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寫】重訪余英時香港足迹 不屈從於時代 追求民主自由

本月初,史學泰斗余英時離世,享年 91 歲。這位學貫中西的史學家,足迹遍佈中外,與香港淵源猶深。《立場》記者近日尋訪一代宗師走過的路,重溫余英時治學之道,以至他的人生觀形成的過程。撫今追昔,這代香港人或許可以從中得到一點處世的啟發。

余英時在香港曾留下許多足印,而跟他淵源至深的莫過於中文大學。中大新亞書院圓形廣場牆上,就刻有余英時的名字。《立場》記者最近到訪中大,廣場的牆上標示著所有新亞畢業生的名字。但余英時三字並不難找,因為他的名字正是順位排行第一,意味著他是新亞畢業第一人。

中大學生常說的創校先賢,包括上世紀史學名家錢穆,與儒學宗師唐君毅等,就是學貫中西的余英時奠基之師。余英時後來到哈佛攻讀博士,跟隨漢學大師楊聯陞接受西方學術訓練,融貫中西史學傳統。余英時一生風骨崢嶸,寄情學術,新亞精神與儒學價值一直體現在他的生命之中。他一生抱持著推廣中國文化與自由民主的價值,不屈從於時代大勢。

中大政政系教授周保松於大學時期,有緣接待過回中大參加錢穆先生百年誕辰紀念會議的余英時,深受余英時著作影響。周保松接受《立場》訪問時稱,香港對余英時學術方面的影響深遠,不僅在於錢唐二師的教導,更在於余英時早年與香港的知識文化界有密切接觸,且受惠香港當時自由的空間,可飽覽西方著作,熟悉西方的學術發展。周保松說,余英時對西方的學術思想與方法的理解,其實始於香港,而非後來負笈的哈佛。余英時整個人生的志趣,亦是在香港受整個學術文化氛圍影響而奠定的。

新亞書院圓形廣場牆上,標示著所有新亞畢業生的名字,余英時的名字正是順位排行第一,意味著他是新亞畢業第一人。 攝:Nasha Chan

深水埗拜入錢門 在港建立史學基礎

1950年,當時的新亞書院方建校一年,本身就讀燕京大學、年僅 20 歲的余英時赴港探望來港定居的父母,後決定留港陪伴親人,遂接受同為史學家的父親余協中建議,到新亞書院謁見錢穆,拜其為師。當時錢穆要求余英時通過入學考試,以中英文敍述其求學經過與學術興趣所在,便與余父到房間聊天。一個小時之後,錢穆出來閱卷,很快便批准他入學。

余英時正式就學時,新亞書院還在深水埗桂林街 61 至 65 號,現此舊址已被拆,余英時曾立碑紀念,寫下創院之事。其碑文後來修繕成牌匾,一直掛於中大新亞錢穆圖書館的入門處,而圖書館中央亦放著他的畢業證書,時任校長錢穆之名亦見於紙上。

1953年,新亞書院獲美國亞洲基金會(Asia Foundation)支持,設立新亞研究所,余英時繼續跟隨錢穆修讀史學,於九龍太子道的一間租屋內作研究生,次年遷址於嘉林邊道的新校址。余英時在回憶錄中記述,在 1953-1955 年間在錢穆指導下精讀漢史,對他以後的學術生命確實發生了難以估計的影響。

新亞書院原址已被清拆,建為桂林街公共休憩空間,毗鄰私人住宅「丰滙」,空間內放有新亞舊照、歷史簡介等鐵牌。 攝:Nasha chan
新亞書院原址的桂林街公共休憩空間,有一塊印有新亞第一屆畢業典禮師生簽名,左邊的正是余英時的簽名。 攝:Nasha Chan

