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懷念一位香港的先知性人物 — 余理謙神父

2020/12/20 — 10:09

圖片來源:《公教報》專頁

圖片來源:《公教報》專頁

「他雖然死了,卻因這信,仍舊說話。」(希伯來書十一章四節下)

我不認識余理謙神父(Fr. James Hurley),只從別人口中聽到過他的名字。報章近日報道他的死訊,我才從他的作品丶訪問和別人的敍述中認識他,驚覺香港曾經有一位這麼關心學生丶青年人丶工人丶基層人士丶人權和民主,一生奉獻香港的先知性人物。

他曾經在〈先知〉一文中,描述先知是爭議性人物,以言語和行動指出一些令人不安和不得不面對的社會不公,並且往往被有權勢的人士所排斥。舊約的先知阿摩司如是,上世紀七十年代美國愛爾蘭裔反越戰的但.貝寧根神父(Fr. Dan Berrigan) 如是。(註1)其實,余神父也是這樣的一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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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珠海書院任教期間,被捲入學生的抗爭事件中,他一直站在學生這一邊與校方周旋,最後還辭去教職。(註2)因為這件事,徐誠斌主教更召見他,想不到徐主教由最初責怪他到後來理解他。之後,二人更成為好朋友,徐主教經常和余神父見面,以了解香港年青人和學生的情況。(註3)

余神父相信年青人,認為他們不應該被稱為未來的領袖,因為他們現在已經是社會的領袖。(註4)他除了擔任過珠海書院的老師以外,還長期任天主教大專聯會的神師和顧問,又負責過亞洲區天主教大專生的牧靈工作。他甚至説過:「學生是現代的先知」(註5)這樣震撼性的説話。學生並非成人眼中少不更事的小子,他們對公義的熱情和對理想的執著,反而是在現實面前常常妥協的成年人應該學習的。余神父甚至打破了信與不信的界限,認為學生可以成為社會的先知 — 上主派到人間的使者,向世界説出上主的心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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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神父一直關懷基層人士,尤其是工人,也一直為工人爭取應有的權益。為了認識工人實際的生活,他曾經到製衣廠打工,做過幾個月的工人,還認識了一些基層的朋友。(註6)他深深體會到工人生活的重複和單調,把人的尊嚴丶人性和創造力壓碎。余神父雖然受過高等教育,並且明白自己作為西方人在亞洲殖民地所擁有的特權,但是,他却沒有高高在上的心態,反而謙卑的與基層人士同行,活出道成肉身的信仰。他又曾任牛頭角基督勞工堂丶黃大仙聖雲仙小堂和柴灣海星堂這些基層社區的司鐸多年,關懷和服務基層教友。(註7)他還在鐸職中接觸過一些在囚人士,樂意長途跋涉的到監獄探望他們,成為他們終身的朋友,在他們出獄後遇上經濟問題時為他們綢繆。(註8)

余神父是香港人權的先驅。他的言論,在今天看來仍不過時。(註9)他認為學生應該有基本權利,而且可以藉組織強大的學生會,與學院或大學談判和討價還價,以保障這些權利,一如歐美的工會。他在上世紀六十年代已經這樣説。(註10)他又鼓勵學生參與政治,為社會帶來改變,而非單單接受現狀。(註11)他認為,大學生有權參與校政。(註12)他的主張,實在叫香港一些企圖把學生趕出校董會的大學管理層汗顏。

他在上世紀七十年代初已推動香港人認識《世界人權宣言》,爭取人權。談到香港工人的人權狀况,他引述《世界人權宣言》22 及 23 條:

● 人人有權工作,自由選擇職業,享受公正和合適的工作條件並享受免於失業的保障。

● 每一個工作的人,有權享受公正和合適的報酬,保證使他本人和家屬有一個符合人的尊嚴的生活條件,必要時並輔以其他方式的社會保障。

● 人人有為維護其利益而組織和參加工會的權利。

● 人人有享受休息和閒暇的權利,包括工作時間有合理限制和定期給薪休假的權利。

他表示,香港在工人權利方面並不如理想,希望香港社會及教會給予更多的關注。(註13)反觀今日的香港,工人和工會的權利仍然受到各方面的限制,連工會集體談判權也沒有,參加工會的活躍分子隨時可能面臨被資方以各種藉口解僱的危機,香港要達到《世界人權宣言》的理想還有很遠。

