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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界有一處同時滋生繁花和敗草的溫床,叫做《校本條例》!

2019/3/20 — 11:59

小學校舍(資料圖片)

小學校舍(資料圖片)

最近小學女教師墮樓輕生一事觸發教育界的熱烈議論,其中一個討論焦點在於《校本條例》的「校本管理政策」,以及學校管理層權力未受到有效制衡等問題。簡明而言,筆者以為《校本條例》有其進步的積極意義,但是也有其隱藏的保守本質,在當年教育改革過程中教育當局有意在香港教育生態園建造出《校本條例》這樣的一處溫床,於適當條件下可以生長出茂葉繁花,可是在惡劣環境中,同樣滋養著腐枝敗草。

略略回顧歷史,當年 2001 年教育當局提出《校本條例》草案後,引起教育界的廣泛議論和不少辦學團體的強烈反對。這是由於《校本條例》規定法團校董會的組成除了辦學團體任命的校董外,還包括現任校長、教員校董、家長校董、校友校董和獨立校董。當年天主教、聖公會和循道衛理會等教會辦學團體反對理由的最大憂慮是因為引入其他持分者成為法團校董會成員,直接弱削教會辦學的特色和自主權。不過,事實上政府當局在條例上已作了政治上的妥協,設有辦學團體校董人數上限為六成的規定,實質上容許辦學團體仍然牢牢掌握學校管理的話語權,撫順當時一些辦學團體的激烈反彈。無論如何,2004 年 7 月立法會通過後刊憲,正式成為《2004 年教育(修訂)條例》,翌年初《校本條例》生效,所有資助學校必須成立一個法團校董會管理學校,而天主教教區興訟,與特區政府長達六年的訴訟亦於 2011 年底敗訴告終。時至今天,經歷逾二十年實踐和驗證的《校本條例》實在有必要重新檢視,甚至作出適當的修訂。

《校本條例》的關鍵在於把校董會法團化,法理上是重構個別學校校董會與政府的關係,把過去政府直接強力管治的關係正式轉化為代辦托管,讓個別學校校董會擁有相當的自主權,筆者對此予以充分肯定。當年教育當局宣傳《校本條例》時,指出有利校本管理的「靈活性、自主權、透明度、問責性,以及共同參與決策」。具體而言,筆者以為這些有利因素必須取決於一個在校內有效的「校政民主化」機制,否則所謂「靈活性」和「自主權」只會落在個別攬權的管理層人士手中,所謂「透明度」和「問責性」只是過場式和裝點式的姿態,所謂「共同參與決策」只是形式上的空話虛言,並非實質上把「學校管理權」真正而全面的歸還給校內以教育專業為管理基礎的校長和教師手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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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認為,如果檢討和修訂《校本條例》的話,必須堅持發展「校政民主化」的原則,不能有所偏差和倒退。《校本條例》的正面意義在於趁著教育當局倡導所謂「放權讓利」和「拆牆鬆綁」政策的情況下,間接防止特區政府對教育的直接介入,因而可以繼續保持辦學團體多元化辦學的特色。況且,觀乎當前內地不斷有意干預香港「一制」的嚴峻政治形勢,這樣的緩衝以至區隔作用在教育範疇內至關重要。具體來說,修訂《校本條例》應該從四個層面考慮,包括:其一是削減辦學團體校董人數上限為一半,簡單說就是減弱辦學團體在決策過程上的凌駕性;其二是倍增教師校董和家長校董的人數,強化相關持份者在法團校董會的話語權和影響力;其三是明確規限法團校董會的權力在三個方面,即保持與教育當局在行政上的法理關係、學校財政管理,以及人事問題處理;其四是正式授權在校內設立「校政委員會」或「校政議會」制度,由校內行政人員和前線老師組成,以專業態度和民主形式行事,直接處理學校的所有運作。

筆者提出上述修訂《校本條例》的建議旨在拋磚引玉,有待相關人士進一步探討。不過,筆者十分著意第四點有關「校政委員會」或「校政議會」制度的確立,雖然現行不少學校也有類近的「行政人員會議」或者「校務會議」。「校政委員會」或「校政議會」的建議在於法理上明確界定與法團校董會的權責有所區分,把學校日常運作的話語權和管治權完全賦予校長和教師,落實教育專業和民主治校的發展。《校本條例》這一處在教育生態園的溫床到底滋生出繁花還是敗草呢?筆者認為必須有著「校政民主化」的土壤才能有較健康和穩妥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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