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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香港人

2019/8/13 — 20:09

攝:Peter Wong

攝:Peter Wong

【文:王璞】

初回香港時,我寫過一篇短文〈我是地球人〉,表述我身份認同的迷惘。五十年代出生於香港的我,襁褓中即被父母帶回大陸,八十年代未才回歸到這一出生地。其間三十多年輾轉居住於中國大陸多地:北京、內蒙西尼氣(這個地圖上都找不到的小鎮時而劃歸內蒙時而劃歸黑龍江)、湖南長沙、上海、深圳,而我的祖籍卻是我從未居留過的安徽銅陵,這讓我在填寫個人情況登記表「籍貫」這一欄時頗費思量:我該填哪一地呢?

十八歲之前我填北京,雖然從出生地、祖籍、和居住年期來看,北京都沒理由是我的籍貫,但在那個把香港台灣都看作敵佔區的年代,我避香港唯恐不及。怎麼會主動「自首」呢。也不想填祖籍,凡是有關身為右派的父親的事,避之則吉。那就只能從居住年期來考慮。十五歲之前,我居住年期最長地方是北京,而北京是偉大祖國的首都,填上它也可給我那處處可疑的表格增一點光。可隨著我在長沙一年年地住下去,填寫起「北京」二字時便有些心虛,有「欺騙組織」之嫌。如此,到上海讀研究生時,便把籍貫改為「銅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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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到了香港也常要填表,不過「籍貫」一欄沒有了,變成了「出生地」。這便讓我吁了口氣,事情變得如此簡單,填香港便是。

然而每逢別人問我哪裡人時,總還是吶吶,時而「北京」時而「安徽」時而「湖南」地語焉不詳,總不能暢快吐出「香港」這個詞。倒不是怕像青少年時代一樣,被人當成異類岐視,而是相反,改革開放後「香港人」變成一種值得羨慕的身分,而我在香港變成東方之珠之後才來到這裡、並沒有為她的繁榮昌盛出一份力,說自己是香港人總覺得心裏不踏實。而且往往引來質疑:「那你國語怎麼說這麼好?」,或「怎麼你不會說香港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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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呀,我一不會說香港話,二不習慣香港飲食,三不能欣賞香港影視歌曲,處身於一群香港人中總有身在異鄉為異客的孤獨,這時候,有人問我是哪裡人,便只好苦笑著說自己是地球人了。

第一次不假思索說自己是香港人,是那年第一次去巴黎,參觀羅浮宮,我正坐在一長椅上休息,見一外國老太蹣跚走來,我忙往一邊挪挪,示意她坐旁邊,雙方自然微笑致意,她道:「中國人?」「不,香港人。」我衝口而出。

話出口才覺有些不妥,那年香港已被中國收回,我應在香港之前加「中國」哦。但環望四周那些中國旅遊團的國人們張揚無矩的行止,忽地驚覺自己如此回答的原因了:跟那班人劃清界線呀。

不過真正為自己是香港人感到驕傲,卻是今年六月四日第一次參加維園燭光晚會。這一年,「六四」慘案已過去了三十年,全世界尚在集會紀念其死難者的就只有香港人。香港人不僅在「六四」時傾城而出,上街遊行,捐錢捐物,聲援祖國人民爭取民主自由的抗爭,且自一九九零年起,年年六月四日晚上都在維多利亞公園舉行燭光晚會紀念,至今已三十年。最多人參加的一年有二十萬人,最少人參加的一年也有三萬多人。

我因青少年時代的經歷,對遊行集會向有抗拒心理,總是走不出那種一時歡呼一時打倒的文革遊行陰影,所以雖心中感念香港人的執著長情,卻從來不曾參加。這次破例前往,一是聽說要通過送中條例了,香港人將與大陸人一樣沒了遊行示威表達自己意見的自由,那麼今年的六四燭光晚會可能是最後一次;二是自己如今到了離天遠離地近的年紀,疾病纏身,隨時可能一命嗚呼,再不參加也許就沒有機會了。

