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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疫與封城之議

2021/1/27 — 13:53

2021 年 1 月 23 日至 25 日凌晨,油麻地部份地區劃為武漢肺炎防疫「受限區域」,各個紀律部隊到場執行「封區」措施。

2021 年 1 月 23 日至 25 日凌晨,油麻地部份地區劃為武漢肺炎防疫「受限區域」,各個紀律部隊到場執行「封區」措施。

【文:梁俊彥】

新冠肺炎抗疫工作近一年,香港政府一年來陸續推出多個強制性措施,包括限聚令、禁足令、部分群組強制檢測、關閉邊境和隔離。與部分國家不同,香港政府於早期對大型強制性法令,始終有所保留,一直到第四波疫情才轉換立場,先後推行「禁足令」及「封城」兩招。於往年九月時更表示「禁足令」有如「宵禁」,影響深遠,政府必須非常小心行事,強調若非萬不得已,不會貿然引用極端舉措。小心行事的特區政府,反而被輿論指責為不夠當機立斷。

香港政府一改以往審慎作風,在人口密集市區小規模封城,大幅吸收中國政府抗疫手段,從民情角度,所造成衝擊不容小覷,此例一開,有關生命政治 (Biopolitics) 管治手段將陸續有來,說是習式極權主義正式登陸也不為過,所以我認為民主派在封城上要採取話語,不單是果效與民生,而是特殊手段是一個甚樣的管治傾向,這是不是一個良好的使用公權力的方式,我理論讀得少,相信大家對一個政府應否以公民自由為原則作施政考慮一類問題,能給出好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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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竟,公共醫療就是一場政治,防疫手段終歸也是管治手段的呈現,不是科學效率知情權這些詞彙所能抗衡,將自由等人權置於其中是理所當然,也是評擊這些手段的立足點。

封城作為一種特殊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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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全球各地,封城、鎖國、宵禁與隔離等措施,正在各國輪流上演,幾近成為日常,這場疫情正漸漸改變人們對人權與保護公民自由等既有觀念,在深不見底的疫情下,人們對過去極為警惕的侵權行徑不單漸漸接納, 甚至主動要求政府介入限制公民自由。彷彿社會普遍接納在抗疫時期可以採取特殊以至強硬手段,限制公民行動以至言論自由,是普遍社會共識。

於 2019 年年底疫情爆發初期,中國政府因「封城」和「禁足」等多個強硬措施,遭到國家間抨擊質疑,但隨著其境內疫情受控與疫情向全球蔓延,強硬手段防疫模式漸為多國學習與效仿。

甚至有一種勢頭,彷彿是只要手段有效,越強硬就越得到受落。由美洲到歐洲,以至東南亞,不同程度封城手段,始起彼落,但始終鮮有達到武漢封城程度。

特殊手段等如有效?

在往年外媒 BBC 就曾訪問多位醫療專家、法律界及人權組織,他們對封城效用存疑,並表示中國嚴厲的封鎖和隔離措施,的確有效降低疾病確診數字,但針對「封城」措施是否有效,皆不願妄下定論,專家也稱,大部分國家要仿效中國式的「大規模封城」並不容易,除了沒有中國政權的執行力外,也牽涉到經濟、社會及人權議題,因此並不適用在各個地方,即是封城等特殊手段並不是長遠抗疫之法。

更指:「防疫獲得人民的支持,比以強權方式要求人民配合更有用,人民也比較願意合作; 與此同時,政府必須提供正確的信息,而且要公開透明,」

抗疫手段是否有效 背後是一個政治問題

問題是人們對特殊手段放鬆警惕,不等如換來保證有效抗疫手段,因為有效疫苗才是抗疫最終答案。意味在有疫苗前所謂有效抗疫手段,都是暫時性有效,如果以公民自由換取暫時性有效抗疫手段是社會共識,特殊手段極可能是公民一時容忍,在此期間如何令公民保持與特殊手段配合,直至完成抗疫工作則是一個政治問題。說到底,公民對特殊手段配合程度,與對當地政府信任度,有極大連帶關係。

在這問題上,國際間有不少討論,普遍認為在公民權利不受保障社會,這種對特殊情況的容忍會受政府利用,令管控言論及監控人民等非常時期所實施的措施,逐漸成為「新常態」,在疫情消失後「新常態」會否持續,情況令人擔憂。

因為只有配合的條件是政府必須遵守在法例上落實特殊措施,實施時是因應特殊情況、有限期,即配合是有限期性質,才有可能中止新常態持續化。

如果沒有限期地配合,政府一般會傾向將特殊措施在特殊情況結束之後常態化,「新常態」建立,對公民權利是不可挽回的侵蝕。

封城等特殊手段在香港是否可行?

撰文之時正是 1 月 25 日,香港政府剛宣布佐敦封城於當日早上完結,政府更指不排除在油麻地或深水埗再次施行封區,輿論普遍認為政府動作太慢與對成效存疑,惟對政府開始與中國政府「清零」抗疫原則一致而傾向接納,鮮有對「清零」抗疫原則所連帶負面效果著墨,正出現接納特殊手段傾向。

香港政府或許認為在中國內地特殊政治狀況下有效手段,能夠原封不動在香港實施而廣為公眾接納,可以將特殊手段在香港普遍地使用,甚至吸收封城經驗,推行全民強制檢測,不過事實又是否如此?

由一年前開始因政府拒絕封關而導致今日封城等種種質疑,不會因特殊手段在港推行而消失,在全港注視下,過去兩日在封城過程種種資訊不透明,官員拒絕回答傳媒質詢,部門單方面行事造成社區恐慌,足見特區政府正逐步依賴特殊手段,而將過去一年來由醫護人員與跟市民辛苦建立信任感推向危險狀態,加深官民信任裂痕。

儘管政府以官員輪流落區等公關技巧,對沖封城下種種失誤,以維持公眾對特殊手段信任與配合,不過,封城等極端措施作為一種鐵定對社會造成影響的特殊手段,正在衝擊香港政局,香港市民與政府間在抗疫一事上信任可否得以維持,令抗疫工作保持成效,仍有待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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