余英時與新儒家

余英時曾經表示,儒學宗師唐君毅在思想上對他的影響僅次於錢穆。當時香港有一個逐漸興起的哲學流派──新儒家,而新亞書院正是香港新儒家傳統的發源之地,新儒學八大家中的唐君毅、牟宗三、徐復觀,都是新亞書院的教授 。然而,余英時與新儒家在推廣研究儒學的進路上卻有所不同。周保松解釋,新儒家肯定中國傳統文化,並認為要透過對儒家思想再詮釋及「創造性轉化」(creative transformation)的方式,使其與民主自由等思想相容,為中國謀求出路。

余英時同樣重視中國文化,甚至較唐牟在政治思想上更傾向自由主義、更追求西方自由民主思想。但他與新儒家不同之處,在於他主要是從思想史學進路處理中國文化問題,透過細察歷史脈絡觀其思想的發展,分析不同思想如何受當時的政治文化所影響。

余英時認為,若以哲學的方式抽象地理解中國文化與儒家觀念,則容易流於簡化問題,或會因忽視特定時空而扭曲中國傳統,致使有錯置理解的問題。因此,余英時雖受教於唐君毅,卻不把自己視為新儒家之學派。然而,在回憶錄中,余英時亦承認,就讀新亞書院的 5 年,唐君毅有關中西文化精神價值的比較和概括,大致都耳熟能詳。他每次讀到唐君毅的論著,都逼使他對許多問題重作探索和思考。

中大 2009 年為唐君毅建紀念銅像時,余英時亦義不容辭地為恩師寫下像銘,從銘文中可見,他作為後學,亦相當肯定唐君毅的學術成就。 攝:Nasha Chan

求學時兼任報刊編輯 刊行自由平等文集

余英時一生筆耕不綴,中英文著作近 60 部、論文 400 餘篇。惟他早年並非只埋首於史學典藉當中,他在回憶錄中透露,在1951 年,曾獲當時的「第三勢力」(即提倡民主自由,反對國共一黨專政的陣營)刊物《自由陣線》總編輯張葆恩邀請,參與其編輯部,負責一個「青年專欄」,並常寫一些談論思想的短文。他在《自由陣線》渡過了兩年愉快的編輯日子,亦結識了相當多的知識文化界人士,使他維持著與社會文化界別者的溝通。

為兼顧學業,他每周抽三個晚上到位於九龍的編輯部工作,第四個晚上則到印刷廠審讀每期的校樣。但由於印刷廠位於港島區,當時交通不發達,凌晨後亦無渡海小輪,每每需要乘坐「電筏子」小輪,橫越維港回家。回憶往昔,余英時記述,「那是大家都感到有趣的渡海經驗,並不以為苦」。

周保松指,其實余英時在港讀書時,已有有關政治想法的發展,對自由民主亦有所思考。至於其民主自由的思想,主要源於五四運動與胡適的影響,余英時於1955年曾在港刊行《自由與平等之間》與《文明論衡》兩冊文集,當中記有他對中國文化接引民主政體的觀念與想法。

然而,他終究以研究為己任,曾形容自己對政治僅「遙遠的興趣」,只論政而不參政。當時在香港求學的他,曾接觸過「第三勢力」的政治人物,但其真正的興趣始終在思想與文化,故僅涉足於寫作與編輯的道路上。

機緣巧合下,1955年,哈佛燕京學社邀請新亞派一年輕學者赴美留學,時年25歲、身為研究生的余英時得恩師們支持,以助教名義申請,獲哈佛破例收取,成為新亞赴外國留學第一人。他當時承諾修畢博士學位後回港任教,不過多年後兌現承諾,回新亞任校長時,卻適逢中大改制而掀起一番波瀾。

新亞研究所現址於土瓜環農圃道 6 號新亞中學內,舊址為九龍太子道,始於 1953 年,余英時為當時的研究生。 攝:Nasha Chan

兌現承諾任新亞校長 與恩師理念不合互生嫌隙

1963 年,新亞與崇基、聯合合併為中大,10 年後正式遷入現時中大校址,而闊別母校近廿載的余英時,成了當中學術成就最為顯赫的校友,並獲邀擔任中文大學副校長、新亞書院校長。翻閱當時任職首日的余英時與新亞學生報的訪問,他表示,原本是拒絕擔任新亞校長一職,惟因恩師唐君毅屢番遊說,方回校貢獻。

