牲大量經濟利益、人權才能做到。即使站在公共衛生角度,政策也要在保護人命,與其他因素之間取得平衡。但現時就算世衛出來解釋,都只會被人厲聲批評。這只能怪一開頭中國隱瞞疫情,令所有人都非常焦慮。

香港政府一直堅拒封關,也得益於醫學界仍遵從一些既有的國際共識。但醫學界似乎未能體會市民的焦慮、及抗疫工作滯後,已經令一些 conventional wisdom 唔 work。反而民間好像很聰明,不需要什麼醫學知識,都覺得必須封關堵截源頭,所有人前所未有地一齊嗌封關。雖然我也贊成封關,但我也感受到這背後的神奇力量 — 究竟我們是政治化到什麼地步,傳統 communication 有多失效,我們才會全民都相信封關這種 last resort?

現在我們看到外國唐人街的餐館都被歧視,我也有住在德國的朋友,在街上被小朋友對著大叫「corona」,這些都是很邪惡、很可怕的事。或者早幾天在烏克蘭,有居民反對政府安排從武漢回國的人入住隔離營,封路和焚燒路障,幾乎想把那些要隔離人士殺掉的樣子,政府官員要哭著求他們,說那些人連病徵都沒有... 這是一個很極端的例子。但在香港,市民也反對設立指定診所、隔離營。如果政府平日與民間溝通做得好一點,市民比較信任政府,相信大家也會較容易接受。所以今次武漢肺炎是很特殊的例子,原來一個地方隱瞞疫情,可以帶來如此嚴重的倒退。

九龍灣居民遊行反對指定診所。

九龍灣居民遊行反對指定診所。

立:我們有沒有從過往的疫症得到任何教訓?

黃:當年【前中大醫學院院長】鍾尚志醫生說,沙士過後,世界應該要不再一樣。但我們沒有不再一樣 — 也有的,就是加強了中港連繫。疫症本來的特質就是 come and go,我都幾肯定當疫情過去,整個社會就會 9 秒 9 歸位,和原本一模一樣,大家不會得到任何教訓。但其實現在整個社會慢了下來,正是個大規模反思的機會。連登上也有人討論,這是一個很好時機,去計劃之後如何反撲、如何延續運動。

除了政府抗疫不力,我們還有很多事情可以思考。例如我關心的文化藝術界,政府平常是如何對待我們呢?其實都是食晒屎,所以現時盛事停辦了,大家真係窮到燶。政府向每人發 7500 元資助,就是因為政府都覺得藝術家平時只賺 7500 一個月(苦笑)。又例如 Walk in Hong Kong 的 創辦人 Paul【陳智遠】,他也寫過不少文章,說現時旅遊業蕭條,不正是我們應思考如何發展高質素、多元化旅遊業的時機嗎?很多老師、學生抱怨網上上課很辛苦,但大家平日有無好好善用課室空間?是否所有人都應反思教育應該是什麼?當大家看見那麼多藥房發死人財,不正是反思這種經濟生態的時候嗎?

我猜鍾醫生當時還想大家反思:我們以後是否這樣發展?什麼才是我們最珍視的?人的居住環境是否應好一點,人是否應活得更有尊嚴,如果我們珍惜健康,社會的步伐是否無需那麼快,是否可消費少一點...... 我自己都覺得,雖然現在經濟受到打擊,社會運作慢了下來,但我們是否可趁機反思,大家平日返工返到隻狗咁,是否 home office 下,才覺得這是正常的生活?

黃宇軒(攝/Peter Wong)

黃宇軒(攝/Peter Wong)

 

採訪、整理/梁凱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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