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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入通識 — 反思通識科的價值

2021/2/11 — 22:11

【文:思行 @ 教育工作關注組】

近年,由於社會越來越政治化,出現大批年輕人反對政府的局面。有意見指,教育出現嚴重問題,表現失敗;教育局不檢討課程,沒教好學生品德。其中,通識科常被批評,被指無論是師資,教材都出現偏頗,滲透的情況 [2],影響了科目的中立性,進而影響心智未成熟的學生。

通識科「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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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2 月 2 日,教育局建議通識改革。新課程強調幫助學生了解香港、國家及現今世界的狀況,希望學生培養國民身分認同,學習國家發展、《憲法》、《基本法》和法治,成為能明辨慎思及獨立思考的人。初步看來,撇除明辨慎思及獨立思考這種一般教育宗旨的說法,新課程似乎去除了,或至少減少了生活質素、社會議題,一些科學科技的相關議題也減少比重。國家安全、憲法、國家政治體制、國民身分認同等課題則提升至主要討論及學習的範疇。本文嘗試討論新課程下,通識教育原有的價值可以作何種的意義轉化。

教育局早前公布通識科「改革」方案,新課程框架下,其中一個學習重點是「國家改革開放對人民生活素質的提升」。有教師在教育局舉辦的網上簡介會中追問,日後能否教授改革開放導致的問題、負面影響,如人口老化及貧窮懸殊,遭講者反問「點解嗰啲(負面)問題對老師而言特別重要?」又指教學內容要配合課程宗旨,才是最重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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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宗旨?

甚麼是課程宗旨?課程宗旨是課程的理念與目的,希望學生通過教授與學習達到的目標。自 2009 年開始的新高中通識科的目的,原是以配合香港的社會轉變需要為主。根據課程發展議會及香港考試及評核局(2007)所訂立的《課程及評估指引》(Curriculum and Assessment Guide),通識科旨趣主要有二:其一為幫助學生「在學習的過程中聯繫各科的知識,能從多角度研習不同的課題」;其二則為培養相關的能力與態度,尤其培養「學生的獨立思考能力、正面的價值觀與積極的態度、社會觸覺和適應能力」(2007,頁 2-3)從課程指引文件中可見,不論是從知識的角度,或是從能力、態度而言,都是以配合香港的社會轉變需要為主。如今,教育局改革通識科。新課程更強調學生培養國民身分認同,學習國家發展。教育局似乎認為 2009 年的課程設計已經不能適應今日香港的社會變化。然而,教育局這種想法的根據為何?舊有課程的「個人成長與人際關係」、「能源科技與環境」等課題難道不是學生今天,甚至日後將要面對的課題嗎?

教育的外圍

教育從來不是一個獨立的領域,而是社會上各種權力、價值觀的角力之地。我們可以從不同思想家的理論資源去反思這個問題。

法國社會學家皮耶.布迪厄(Pierre Bourdieu,1930-2002)認為現代社會的支配階級傾向使用「象徵暴力」(symbolic violence),意思是藉由武斷的力量來執行文化的獨斷,亦即通過武斷的力量來灌輸一種強制性的文化,並對個體意識與意志的控制。掌權者因此在行使權力時向被支配的對象灌輸特定的意義(meaning),並把赤裸的權力關系隱藏起來。學校正是鞏固這種社會權力的其中一個場域(field)。例如教育局經常以強調學生要守法,教師不可發表個人政治觀點等說法轉移大眾的視線,把原本無關教育的政治問題歸因於(attributed)通識教育的失敗 [4]。

教育局經常強調學校應該「政治中立」,看似排除了政治偏見。然而,認同並執行教育局的政策,是否能夠免除意識形態的爭辯?政策本身是否沒有政治目的與立場?這些問題從來沒有公開辯明過。教育局「改革」通識科,向學生強調國家安全、憲法、國家政治體制,卻減少了討論負面問題,無法不被質疑有向學生灌輸特定價值意義之嫌。

「意識形態國家機器」

教育局多次強調教師應該「政治中立」。原有通識教育的教學法以對同一社會議題的正反觀點為切入點,讓學生跳出一己之見,理解社會的多元而複雜的價值觀。然而,「改革」側重一方立場的方案,卻令人無法不質疑學生如何可以認知社會現實,理解多元觀點。這正和法國哲學家阿圖塞(Louis Althusser,1918-1990)所言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若合符節。

阿圖塞指出,國家用兩種系統來維持資本主義,分別是「壓制的國家機器」(repressive state apparatus)和「意識形態國家機器」(ideological status apparatus)。前者所指的,是日常我們理解的警察、軍隊、執行人員、監獄等,負責管理治安和秩序;而「意識形態國家機器」則指媒體、教會、學校等其他社會團體。這些社會團體,分享了權力架構對秩序的理解,進一步教導人民服從現有的政治秩序,維持種種既有、得以使社會「和諧」的秩序。如政府多番強調香港的政治體制是「行政主導」;警方常指出他們的工作是「維持治安,見到有人違法便會拉,不理會地位高低」;教育局強調學校教授國家安全、憲法,並不違反「政治中立」,但學生若有某一特定政治立場,學校應該通知警方協助處理,否則學校須附上法律責任。但是,他們的執法的目的,是否如他們所述,僅在維持治安?

