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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侵 Side B.5】輔導性侵者十年 性治療師:Blame the problem

2018/4/27 — 19:01

在大眾眼中,曾作出性侵犯行為的人,有如「恐怖分子」、「洪水猛獸」,應該避之則吉。

江寶祥是明愛朗天計劃的督導主任,多年來為性侵者提供輔導服務。他身為註冊社工,在初初接觸這班人的時候,仍然難免有所忌諱,甚至擔心:「這班人會否侵犯我們?」

經過十年的輔導經驗,江寶祥對性侵者有新的理解:性侵問題是關乎社會、文化,問題與犯案者本身,不一定要劃上等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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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其大力指責性侵者,他寧願將「問題」與「人」分開看待。

「Blame the problem」(責備問題本身),是江寶祥對性侵問題的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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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寶祥

江寶祥

「當年侵犯我的人,其實會否同樣在面對著問題?」

江寶祥是一名註冊社工,同時是一位性治療師。他曾經在學校及家庭服務中心工作,亦曾經參與明愛「曉暉計劃」,為性侵倖存者提供輔導服務。

在曉暉工作的過程中,他接觸過不少受害人。其中一位輔導的對象,是一名五十多歲、曾被性侵的男士。在一次傾談之中,這位受害人忽然好奇,當年傷害自己的人,現在是否生活尚好:「當年侵犯我的人,其實會否同樣在面對著問題?他會否有需要被協助呢?」

當社會大眾一直關心性侵倖存者之際,施暴一方的處境,似乎無人關注。這位男士的一句反問,江寶祥緊記在心中,從此他冒起了為侵犯者提供支援服務的念頭。

2006年懲教署提出推動社區支援的服務,協助曾犯性罪行人士重新投入社會,這成為一次重要的契機。在馬會資助下,明愛「朗天計劃」在2008年終於開展,正式為曾有過「性侵犯他人問題」的人提供支援。

江寶祥曾憂中心職員被侵犯

在「朗天計劃」成立初期,作為開荒牛的江寶祥每一步都走得戰戰兢兢。各種研究及書籍都顯示,侵犯者一方甚少主動求助,故機構難以與他們接觸。因此最令江寶祥擔心的,是計劃根本沒有使用者。

初期,江寶祥甚至擔心中心職員都有被侵犯的風險:「就算是(社工)行家聽到,都有印象認為他們(性侵者)很危險,若他們來了中心要怎麼辦?」

服務中心的選址同樣是一大難題。江寶祥憶述,起初他們擔心服務對象有可能會在中心附近犯案,因此有人認為中心選址應該避開家庭服務中心及學校一帶,以免小孩及婦孺受到影響。在這股恐懼的氣氛之下,他們最後決定落戶旺角金雞廣場。

正式展開工作後,江寶祥卻發現實際情況與想象的大為不同。原來不少人都願意主動求助,部分人甚至未有犯過性罪行,但因為擔心無法壓制犯案意願而前來求助。事實上,朗天現在的服務使用者當中,只有四成是釋囚人士,其餘六成都是主動求助的人。

每三年面對一次資金問題

由2008年初成立至去年年底的近十年間,朗天計劃一共向約700人提供過支援服務。

另一方面,懲教署心理服務組轄下的性罪犯心理評估及治療組早在1998年成立,並為干犯性罪行的在囚人士提供住院式治療,協助他們避免重犯及建立正面的生活模式。不過這項目只是針對在囚人士。據近日的報道指,該項計劃去年為約160人提供住院式治療及輔導服務。

不過根據警方向《立場新聞》提供的數字,近年香港每年發生的性罪行都超過一千宗,這還未有計算大量未被舉報的性罪行。換言之,不論是明愛朗天計劃,抑或是懲教署的治療服務,接觸到的個案都只是冰山一角。

2015年朗天搬到界限街現址,當年馬會的資助已完結。他們之後取得公益金資助,但人手大減至只有兩名職員。2017年公益金資助亦已完結,有半年時間明愛需要自行支撐計劃,及後才找到凱瑟克基金的資助。

江寶祥指朗天幾乎是唯一向性侵問題人士提供針對性服務的機構,但他們每三年就要面對一次資金短缺的問題,「除非政府出錢,否則任何的基金都不可能長遠資助朗天計劃」。

香港過去五年有關性罪行宗數:

 20132014201520162017
強姦10556707165
非禮14631115106810191077
非法性交213177166135124
總數17811348130412251266

避用「性侵者」字眼 拒將問題歸咎個人

在明愛朗天計劃的官方網站上機構及服務簡介上,不難發現他們似乎刻意避免使用「性侵者」、「施暴者」等字眼形容服務使用者,而是將這班人形容為曾有過「性侵犯他人問題」的人。

