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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叻玩民粹的經濟學教父 — 論香港政府的國師芝加哥學派(二)

2020/9/13 — 13:03

王于漸(圖片來源:團結香港基金網站)

王于漸(圖片來源:團結香港基金網站)

2008 年諾獎得主克魯曼最近撰文談到股市節節上升,普羅市民的日子反而越來越難過,華爾街分析界稱兩者嚴重脫節的現象為「K 型復甦」。自列根時代開始,便被芝加哥學派劫貧濟富的主張所蒙蔽和荼毒,香港人走著相同軌跡,承受貧富懸殊的惡果多年,對未來感絕望(可參考筆者〈香港高官的經濟思維〉)。特別在無限 QE 和政府對地主採放任政策(例如任其囤積居奇)的雙重夾擊下,情況越來越惡劣,民怨終於在雙普選無望的環境下大爆發。美國 99% 的苦況,同病相憐的香港人,只感到有過之而無不及。

經濟學者沒有土地問題的獨家話語權

2014 年 5 月,《廿一世紀資本論》在香港觸發社會討論徵收富人稅和資產增值稅,香港兩大經濟學 KOL 王于漸和雷鼎鳴接受《明報》訪問,大力鞭撻該書作者皮凱提震撼學界的心血結晶,三言兩語便否定其結論。王于漸聲稱,問題源自房屋供應不足,罪在政府規管 — 此乃芝加哥學派一貫立場。在王于漸口中,保育團體千方百計促使立法機關及政府制訂更多法律及規管措施,方是土地供應大受限制的禍首,要解決貧富懸殊問題,「政府可每人送一層樓」— 一如當年他大力主張領匯(領展前身)上市,說要釋放公共資產的潛在價值,結果最大得益者是其大股東、管理層及一班金融界玩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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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規管,其實可來自具質量的民間參與,沒必要困在芝加哥學派設定的框架 — 大政府抑或大市場(其實是大企業為主)二擇其一的假對立中。中大地理及資源管理學系伍美琴教授說過很多次,政府討論土地問題時側重開發新土地資源,只強調起樓,欠缺全盤策略 — 這正正是王于漸和雷鼎鳴等經濟學者大力推銷多年的教條。在土地大辯論中,規劃署前助理署長伍華強提出解決香港土地供應的「終極方案」,本土研究社就出版一份「好誠實研究報告」,破解地主和一群經濟學者經常散播的謬論。伍教授亦在〈香港不缺土地和房屋,而是「患近視」、「患不均」〉一文中,做過詳細分析,奇怪是王于漸如此關心香港人的住屋問題,對這些有分量的專業意見卻視而不見。在未有效反駁其他界別學者和研究員的不同意見時,便聲稱自己見解是獨步單方,這是一個整天吹噓自己那一套理論很科學、很可靠的學者應有的態度嗎?

港人組屋不是唯一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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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學者曾國平在〈雷教授幫倒忙〉中提到,行為經濟學有個叫 framing 的概念,講同一件事的不同包裝,可能引導出不同行為。背後原理,大抵和政治上 spin doctor 所做的相同。講到運用 spin 的技巧,借學術光環設定政經議題(例如避談把粉嶺高球場由富豪手上歸還給市民,或建議在長洲以南填海造島而避免提及倒錢落海的明日大嶼計劃),捍衛中港權貴階層的利益,芝加哥學派可謂精於此道。港大首席副校、前領展非執行董事、港府及團結香港基金權威顧問王于漸教授,素有港大「外快王」之稱,(請參考〈香港經濟學界的教父 — 為何 38 位經濟學者不可靠?(九)〉)便最擅長先發制人,扣人家「民粹」或「仇富」的帽子,在道德上謀殺提出官商勾結指控的市民。

兩日前(11 日),「外快王」在網上替董建華的團結香港基金開壇,力言要解決香港嚴峻的民生和民粹問題,推行「港人組屋」計劃是唯一出路,讓大多數港人以可負擔的價格購買公營房屋單位,才能促進整體經濟發展,實現真正的全民共享繁榮。這些講法並無新意 — 去年九月,王于漸也發表過類似言論,指香港的房屋問題,其實是「沒有錢的問題」,政府需負起責任解決,唯一補救方法是參考新加坡的組屋模式。但為何透過修例,營造一個健康的租務市場 — 加強保護租客的權益,避免不必要的空置,把買屋需求分流開去 — 不是可取的解決辦法呢?另外,過去一年,經歷過武肺侵襲和中美脫鈎,全球面對無法估量的政治及經濟危機,王大教授又憑甚麼判斷樓宇價格繼續只升不跌,其加強版租置計劃不是推市民入火坑,背負一身債,而是惠民措施,助其踏上致富之路呢?

以科學做包裝的經濟學 sales talk

2001 年諾獎得主 Joseph E. Stiglitz 在金融海嘯後寫了一篇文章〈新自由主義終結?〉,批評新自由市場原教旨主義一直是為某些利益服務的政治教條。他說,自由市場的說辭被選擇性加以使用 — 當它為一個特別的利益服務時就會得到認可,當它不能做到這一點時就被抛棄。放諸香港,這些新自由主義者無疑就是以王于漸和雷鼎鳴為首的芝加哥學派學者及其信徒。在王于漸 2014 年開始轉口風前的二、三十年,自張五常開始,香港的芝加哥學派一直鼓吹低稅率、拆牆鬆綁、公共資產私有化等措施,大力反對租管、最低工資、全民退保及限制商家賺到盡的政策,結果,香港的貧富懸殊冠絕發達社會。

當「獅子山精神」、「知識改變命運」、「涓滴效應下先做大個餅」的一套自由市場說辭再騙不了人,王于漸便放棄自力更生、派福利會養懶人這類講法,改為吹嘘「派樓」來縮窄貧富差距,更居然說「一個有私樓的蠢人,最終會跑贏一個住公屋的叻人。賣公屋可以解決不平等」(參考筆者〈讀大學的經濟學〉)。但芝加哥學派過去不是經常強調靠自己努力向上爬才是社會富強之道嗎?話變就變,完全無檢討過自己那套理論要為香港搞成咁負上多大責任,例如領展害到那麼多人雞毛鴨血,正是公共資產私有化的重要反例,王大教授若重視科學精神,沒理由不吸取教訓,照舊鼓吹租置,鼓吹把房產加倍私有化、金融化,到底這是冥頑不靈,抑或有其他不可告人的原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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