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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滋病感染者成為政策與制度下的犧牲品

2018/12/1 — 17:21

網絡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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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林振中(愛滋健康關注社總幹事)】

官僚文化根深柢固,將人性化完全排除於外

「2017-2021 年應對愛滋病建議策略」出爐後,飽受愛滋病業界批評。我們病人組織也不例外,對於愛滋病顧問局(下稱顧問局)漠視各界意見,忽視公眾愛滋病教育與去污名工作,堅持用過時的預防策略,表示十分憤慨。顧問局隨後於衞生服務委員會中發佈一份「就香港愛滋病建議策略(2017-2021)制訂的愛滋病回應措施」文件,內容千篇一律地證明顧問局過去功勞,以「相當全面」等字眼包裝,迴避正視現況,正正突顯死不認錯的官僚文化,凡事只看數據,將人性化完全排除在外,也是香港愛滋病防治一直倒退的主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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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愛滋病規劃署(UNIAIDS)早於 2011 年曾針對香港愛滋病建議策略(2012-2016)向顧問局發信,指出「『依舊行事』的愛滋病風險預防方式在男男性接觸者和跨性別人士社群裡已經不再可見。這些人群的愛滋病感染數據顯示出我們的集體預防方式遇到失敗的頻密程度遠遠多於成功或接近標準。」

建議策略文件中,內容看似全面,但細心閱讀下,會發現所有目標「重量不重質」,例如建議策略中十分重視「用套率」,但不重視用套人士是否正確使用;十分重視「測試率」,但一直不推廣公眾愛滋病預防教育,重量不重質,大家試想想,一個十分有意識每次用套,但一直錯誤使用安全套的人;一個十分有意識定期進行測試,但一直用錯方法預防感染的人,都被政府納入達到目標數據之中,最終建議策略淪為堆砌數字遊戲,彷彿「做咗等於做好」一樣,誤導市民大眾。以我們統計,8 成以上新感染個案都有安全意識,不少是感染後才學懂如何進行「正確」安全性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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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份建議策略極少篇幅提到建立愛滋病友善環境,多年來對愛滋病教育及去污名項目態度冷漠,反映顧問局制定政策固步自封,不懂得吸取國際經驗,市民大眾學習愛滋病知識機會就此被剝奪。而衞生署十多年每季愛滋病新聞發佈會,不斷強調男男感染數字高企,將公眾目光都投向男男社群和感染者身上,淡化政策失敗的責任。

聯合國及不少國際愛滋病機構和倡導者一直致力推動教育及去污名行動來抗愛滋蔓延,消除大眾對愛滋病的恐懼,締造一個愛滋病有善環境,令感染者確診後即時安心接受治療,讓他們不感染他人,就是所謂 treatment as prevention 理念。

撥款制度下,愛滋病服務機構不再「以人為本」

愛滋病信託基金只按照政策方向審批撥款項目,秉承顧問局重量不重質特性,審批撥款只看數據,亦去人性化,機構漸漸跟隨量度標準去制定服務,「以人為本」理諗再難以實踐,部份機構為求得到更多撥款,不惜推高申請項目指標數量,令前線同事每日為跑數疲於奔命。機構互相成為競爭對手,為爭人頭互相抹黑,部份感染者被機構灌輸要飲水思源思維,即感染者先到 A 機構攞服務,之後尋求 B 機構就是不支持 A 機構的表現,此舉剝奪感染者到不同機構獲取不同服務的權利。

不再「以人為本」的愛滋病機構,陸續出現消費感染者及同志社群的情況,又為建立品牌花樣百出,只選擇做有利機構名聲的事,對不利機構名聲的事充耳不聞,以上年十一月尾一宗院舍拒收感染者新聞為例,報導至今,沒有一間愛滋病機構對事件作出回應及跟進,連當初責負跟進此個案的機構,於事件曝光後,一直沒有與苦主聯絡,本社三次與此機構接觸,並希望合作要求社署跟進,得到的回應是:事件很敏感、回去請示高層、要進一步了解個案為由,沒有作出任何行動。他們都害怕出面指控政府部門不是,事實近年不少愛滋病機構處理歧視個案態度消極,更甚的是,零星反歧視宣傳項目,都被包裝正面,製造和諧,誤導市民大眾社會歧視減少,簡接降低大眾關注意識。

感染者成為制度下的犧牲品

感染者在整個架構的最底層,要向顧問局反映意見先要通過多重關卡,除五年一次諮詢會的機會外,就沒有任何方法接觸顧問局,因為局方不會花時間聆聽「個別」感染者意見,而提供感染者支援服務的機構,就理所當然成為感染者代言,可是部份機構為得到更多撥款,在諮詢會中,將機構需要說成是感染者需要,騎劫我們聲音。當機構角色由支援者、教導者、同行者,變為既得利益者,感染者真正聲音反成為機構絆腳石,要在架構上令機機為感染者發聲可說是天方夜譚。

引用梁國雄於二月衞生事務委員會公聽會發言:「香港愛滋病顧問局委員會」當中的廿多名成員,竟然沒有一人是來自相關病患者組織的,即是這個委員會只是在討論別人的事情,紙上談兵情隔萬重山.根本嘥時間!衞生事務委員會既然已經制定了六類愛滋病的高危群組人士,為何不邀請這六組人士派代表進入委員會呢?因為他們才是最明白病患者需要的人,現時的廿多名愛滋病顧問局委員會成員其實都是門外漢,委員會每一次辦諮詢,都是自己關上門來諮詢,每一次都只懂閉門造車去污名化病患者。

亦因以上種種,大部份愛滋病機構不再動員感染者社群,不希望賦權他們倡議能力,造成了解自己權益的感染者少之又少。我們欲靠自己走這條倡議路,先要處理好個人身份認同,靠自己了解法例、架構和政策,再動員其他有著相同理念的人,一同爭取平等,倡議改善政策,建立平台發聲,才有機會改善社群處境。

感染者組識要賦權感染者社群,亦非常艱難,大部份將身份收藏妥當地生活的感染者,沒有理由走得太前,為其他感染者爭取權益,因在充滿歧視的香港公開感染身份,差不多等同失去生計。隨互聯網發達,個人私隱越難受保護下,感染者之間亦存有芥蒂,難以團結。在裡外受壓下,感染者充權顯得比八、九十年代更為嚴峻,感染者在社會中並沒有什麼有利籌碼,似乎越來越少持份者願意無條件地站在只有約一萬人的弱勢一方,感染者最終淪為制度下的犧牲品。

回望過去十年,大小歧視個案出現變得越來越頻密,也變得比過去複雜和嚴重,可惜大約只有 10% 被歧視個案事主願意踏出第一步,為自己討回公道,但不少到最終為怕申訴過程,身份被進一步曝光而放棄申訴,不少個案亦因殘疾歧視條例和個人私隱條例存有漏洞,無法跟進,少數申訴成功的個案,也因為要保護當時人,不能將事件對外公開,大大降低市民大眾對愛滋病的關注。歧視環境令感染者不得不選擇沉默,沉默助長歧視發生,形成惡性循環。

我們公開真相,只希望多些人關注愛滋病問題,減慢社會不友善環境持續惡化速度,因為社會愛滋病污名越強,預防工作就越難有效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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