朗天的網站,經常使用死物「它」字去描述「性侵犯他人問題」本身,而避開將問題單純歸咎犯案人身上。

在網頁的其中一段簡介中,朗天如此寫道:

從朗天計劃過去多年的實踐經驗中,我們發現當我們將「性侵犯他人問題」以「擬人化」或「外化」的去分析,如實的將「問題歸問題」、「人歸人」的分開看待,我們可以更生活化和具體地去發現「它」是怎樣出現和影響我們的生活,「它」與「人」的關係並非固定不變,而是充滿改變的可能。

「性侵犯的行為是如何製造出來?固然是他們(性侵者)作出這些行為,但製造性侵犯問題的不是他們,而是與整個社會的文化、制度有關。」江寶祥說。

他舉例指,文化論述往往將女性塑造成弱者、容易被欺負,變相鼓勵了性侵犯行為;又例如網上色情論壇充斥偷拍片段,娛樂雜誌盡是女星走光照片。這些資訊都會「內化」到個人身上。在這些資訊灌輸之下,不少犯案人都將觸碰女性視為「成就」。

江寶祥形容,不少求助人將一些社會論述內化,只看到自身的問題,卻見不到對抗性侵問題的方法、策略及經驗。

在朗天,江寶祥希望透過輔導,協助性侵者將這些社會因素「外化」,令他們意識到個人本身能與性侵問題分割開:「一個人就算作出性侵犯,未必認同性侵犯。我們這裡的角色,正正是要讓他們看到,他們有能力分離與性侵犯的關係。」

「(性侵)問題不是他的一部分,當他們看到這一點,就會更有力量對抗問題。若他覺得問題是自己的一部分,就會覺得這輩子也戒不了。」

「Blame the problem」

當我們談論性侵時,經常會聽到一句「Don't blame the victim(別責備受害者)」。性侵倖存者不應該成為被指責的對象。不論他們是否打扮性感、衣著暴露,都不應成為被侵犯的理由。

於是,大眾很自然地將矛頭指向施害的一方。不過江寶祥卻認為,不論是單純怪責受害人或施暴者,做法都不理想。他認為性侵犯行為的背後,涉及錯綜複雜的社會、文化、制度問題,絕不能要求犯案者一力承擔,「我們每一個人都要負責」。

「Blame the problem」江寶祥說。若果社會不希望性侵問題繼續發生,就應該去責備問題本身。

江寶祥:性罪行查核機制 假定性侵者重犯

江寶祥亦發現,從大眾傳媒、教育,以至整個社會制度,都有意無意地將性侵問題與犯案人掛勾,導致這班人往往難以自處,即使在改過自身後亦難以獲社會接納。

他舉例指,傳媒在報道性侵案件時,很多是會繪聲繪色地描述案情,卻未能呈現涉案人的掙扎。「報道往往聚焦在問題上,指他們是性侵犯者、鹹濕佬、色狼。他們帶著這個身份重回社會,就不能自處。」

在教育方面,現時有關性侵犯的預防教育,往往停留在「如何保護自己」的層面,卻甚少教導學生如何尊重他人的意願。這種教育方法,似乎將侵犯者塑造成難以制止的猛獸。

「能否有一些教育,是教人不要作出侵犯他人的行為?教導如何尊重他人的意願?這些都是重要的。」江寶祥表示。

法改會在2008年進行廣泛諮詢後,於2010年二月發表一份報告書,建議設立性罪行定罪紀錄查核機制,減低兒童或精神上無行為能力人士遭受性侵害風險。

2011年12月機制正式推行,當有機構聘用有機會與兒童或精神上無行為能力人士接觸的職位時,就可以由準僱員自願提出,查核自己的性罪行定罪紀錄。系統只會披露申請人「有」或「沒有」性罪行定罪紀錄,但不會透露紀錄的詳情。

性罪行定罪紀錄查核機制一方面或可以減低兒童受害的風險,但另一方面亦被質疑阻礙了更生人士重新投入社會。

江寶祥指出,在查核機制之下,部分人在犯案之後,無法繼續從事教育、社福相關工作,因此只能被迫轉行。他批評查核機制的背後,是假設了曾作性侵行為的人士,將來都會重犯。而這樣是假設,其實正是將性侵問題與犯案人劃上等號,將問題歸咎於個人身上。

「這只會轉移了視線。大家不會去了解為何會有性侵問題出現,亦迴避了社會、文化及制度上的問題。」

性罪行定罪紀錄查核機制是否有需要廢除,江寶祥拒絕就此問題明確表態,但就認為這是引發社會討論的重要課題,「但若認為單單查核機制就可解決性侵問題,這是忽視了核心的原因」。

 

文:Simon L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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