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 年 11 月 13 日,Foodpanda 外送員展開罷工。

平台工人與零工經濟 — 從 Foodpanda 罷工說起(上篇)

【文:歐陽達初(嶺南大學社會學及社會政策系助理教授)、徐詠然(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創新研究中心研究助理)】

目前正在發生的 Foodpanda 工潮,有別於傳統的勞資糾紛,不單因為外賣「平台」一直不承認與外送員的僱傭關係,更涉及平台企業對工人及就業市場帶來的新挑戰。事實上,不論是外送平台或是叫車服務,近年類似的衝突在其他國家屢見不鮮。一方面,隨著數碼媒體及手機應用程式的普及,強調水平式連繫的平台經濟應運而生。所謂的「平台」其實是企業或組織扮演服務貨物的需求者與供應者的中介。數碼化及自動化的平台經濟,提高了市場的共時性(synchronicity)、擴充性(scalability)等特質,似乎讓交易可大幅地擺脫時間、空間及組織的限制,更可善用閒置的人力及物質資源。另一方面,以勞動服務營商的平台,為服務提供者及需求者,均提供了隨選(on-demand)的靈活性,並創造了門檻相對較低的收入來源,不論登記者的背景。由平台中介導向的經濟模式,一些論者描述為「零工經濟」(gig economy)。「零工」源自音樂自由工作者從事的單次表演,而零工經濟可指以零碎交易、獨立工序為主的服務活動。

平台企業往往能在起始時以較高的時薪或訂單價,吸引不少人加入成平台從業員,更何況在失業飆升及全球疫情的背景下,理應在供求方面都不斷增長,為何仍出現這些勞資爭議?這可歸納為零工經濟及平台勞工的三大問題。首先,平台與工人的結構性不平等關係,讓平台可以單方面控制及更改勞動待遇。一些平台勞工的研究指出,營利的平台大都以中介面貌出現,將企業的實體成本減至最低,例如將僱主的僱用成本及風險,轉嫁至「被自僱」的工人身上,卻同時享受著僱主的權力,例如指派工作、為工人的表現評級及終止工作等。平台的中介位置讓他們可進入僱傭關係的灰色地帶,避過勞工法例的監管(是否假自僱則是另一問題)。更重要的是平台使用的數碼技術:包括定位追蹤可對工人進行遙距監控;演算法可根據工人的接單率及上線時間等數據,自動地分配較佳的訂單甚至作出懲罰,例如停賽。平台在關係及市場上的優勢,可使它們根據其競爭策略及複雜的算式,單方面調整服務費或改變其他勞動條件,作為「獨立」的工人不易與平台在工作間(workplace)議價。

第二,許多國家的勞工法例框架,對工人的定義及分類不同,而就自僱工人的法定保障,似乎未能追上零工經濟的趨勢。在香港零散工受「4.1.18」連續性合約影響,未能享受有薪假期及遣散費長服金等,更遑論「被自僱」的平台工人,自然不受勞工保險覆蓋。外賣員特別是車手較易遭到意外,身體受損以至停工及失去收入。除了打擊假自僱外,不少國家近年都開始引入更多中央性的補償或保險制度,以不同形式增加自僱工人的職業福利(occupational welfare)。當然,這可能涉及自僱人士的供款或其他形式的參與,需要進一步醞釀社會共識。

第三,平台的溝通機制,未能有效地促進工人發聲及參與。數碼技術進一步強化平台的主導權,例如對工人及市場數據的擁有權,導致人事決策過程更不透明,工人難以掌握或挑戰平台的政策。再加上所謂的網絡效應(network effects),平台企業先天地具有不斷擴張的傾向,以獲得更多的數據、更理想的演算法效果。這進一步鞏固平台企業的壟斷性地位,減少工人在數碼勞工市場(marketplace)的選擇,亦削弱了平台企業讓工人發聲的動機。當然,平台企業的跨國人事管理模式,都在在地阻礙了工人與平台的溝通。

由此可見,平台經濟不見得可以擺脫營利企業與勞工的衝突,只是通過數碼技術的介入,平台企業可隨收隨放地改變僱傭模式,調整營利策略。是次的罷工既揭示了平台工作的黑暗面,但亦顯示了工人在數碼社會中,如何透過網絡動員組織行動,工人的行動主義(labour activism)沒有因威權打壓工會而停下來。本文的下篇將討論是次抗爭如何與族群性(ethnicity)產生連結

 

參考資料:
Vallas, S., & Schor, J. B. (2020). What do platforms do? Understanding the gig economy.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46, 273-294.
Woodcock, J., & Graham, M. (2020). The gig economy: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Cambridge: Po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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