晚會八點開始,我七點五十到達銅鑼灣地鐵站,站內人流高峰期已經過去,但仍然人頭湧湧。這麼多的人,卻異常安靜,人潮安靜有序地朝通往維園的 D 出口移動。五六分鐘後,我才上到地面,卻見這裡人潮更密,擠滿了一條街。仍然安靜沉默,隊伍中有不少孩子,可是就連孩子也不似平時般奔走跳躍,而是乖乖跟著大人默默前行。我感覺到一種悲愴的力量了。

隨著這道人流移動到維園邊,便聽見擴音器傳來通告,道是九個足球場已經爆滿,請後來者移步往後面的草坪。

一看錶,八點了!晚會馬上就要開始。我在維園旁邊住過,那時幾乎個個周末帶兒子到公園玩,熟悉這里的一草一木,到後面的草坪去?以這樣的速度跟隊移動到那裡,怕要半小時吧?到時說不定會都散了。這樣一想,我便趕緊擠出人流,朝中央圖書館方向走去,既是進不了場,何不上到那道天橋鳥瞰這一壯景呢?

誰知天橋上也擠滿了人,尤其朝著維園的那一邊,早已是裡三層外三層針插不進水潑不進的情勢。最前排有些人手里也拿著蠟燭,默默將它舉到欄杆外,竭力加入前方那一片閃灼的燭光,盡管中間隔了那麼一大片樹叢。

天是黑的,地是黑的,中間卻有這一片撲天蓋地的白色燭光,這麼多的人,這麼多的燭光,卻依然是這樣的靜謐沉默,而就在這靜謐中,響起了一道悲愴的琴聲,是二胡名曲《江河水》。我的心顫抖起來,魯迅的名言不期然在心中閃現:不是在沉默中滅亡,就是在沉默中爆發。

我想,便是在此時,我感覺到身為香港人的自豪。

如果說「精英」這個詞的定義是追求自己的理想不遺餘力的話,香港人最符合精英的標準。他們無論貧富,無論成功者和失敗者,皆有自己的一部極力追求幸福生活的奮鬥史。三分之一的香港人是土著,一百多年以來,他們在英殖民者管治下,胼手胝足,白手起家,將小漁村建成一座初具規模的城市。三分之一香港人是有勇有謀的強者,他們在四九年至五一年大陸易幟後逃到這裡,含辛茹苦,艱難創業,造就了香港六七十年代經濟起飛的基礎;另外那三分之一也了不得,他們從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前撲後繼不屈不撓,冒著被打死、電死、淹死、鯊魚咬死的危險,逃出極權政府的統治,到香港追求生存的權利。他們是七十年代香港經濟起飛的生力軍。他們也許發達了,也許是草根階層,但即使是住籠屋的人也不肯放棄自己香港人的身份,這不僅因為它以生命爭得,得來不易,更因為他們知道這一身分意味著甚麼。尤其是那些從大陸死裡逃生來到這裡的人,他們親身體驗了無產階級專政的殘暴,《一九八四》的恐怖情節對於他們不是小說家虛構的噩夢,是親歷的現實。「不自由 毋寧死」對於他們不是一句口號,是發自內心的理念,所以他們和他們的後代能夠敏感地從送中條例看出,香港到了「最危急的時刻」,「每個人都被迫著發出最後的吼聲」。

空氣悶熱,黑沉沉的天空上沒有一顆星,它彷彿正在朝著黑沉沉的大地和人海壓逼下來,可是你看哪,在黑寂的天地之間,卻有那一片白色的燭光。遠遠望過去,它是那麼薄那麼弱,在如泣如訴的琴聲中抖顫著,蔓延著,蒼涼,淒美,不絕如縷。

身邊的人越來越多,本來站在外圍的我被擠在中間了,渾身燥熱,臉上很快就變得濕漉漉的,不知道是汗水還是淚水,但我沒有去擦它,也沒打算擠出人群去抖抖氣,我要好好體驗作為這片燭光中一份子的驕傲,此時此刻,我終於可以心安理得地說:我是香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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