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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漢肺炎下的全球社會危機

2020/4/23 — 1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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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蕭裕均,高教公民國際事務總監】

武漢肺炎自上年底開始在全球蔓延至今,已令多國停擺。為遏止疫症擴散,人類就連自身作為「社會動物」最基本的社交互動需要都被限制。此外,過去幾個月,在國際層面,我們目睹的是:人類藉著歷史的教訓,以信任、互惠互利和長久合作為基礎而成立的國際組織和制度(如世衛及其通報和協作機制)都紛紛備受質疑和挑戰。有的國家和地區,更直指一直以來統領各國對抗不同公共健康和衛生危機的世衛偏坦中國,因而要求世衛總幹事譚德塞下台及提出另起爐灶,成立新國際組織取代世衛。

可以說,武漢肺炎的出現是人類文明的考驗。它直接考驗著人類過去二、三百年來從傳統社會發展至現代社會所建立的互動模式、社會制度及未來社會願景。究竟武漢肺炎如何為現代社會帶來根本上的衝擊?假若這些衝擊持續摧毀現代社會的文明基礎,人類社會又會朝著怎樣的形態發展下去?在這衝擊下,政府又應有怎樣的責任和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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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人類學和社會學對人類社會的形成和互動模式的研究,信任(trust)和互惠互利(reciprocity)是人類社群去維持一個共同體的公共利益(common good)的最基本元素。信任的存在,不單能令人們在互動中帶來合理行為期望,更能促使一個共同體中的成員遵從和維持當中大家認可的規則。互惠互利的關係則是影響一共同體的成員決定與誰以長久關係作出合作,以及以怎樣的條件下進行合作。簡言之,沒有信任和互惠互利,就沒有認可的規則和期望行為的出現,更沒有發展長久合作關係的可能,亦即制度和社會都難以出現。

信任瓦解,將回到傳統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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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疫症的蔓延又會如何改變社會以信任和互惠互利作為基礎的運作機制?首先,明顯地,疫症的出現中斷了我們一直以來的社會習慣。這些社會習慣諸如定時從家門出發到辦公室上班、到學校上學,以至周末與朋友進行交誼活動。而這些社會習慣又是不少社會組織賴以存在的基礎。大家只要看看很多食肆和商舖都面臨結業便可想而之。

此外,在疫情擴散下,所謂的「同心抗疫」變成了新的公共利益。可是,由於舊有社會習慣的中斷,而新的社會習慣(以及一系列要求人們遵守新社會習慣的規則、組織和制度)都未能在社會中成立和有效發揮作用,社會便可能會出現一些人為自身的方便和意願而妄顧公共衛生的情況下,作出不同的「搭便車行為(free-rider behavior)」 (如不戴口罩、不遵從法例減少社交活動等等)。

通常,一個社會需要藉嚴厲的懲罰機制,才能有效打擊這些作出搭便車行為的人。可是,假若一個社會的政府沒有或未能有效利用這些懲罰機制,這些以個人私利出發而妄顧公共利益的搭便車行為便會變成社會新的期望行為。而這些行為尤其會在疫情迅速擴散,人們面對焦慮和不安下為求自保而紛紛出現。在這情況下,社會中人與人間的一般信任(generalized trust)程度便會變得十分低。在社會固有的約束和懲罰機制都不能有效執行時,便極易走向腐敗叢生的社會。正如著名犯罪學者Della Porta所指:「在所有不合法的交易(illegal exchange) 中,高度的信任和互惠至為重要。而要進行有信譽的不合法交易,誰被算是『守信』至為重要。」

故此,在社會一般信任程度變得十分低的情況下,人們為求不被欺騙或進行自保,會嘗試建立新的信任機制。在疫症蔓延的情況下,因為人與人之間的互動減少,人類都會從自己認為最能守信的群體來建立新互信機制(如家人、親戚、朋友)。而這種新的信任,與之前以公共利益而建立出來的一般信任不同。這些以血緣或親友關係而建立的信任是個人層面的信任。久而久之,這種信任機制便有可能會令社會發展形態朝著傳統社會以宗族和血緣關係作為基礎而發展下去。這些以宗族和血緣關係作為基礎而發展的傳統社會,其社會控制方式並不像現代社會以法律和公民價值(如法治、自由等)作為主要手段。反之,傳統社會多以家長制的傳統權威或領袖的魅力權威以為基礎,作出有效管治。

當然,上述所指的社會形態走向只是在政府不能維持現有制度和令社會擁有一定程度的一般信任下發生。故此,在武漢肺炎的出現下,政府如何保守故有的制度和價值(如對疫情資訊流通的公開程度、對科學求真而不被政治干擾的篤信和實踐、改善政府和市民的溝通和互信程度)都是關鍵。而這些在上年經歷一連串社會運動後,香港政府在巿民心目中的信任程度十分低的情況下,便顯得更為重要。

「高教公民」網址

(本文章原刊於《蘋果日報》觀點版,特別嗚謝作者及《蘋果日報》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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