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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經濟學者手上拯救經濟學 — 論香港政府的國師芝加哥學派(四十八)

2021/4/30 — 16:27

英國經濟學家高斯(Ronald Coase,圖片來源:芝加哥大學法學院)

英國經濟學家高斯(Ronald Coase,圖片來源:芝加哥大學法學院)

經濟學者向來有地位,但凡有政府施政的論壇,總是座上客。從前雷鼎鳴的曝光率最高,發言權最大,現在輪到新一批上位。

其實論影響經濟民生,城市的策略規劃 — 既關乎土地供應,又全方位塑造市民的日常生活型態 — 絕對不容忽視。空間構造得宜,肌理健全,是會創造良好而均衡的就業機會,市民長遠的健康和生活質素,亦可獲得長足的進步。單單從提升競爭力的角度去改善就業問題,輕視城市發展的結構完整性和生態多樣性,根本是主流經濟學者推銷多年的結果。相比經濟學者、地產/金融界代表,甚至是活躍的炒家,地理學者的專家意見極少進入公眾視線範圍。在主流傳媒的互相呼應下,市民很容易有一種錯覺,把城市發展和收地/重建的爭議劃上等號,說穿了都是錢的問題。其他規劃事情,就交給政府相關部門處理便可以了,市民非專家,並無置喙的餘地。

事實證明經濟學者聲音獨大,害人不淺。市建局服膺其市場邏輯,以賺到盡為宗旨(除了部分用來堵住批評者嘴巴的示範單位項目),把具有香港特色的社區面貌、街道生活和文化摧毀,受苦的並不止於無法獲原區安置的居民和小商戶,還失去人的感情、記憶載體,以及所謂文化資本,承前啟後的歷史印記。香港社會越發展越畸形異化,人被迫與街坊鄰里割裂,庶民生活無緩衝之地,深層次矛盾更衍生史無前例的管治危機。長期主導政府施政和公眾輿論的經濟學 KOL,怎樣說也有洗不清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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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不限於香港。

在一篇叫〈Saving Economics from the Economists〉的文章中,有以下一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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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 is suicidal for the field to slide into a hard science of choice, ignoring the influences of society, history, culture, and politics on the working of the economy.”

這話如果出自常人之口,或許不太特別,但由芝加哥學派巨擘、諾獎得主高斯來說,便別具意義,尤其那是 2012 年,經歷過世紀金融海嘯。

其實過去十多年,西方經濟學界對市場至上的新自由主義有很多深刻的批判:克魯明在金融海嘯一周年發表文章〈How Did Economists Get It So Wrong?〉,批評 08 年之前,不少經濟學家還自鳴得意,未知危機之將至,亦看不到市場會有可能災難性失效。連一向奉自由市場至上的芝加哥學派學者,例如 Richard A. Posner,他是芝大的經濟兼法律學家,堪稱該學派的中堅,但 2008 年的金融危機也使他對合理選擇、放任自由的經濟模型提出了質疑。

但香港的芝加哥學派學者,在過去十多年裡,不論王于漸、雷鼎鳴,抑或自詡流着純正芝加哥學派血統的藍血人,都迴避了對自己宣揚的那一套經濟觀作出認真的反省,當然更加提也沒有提過高斯臨終前的最後教誨。2010 年 5 月 17 日,雷鼎鳴在《信報》撰文,題為〈希臘危機出現後論斷金融海嘯成因〉,把金融海嘯的「元兇」歸咎於美國政府早年的干預,迫房利美及房貸美執行幫不合資格者買樓的政治任務,「衍生工具是高科技產品,監管者往往一知半解,如何監管得了?」他認為,問題不在市場機制。至於前領展高層、港大首席副校王于漸就把貧富懸殊歸咎於年輕人買不到樓,對被吹捧多年的所謂市場自我調節功能要為把香港搞成這模樣負多大責任,不置一詞。

只要不利鼓吹把經濟自由度和決定權交到大企業手上的政策,祖師爺開到聲都無面畀,都當睇唔到。或許,這正是高斯提出「從經濟學者手上拯救經濟學」的其中一個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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