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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需要這樣的「逃兵」

2020/2/9 — 16:48

【文:小博士】

目前,新冠病毒全球確診病例已經突破3萬例,疫情拐點尚未出現。中國工程院院士、軍事科學院軍事醫學研究院研究員陳薇表示,必須「做好最壞的打算,拿出最充分的方案,準備最長期的奮戰。」

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從2019年12月31日開始,香港出現第一例新冠病毒疑似病例,截至2020年2月8日14:30,香港確診新冠病例26例,死亡1例。疫情仍有持續蔓延的趨勢。香港醫護人員認為港府防疫不力,漠視醫護人員的工作壓力,醫療資源使用緊張,致不能有效保障工作安全。2月3日,逾2500名香港醫務人員進行罷工。4-7日,罷工進入第二階段,人數超過6400名。2月8日,港府採取措施,要求從內地入境人士,無論是香港居民、內地人士或其他旅客,必須強制檢疫十四日,事實上已經等同於封關。因此,“醫管局員工陣線”會員經投票決定,不延長醫護人員罷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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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罷工事件暫告一個段落。

必須指出的是,任何公民都享有法律規定的權利。根據《基本法》第二十七條,香港居民享有罷工的權利和自由。既然罷工是受法律保護的,就不能因為罷工引起某些不好的結果,而受到法律的禁止。例如,不能因為罷工導致手術延期、急診關閉、停收病患等,就禁止醫務人員罷工。換言之,既然允許罷工,就必然允許出現上述結果。所以,要求醫護人員放棄政治權利的主張並沒有法律根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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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反對罷工的意見大多基於道德層面,「怯懦自私」、「趁人之危」、「軟性恐怖主義」等指責甚囂塵上。3日,《星島日報》發表社論稱,這些醫護人員「罔顧病人安危」,有違所負職責;《環球時報》也發表文章,認為罷工行為「可恥」。同日,香港《大公報》發表社評,指責這些醫務人員是「逃兵」,8日又發表社評,認為醫護人員是「綁架病人利益」。

眾口鑠金,積毀銷骨,乍一看,的確可以得出香港醫護人員道德淪喪,落井下石,喪盡天良的結論。但是,如果聽一聽其訴求 — 封關,以阻止疫情蔓延,看一看其在各個階段屢次溝通,而港府始終未做正面回應,迫不得已分階段進行罷工,那麼就這種合理而急迫的公益訴求,兼以專業的醫學意見,依法依規,採取克制而理智的行動,卻得出道德淪喪這個結論,恐怕不僅是困難的,而且是不得要領的。

中國最高法官方微博於1月28日發文,假設人們當初聽信了武漢8名發佈「謡言」的人,並基於對SARS的恐慌,而採取佩戴口罩、嚴格消毒、避免再去野生動物市場等措施,可能就不會有今日之大疫蔓延;武漢市委書記馬國強於1月31日接受央視採訪時也坦言,如果早點封城,疫情可能會緩解。在這種「如果當初如何如何,現在該有多好啊」的句式中,惋惜之情溢於言表。

殷鑒不遠,如今不是8名,而是數千名專業醫護人員要求港府封關,這種專業意見是值得尊重的,這種民意是值得及時回應的。

聰明的將軍絶不會派視死如歸的士兵做哨兵,因為當這些哨兵發現敵人,並與之英勇搏鬥,甚至犧牲的時候,也就貽誤了戰場先機。只有當這些哨兵足夠的膽小怯懦,才有可能逃回來,通知大部隊爭取寶貴的時間,構築工事,抵禦敵人入侵。所以,發現敵人並逃回來報信絶不能算作「逃兵」,相反,他們完成了預警工作,理應獲得獎賞。

求生是本能,救人是工作。醫護人員固然應當遵循各種道德準則(希波克拉底誓言及各種現代版的醫生誓言),但這絶不意味著他們首先必須犧牲自己的生命。實際上,一切救護工作都必須在確保救護者生命安全的前提下進行。那種將一條生命置於險地 — 不論出於自願,還是因為被迫 — 去換取另一條生命的做法,其前提是對生命的漠視與否定。誠然,士兵要打仗,消防員要滅火,人類社會需要「逆行者」,但是很難想像,在現代社會,赤手空拳上戰場,或者未做防護去滅火,有任何值得稱道之處。只有基於對生命的尊重,在對生命做出最大保障的情形下,這種逆行才有意義和價值。

罷工是在行使公民的政治權利,也是醫護人員運用自己的專業意見,建議港府封關抗「疫」而履行義務。責任和義務是對等的。如果將那些由於沒有足夠的醫療資源保障 — 香港是沒有能力十天建成一家醫院的 — 而拒絶逆行的醫護人員定性為「逃兵」,指責他們逃避「救死扶傷」的責任,那只是因為港府首先沒有盡到提供安全工作環境的責任,例如禁止任何旅客經由中國大陸入港、確保口罩供應充足、提供足夠隔離病房等。

兵臨城下,所有人都是易感人群,病毒不會因為有人從事特定的職業而不傳染。如果城門不封,人人自身難保,指責醫護人員「趁人之危」不知又從何談起?

當然,人們可以認為醫護人員不懂政治,在特殊時期不懂得顧全大局,不能夠理解政治家有更多的利益需要平衡。但問題是,命都沒了,還怎麼玩政治?

至於將罷工理解為「綁架」,這是不恰當的,因為後者是為私利,前者是為公益。將罷工比喻成「軟性恐怖主義」,則是令人費解的,因為其中既沒有原教旨主義成分,也沒有暴力手段,更沒有煽動或教唆行為。

如今,既然港府在事實上回應了罷工的主要訴求(封關),醫護人員通過投票決定不延長罷工也是理性之為。至於今後是否能夠保障安全的工作環境,以及足夠的醫療資源,避免發生類似的罷工事件,還須拭目以待。

總之,罷工是公民行使法律賦予的政治權利,表達自己的政治立場和訴求,道德高尚的人可以罷工,道德敗壞的人也可以罷工。而對於為了公共衛生安全利益 — 同時也必定包含了個體自身利益 — 而罷工的醫護人員,應當給予同情和回應,急迫地將他們定性為道德淪喪的「逃兵」,是不妥當的。

(作者自我簡介:大陸高校,博士,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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