在余英時的就任訪問中,他指出當時新亞的兩項危機,其一是如何將新亞由錢穆、唐君毅一代過渡給第二代,其二為如何處理新亞與中大的關係,使教學及行政上有適當的配合。余英時的校政方針支持中大改制,認為中大要往前走,便要轉向更統合的制度,這偏偏與唐君毅認為聯邦制方能守著新亞書院精神的理念不合,因而互生嫌隙。

然而,雖則當時師徒二人甚有過節,周保松亦觀察到,余英時於晚年對此已放下,因為觀其晚年寫下的回憶錄,全無對唐君毅批評怨恨之意,反而道出了唐君毅在發揮儒學上的貢獻。另外,在中大 2009 年為唐君毅建紀念銅像時,余英時亦義不容辭地為恩師寫下像銘,從銘文中可見,他作為後學,亦相當肯定唐君毅的學術成就。港大政政系教授陳祖為亦於其悼念文中透露,那時中大沒有人知道, 余英時其實患上癌症, 正在醫院治療。 他沒有向當局講述自己的情況, 反而在病床上勉力寫像銘, 以免延誤中大的典禮。 可見他對恩師的敬意。

余英時在就任新亞校長的短短兩年間,不僅接受學生訪問,亦在學生報撰文,回應學生要求他分享有關自由與民主的想法,儘管當時校園內不少師生皆反對中大改制,但仍無改余英時為母校開拓前程的意願,可惜最終亦因此等風波,只就任兩年便離職黯然回美。

余英時在就任新亞校長的短短兩年間,不僅會接受學生訪問,亦會於學生報撰文,回應學生要求他分享有關對於自由與民主的想法。 攝:Nasha Chan

余英時:我對香港一直有情感

對於余英時,香港不僅是學術奠基之地,更是其人生的轉捩點。回顧他最初來港探望父母時,他越過羅湖橋的那一剎,就覺得頭上一鬆,整個人好像處於一種逍遙自在的狀態中。他在回憶錄中憶述,那感覺之深切為平生之最,若干年後自我分析,始認為那是潛意識中有關「自由」的意識,在中國的壓抑在抵港一剎突然消失。

他本打算僅於寒假探親一個月後便返回燕京大學,後來為了陪伴父母,打算再留一個學期,待秋季再復季。然而,在他決定回中國大陸,乘坐一輪前往廣州的火車時,在石龍站中發生火車故障,他在當刻再省察良久,決定重回香港。這個小波折,奠定了他的一生。

余英時多年前曾於港台節目中表示,「我對香港一直有情感,在香港待久了,發覺真的自由,無拘無束⋯要不是在香港成長,我沒有今天的自由想法,如果在共產黨或國民黨教育下長大,一定會受限制,有些東西不能想,根本不敢去想,我可以斷然到時會跟現在不一樣,這個我歸功於香港。我希望這種好東西不要丟掉。」

他對香港的關心未因離港多年而消卻,到了 2014 年佔領運動爆發前,他便撰文《公民抗命與香港前途》,以表明對佔領運動與 7.1 遊行的支持。周保松指,余英時對香港的關心非一般的關心,而是到生命的最後階段都仍關心香港時事。那種對香港的關心並非站在香港之外的,因他對香港帶有深厚情感,而且香港與台灣對於中國民主化很重要,在華人社會能實踐到民主,對促進中國民主現代代很有幫助。

上月,周保松曾收到余英時的回信,信中表示,他相信人類文明正途不可能被少數自私自利的人長期控制。香港自開始(1843 年)便享有自由,不在專制王朝手中。以香港人的覺悟程度而言,也決不甘心作奴隸或順民。但人的主觀奮鬥是極重要的,決不能放棄。

記者|梁日恆
攝影|Nasha C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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