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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罵 PK Tang「Faggot」ㅤ談社會學評論的視野

2020/5/12 — 13:29

稱 PK Tang 做 faggot,目的是用英語世界中曾經並某程度上仍然羞辱同性戀者的稱呼來羞辱他。如果 faggot 的詞義正面,想必這位示威者也會選用另一隻英文字。

Faggot 之所以有羞辱的效果,是建基於對同性戀者的貶斥。正正因為 faggot 代表的性別氣質與 PK Tang 以至警察代表的陽剛氣質相對,並且在當前的社會脈絡下,陽剛仍然被視為比陰柔優越,把 faggot 貼在他身上才會產生將他從上層往下層拉的貶抑效果。

如果辯說示威者為 faggot 賦予新意,同時又借此羞辱 PK Tang,恐怕是個 mission impossible。即使旨在賦予新意,都要靠集體的努力創造抗衡論述,在既有的文化中尋找資源。「同志」正是一例,它被賦予/添加新義前已在特定的中文世界裡載有政治涵義。相反,faggot 既是英文,又沒有經歷本土化的過程,未必有機會被「回收再造」,更莫說在單一次的示威裡完成收編的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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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示威者使用歧視性或隱含貶抑小眾的字詞來羞辱警察,歸根究柢都是對公義的一種渴求,即使過程中有意無意延續和/或強化了貶抑小眾的論述。

面對變本加厲的警暴而既有機制又完全失效的時候,復仇是回應不公義的一種很原始的道德反應。心理學家 Paul Bloom 從他的研究就發現,9 至 12 個月大的嬰孩已經展示出賞善罰惡的傾向。復仇是人類表達自尊的一種方式,亦是回復人人價值相等/對稱(equivalence)的一個嘗試,儘管這個嘗試不一定有效,甚至好有機會帶來更壞的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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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回復價值相等的意思是,當有人傷害我,我的價值遭到貶抑,便想令加害者都身同感受,藉此達到新的平衡。簡而言之就是我痛,你都要痛,這也是舊約聖經裡「以眼還眼,以牙還牙」的原則。

我們生存在社會,作為社會動物,就會時刻跟先於我又超越我所控制的論述糾纏。它們既限制我們的想像與行動,又賦予想像與行動的基礎,儘管那些基礎往往隱蔽地鞏固社會身份的劃分與不平等的權力關係。

面對這樣一位示威者,冒著隨時被警察拘捕和暴力虐待仍然帶著示威牌走到商場示威,我們點出 faggot 的問題之餘,也可以肯定她的勇氣和決心,以及那份對公義的欲求,而不用急於把她還原為社會學分析的一個冷冰冰的案例,用來再一次申述社會規範如何精細隱晦。

我們可以徹底地不同意這種會強化恐同論述的手段,同時書寫評論時努力用文字表達理解,明白那份對尊嚴與公義的追求,以及被長期打壓與迫害下有怨無路訴的憤慨和怨恨。有創意的話,可以提供替代方案,讓行動者表達憤慨又不會傷及無辜。

換言之,好的社會學評論,至少在當前香港哀鴻遍野下的社會學評論,需要兼顧事情與心情,並將個人、群體與社會結構納入視野。對社會運動保持恆常的批判固然重要,給予行動者足夠的同理,以此增加對方接收批評的能力也是不可忽略的功夫。否則,那怕分析再如何精闢、論點如何嚴謹,只說理不談情的評論會很容易被誤讀成對受害者的譴責,結果會進一步與行動者的「心」疏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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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題為編輯所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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