余神父更為國際特赦組織香港分會的創辦人之一,一直努力推動香港教會和社會,不單關注香港人權的狀況,也為世界其他地方的人權發聲。他本人就曾寫文章講述南美洲阿根廷獨裁政府侵犯人權的惡行,(註14)又在堂區組織正義和平小組,長期關注世界其他地方的人權狀况。(註15)

在民主發展方面,余神父早在上世紀七十年代,便引述《世界人權宣言》第21條:

「人人有直接或通過自由選擇的代表參與治理本國的權利。」

表示政府權力的基礎來自於人民的意願,並認為香港應進行立法局民選議員的選舉,以回應市民的訴求。他還表示,英國所委任港督的人選,應該諮詢香港人的意見,而不應由幾千哩外的地方單方面決定。(註16)他不單只關心民主精神在香港整體的發展,也關注在教會內如何培養民主,又鼓勵信徒關心及參與政治事務,以建立上主公義丶仁愛與和平的國度。(註17)

對於資本主義制度,余神父曾經在一篇文章中評論:私有産權作為資本主義制度的基礎,其實並非不可質疑的。土地為上主賜予人類的恩賜,目的是造福整個社會而非少數人。因此,財產有其公共性,不應個人獨享。(註18)他喜歡解放神學,(註19)去過南美洲交流,有一點左傾,而且來自英國分離主義盛行的愛爾蘭,很可能在上世紀七十年代香港政府政治部有他的個人檔案。他的而且確是個爭議性的人物。

無疑,余神父是一個先知性人物,不單只具有爭議性,而且忠於上主,對他人充滿熱誠,特別關心弱勢社群,而且有清晰的遠象和持久的盼望。他在權勢面前敢於説真心話,不屈服於世界邪惡的力量,永遠保持一顆年青和熱情的內心。

余神父是耶穌會修士,一段很長時間住在九龍華仁書院的修院宿舍,也曾當過九華的老師。我雖然在上世紀七十年代於九華念書,可惜沒有機會認識他。但是,現在能夠從他的文章中了解他的為人丶信仰和言行,實在受益不淺,更感謝上主給香港賜下的恩典!

正如聖經所説:「這些人都是因信得了美好的證據,卻仍未得著所應許的;因為上帝給我們預備了更美的事,叫他們若不與我們同得,就不能完全。」(希伯來書十一章三十九至四十節)

再見了,余神父!盼望有一天,在天國裡再見!

文章獲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同意授權轉載,原文刊登於該院出版的《香港2019:抗爭與和平》一書

註:

註1:Fr. James Hurley, “Prophet”,Option for the Deprived, Hong Kong: Catholic Studies Publication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70-81.

註2:Fr. James Hurley, “Introduction”,同上書,p.4-5, “Clarification of Position on Behalf of Students of Chu Hai College who were not Allowed to Register,”, 同上書,p.11,“Support of Demands of Students Summarily Expelled by Chu Hai College”, 同上書,p.15.

註3:Fr. James Hurley, “Some Memories and Final Reflections”, 同上書,p.154.

註4:Fr. James Hurley, “Opening Speech of First Leadership Training Project Organized by the Student Union of the Hong Kong University”, 同上書,p.16.

註5:同註1,p.80.

註6:Fr. James Hurley, “A Novice Master at Work in a Factory”, 同上書,p.105-124.

註7:Fr. James Hurley, “Social Involvement, Christ the Worker Parish”, 同上書,p. 144-153.

註8:同註3,p.155-158。

註9:Fr. James Hurley, “On Human Rights in General, 1971, Human Rights:Milestones in their Development”, 同上書,p.33-43.

註10:Fr. James Hurley, “Do Students have Rights?Annual General Assembly, Hong Kong Federation of Catholic Students”, 同上書,p.13.

註11:同註4,p.17.

註12:同註4.

註13:Fr. James Hurley, “Hong Kong and Human Rights”, 同上書,p. 38-39.

註14:Fr. James Hurley, “On Argentine,Football Yes.Torture No”,同上書,p.125-130.

註15:同註7.

註16:同註12,p.39-40.

註17:Fr. James Hurley, “Democracy”,同上書,p.131-143.

註18:Fr. James Hurley, “Property:Private?”, 同上書,p.97-103.

註19:Fr. James Hurley, “Liberation Theology”, 同上書,p.8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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