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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一個死因研訊個案看教師工會與會員的關係

2021/2/3 — 19:56

東華三院李東海小學(資料圖片)

東華三院李東海小學(資料圖片)

首先利申,筆者雖然是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應屆理事(下稱「教協」),有關死因研訊個案由教協主動介入,可是筆者由始至終並沒有直接處理此事,如今撰文表達個人意見,只是基於逾卅年參與教師工會的經驗和對教師權益的關注,借此與教育界同工分享,無涉所屬教協的官方立場。

此個案是關於東華三院小學林姓老師墮樓身亡的事件,日前已於 1 月 29 日結束,死因庭裁定林老師死於自殺。然而,裁判官在庭上宣讀近一句半鐘的長篇判詞語重深長,引起社會大眾,尤其是教育業界人士的廣泛討論,涉及學校管治文化的差劣、管理層校長處事態度和手法的醜惡,以及現行投訴機制的缺失等等,不過,本文只是就教師工會和會員關係這方面作出論述補充而已。

據了解,這是教協首次以「有適當利害關係的人」的工會角色,基於「關乎重大公眾利益,以及廣大教師的身心安全」為前提,延聘律師團隊查究死因,簡單而言,具體目的就是要「釐清問題癥結、追尋事實真相,還死者一個公道,避免慘劇再次發生」。從工會關顧會員權益和福祉為首要義務的立場看,據悉此事動用了六位數字的律師團隊費用,對於只收取每年會費八十元的工會來說,無疑是龐大支出,不過權衡事件的輕重和深遠影響,如果工會沒有決意查根究柢,就算關乎一條生命的事,也只會透過傳媒報道而引起社會關注和議論的一陣子漣漪,最終不了了之,未必能觸發起公眾人士對教育職場上的管治文化和前線教師的壓力問題深入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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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知一般職場上由於管理層與員工之間的不對等權力關係,不同形式的「職場欺凌」屢見不鮮,筆者相信在校園中類似事件亦非不尋常。如今此個案反映出校長濫用行政權力,對有關教師惡意指責訓斥、持續刁難謾罵,而辦學團體代表未能公平有效處理投訴、校內同工亦沒有對該教師適時援手,凡此種種負面影響足以加深原已飽受精神困擾教師的自責感,嚴重傷害其自尊心,以至被逼陷入焦灼窒息的處境。據了解東華三院小學林姓老師事前並沒有向教師工會直接反映和尋求幫助。筆者相信這樣的事例極可能只是教育界冰山一角。現實上,不少教師只是以「獨善其身」心態自處,以至在職場上遇到不公平對待時也往往傾向於「息事寧人」和「逆來順受」的單打獨鬥,實在不智,以至釀成不可挽回的不幸事件。

筆者以為,個別教師的個人力量畢竟有限,面對管理層的壓力時往往勢孤力弱,進退失據,實在極為不利。須知在現代公民社會中,不同行業的工會組織凝聚業界個別成員的力量,在機構體制外發揮權力制衡的作用,嘗試「據理力爭」,把有關權益問題或紛爭事件公諸於世,讓有關機構管理層面對社會大眾的檢視和輿論的監督,不敢輕舉妄動、胡作非為。從事教育專業的個別教師同樣有必要與有組織的教師工會維繫著唇齒相依、互相依存的關係,才能彰顯出集體的影響力。筆者深信,此個案經過教師工會首次啟動研訊程序,法庭的審慎處理過後,立此存照,而且從亡羊補牢角度看,無論是涉事東華辦學團體的 19 項回應改善措施,抑或教協以教師工會角色提出的 17 項具體建議,將會有助相關人士繼續跟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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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當前香港校園生態早已籠罩著一片冷峻氣氛,觀乎近月來歷史科試題被取消、通識科被刪削得支離破碎、個別教師被剝奪專業資格註冊,甚至有所謂裝設錄影系統監視老師課堂教學活動的建議,相信不少教師已感受到「政治干擾」的沉重壓力。況且,中央和特區政府已敲響「整頓香港教育」這個重要「政治任務」的警號,相信不少辦學團體已被「籠絡收編」,以至若干管理層的校監和校長被「拉攏馴服」,明裡暗地的配合當局有關政策,因此,執行教學工作的前線教師必然首當其衝受到猛烈衝擊。

筆者更擔憂的是,香港一般教師的工會意識相當薄弱,不少教師更有著酸溜溜的頭巾氣,以至膽怯虛弱的迂腐味,際此社會政治氛圍的肅殺現實下,香港教師容易被分化、被擊倒而紛亂潰散。為此,筆者呼籲香港教師必須認真思考和勇於站立出來,與教師工會加強溝通,緊密團結,發揮公民社會中的工會力量,攜手迎向新時代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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