所謂意識形態,阿圖塞理解成「個人與他們存在的真實條件之間的想像關係」(the imaginary relation to the real conditions of existence)。條件是真實的,正如警察的確存在;但關係是想像的,未必真如你所想 — 警察保家衛民只是一種想像,他們可以保家衛民,也可以侵犯民權。對阿圖塞而言,意識形態便是一種暴力,一種未經我們同意但脅迫我們跟從的隱性命令。用法國哲學家洪席耶(Jacques Rancière)的觀點,這是一種「警政」(police order),而非「政治」(politics)。相較於人人能平等參與的政治,警政強調的是社會上的個體都被分配至一個無可非議的社會角色與地位,只能服從既有秩序。通識教育原本教授真實的社會經驗,反思自身和社會的關系。在「改革」方案下,學生可能變成哈維爾筆下,在攤檔面前掛著「全世界工人階級團結起來!」橫額的蔬果店的老闆,讓人可以互相欺騙而又欺騙自己。

教育的目的?

教育(educate)一詞,拉丁文字根為 educere,意思為「引出」(bring out, lead forth),教育本來具有引出學生潛能的意思。舊有的通識科課程培養「學生的獨立思考能力」;新課程下,教育當局期望未名明的通識科能「引出」學生哪一種潛能呢?巴西批判教育家保羅.弗雷勒(Paulo Freire)指出囤積式教育(banking education)的不足,主張一種提問式教學(problem-posing education)。這是一種人性化的教育(humanization),最終是指向一種永恆解放(permanent liberation)之路。通識科能夠達成這個目標嗎?「改革」後的通識科又能達到這目標嗎?通識科的價值,會隨著科目改革而面目全非嗎?

在《無權力者的力量》的末段,哈維爾寫到:「真正的問題:光明前途是否永遠那麼遙遠,還是早已存在,只不過因我們的盲目和懦弱,才令我們無法看見、發展它?」通識科的價值,會在這次學界對通識改革的抱持的態度中反映嗎?對弗雷勒而言,教育是要透過實踐(praxis)來改變整個壓迫的狀態的過程,也是一種「自由教育學」(Pedagogy of Freedom)。也許,我們即將揭開通識科新的一頁。與課程指引不同的是,通識新一頁不是通過教科書或官方教材傳達,而是教師學生通過展現自己的理性及批判思考,誠如許寶強教授所言:「在學校課程框架以外發展自身的不同興趣,投入有意義的終身學習,並於學校內外建立不同學習領域的探究平台,讓學生能夠在非正式渠道選擇被正規課程所忽略的議題,擁有更多的討論空間和學習機會」[5] 通過非正式渠道,從新彰顯教育的價值。

 

參考書目:

  • Althusser, Louis (1971). Louis, Lenin and Philosophy and Other Essays
  • Bourdieu, Pierre (1990). Reproduction in Education, Society and Culture
  • Dennis Fung & Angie Su (2016), "The influence of liberal studies on students' participation in socio-political activities: the case of the Umbrella Movement in Hong Kong," Oxford Review of Education, 42:1, 89-107.
  • Freire, Paulo (1970). Pedagogy of the Oppressed. New York, Continuum.
  • Havel, Václav (1985). The Power of Powerless
  • 課程發展議會及香港考試及評核局(2007):「通識教育科課程及評估指引」
  • 趙永佳、阮筠宜、梁懿剛,〈通識科如何影響香港中學生?〉,《港澳研究》2018(1) ,頁 63 至 73

作者簡介:思行,80 後通識及中史科教師,教育工作關注組成員,關注通識教育的發展。

[1] 文章標題參考自 Hannah Arendt 的文章 Introduction into Politics,中文翻譯為《導入政治》
[2] 《大公報》2020-05-11, [訪問] 林鄭月娥喜見抗疫露曙光 粵港澳出入境研月內放寬檢疫
[3] 立場新聞:【通識變國教】教局辦簡介會 老師憂新科避談負面事例 講者反問「點解嗰啲問題特別重要?」
[4] 早有研究發現,年輕人變得激進,與通識科的推行並無直接關系。教育局官員亦指,當局未見到實質證據,顯示通識教育科令學生變得激進。參趙永佳(註 1)和馮俊樂(註 2)的研究。另見《星島日報》報道
[5] 許寶強:通識攬炒 教育重生(《明報》觀點, 8-2-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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