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歧視 — 最恐怖的瘟疫

2020/4/4 — 12:27

資料圖片,來源:Ohmydearlife @ Pixabay

資料圖片,來源:Ohmydearlife @ Pixabay

(一)

有論者在討論「指定診所」政策引起的爭議時,以為只要歧視行為針對的是傳染病,便不違法;這似乎是誤解了例外情況。《殘疾歧視條例》第 61 條的例外情況列明:若爭議中的歧視行為,受影響的殘疾屬傳染病,而歧視行為「是為保護公眾健康屬合理地需要的」,該行為便不屬違法。醫學教授專家已一而再再而三指出設立「指定診所」就是防止交叉感染,而「指定診所」位置與民居亦有足夠安全距離。簡言之,反對設立「指定診所」既不是為保護公眾健康也不合理;除非反對人士可以提出有力的醫學証據反駁以上專業意見,否則難以啓動第 61 條。

而以防疫為由,拒絕服務某類人士是否屬第 61 條所指例外呢?譬如:食店為了防止 HIV 傳播,不容許同性愛者入內,是否歧視呢?先不說一起進餐會否傳播 HIV;問題另一重心是「行為」不是「身分」。她是異性愛者,一直進行不安全性行為,她感染 HIV 的機會是否比同性愛者高?不招待同性愛者是否合理地保護公眾健康?(我一直覺得應再檢討涉及男男性接觸者的捐血政策。)循此邏輯思路,店舖可否以第 61 條証成(Justify)拒絕服務某類人士的政策,答案明顯 — 一名從疫區回來的香港人是否比一直留港的非香港人更易成為帶毒者?問題不是身份,是她/他是否到過疫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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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必須為平等機會委員會(平機會)說句公道話。說它不處理辱罵他人「狗」或「曱甴」(辱罵事件)的同時,就假設平機會愚蠢不通法律,可否煩批判看指出平機會可運用那一條例呢?明顯不是基於殘疾或種族的中傷。是歧視?要體現當下香港法律的平等機會精神,必須確定比較標準(comparator)。例如:這程度學歷的女性不被升職,便必須找同等程度學歷男性的遭遇作比較,才知是否有歧視;又如:不服務同性愛者便必須與不服務異性愛者比較,才知是否會有效減低傳播 HIV,才知是否有歧視。那辱罵人又應以甚麼作比較標準呢?是否用其他昆蟲或哺乳類動物(不引起歷史或文化聯想那些)辱罵作標準?假如辱罵有標準用語還是辱罵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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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正如我一直主張:同一國籍民族內,可再因某些特徵(如出生地、方言)再細分不同族群,而種族歧視法律亦應處理族群之間的歧視。循此思路,2012 年蝗蟲事件與辱罵事件不同:前者是廣州話族群與普通話族群的衝突,後者是香港人之間的問題 — 除非可指出香港人當中再可細分不同族群,又當別論。(當然,政見是否在反歧視論述中的有效差異,值得討論 — 若成立,則支持民主黨的美國人可與支持共和黨的美國人互相歧視。有趣。)

(三)

亦有論者指:我做生意我選客戶,關平機會甚麼事?香港源用英國自由主義普通法制度,尊重私人/公眾二分,意即:除非私人事件(例如性事)污染公眾世界,法律不會介入。當年性工作及肛交非刑事化就是源用這規則。打開門口做生意當然是公眾事務,平機會依法執行職務有何問題?2016 年起訴酒吧女士之夜不也是同樣道理?

大家是否更應關注平機會為何總要被動等候投訴才採取行動?《殘疾歧視條例》第 66 條及《種族歧視條例》第 64 條明列平機會可作主動正式調查,那為甚麼平機會不主動作為呢?若從 2001 年平機會主動調查中學派位有否性別歧視一事分析,平機會似乎只會在有明顯調查對象,結構性現象和明顯違法才決心主動調查。反對指定診所者及明言不招待某類人士的店舖眾多,沒有明確指揮中心,難於取証;而且過去案例少,所以平機會不願主動出手?還是因為平機會資源不足人手不夠?

(四)

2020 年 3 月,有市民入禀法院,要求司法覆核醫院管理局(醫管局)設立「指定診所」的政策,指有關決定危害公眾,不理居民反對。按《醫院管理局條例》第 5 條,醫管局應可以因為要控制疫情而把個別的普通科門診轉為「指定診所」。縱使醫管局及衛生署高官沒出來解畫,聯網醫院醫生在百忙中醫治眾多病患時,亦有到區議會解釋設立「指定診所」的政策是為了預防交叉感染;聯網醫院亦有邀請區議員到「指定診所」現場解釋安排及流程。我也希望在法庭聆訊中,於有序爭論下,科學道理可越辯越明,看看誰是冥頑不靈自私固執。

(五)

有學者說:太多人說同一種語言的話,很難知道說該種語言的人是那一國籍,因此,很難判定是否種族歧視。當然,語言與國籍種族掛鈎,語言歧視自然是種族歧視。(網址;瀏覽日期:2020 年 3 月 22 日)但種族歧視不只有這種單向線性的邏輯 — 也就是說:我歧視不懂英語的人就只是歧視英/美/加拿大/澳洲/紐西蘭人,所以是種族歧視;種族歧視內不只這一種語言歧視。在美國,一間公司如果沒有正當理由下,拒絕聘請在說英語時帶口音、文法不標準或/及詞彙不夠豐富的人士;或要求各國籍各種族員工在公司內只用英語溝通,也屬種族歧視。(網址;瀏覽日期:2020 年 3 月 22 日)換言之,一名新加坡人移民美國,即使懂英語,但因帶新加坡口音/沒美國口音而遭差別對待,也可以是種族歧視。我們總不可以辯稱由於世上沒「新加坡話」,便說新加坡人不會受語言歧視吧。所以,種族歧視中的語言歧視應該是指:在一特定社會,操強勢語言(不一定是本土語言)的人在缺乏正當理由下差別對待使用其他語言的人。例如,在澳洲,操英語的殖民者無理歧視原居民語言便應是語言歧視。

然而,世上語言眾多,政府尚可有資源儘量用香港各種較多人使用的語言文字製作文宣,小企又如何可自處呢?標明不招待非廣州話人士是直接歧視;標明只招待廣州話人士則是間接歧視,但小企總不能聘各種語言翻譯待命。我在北京教書,校園有來自非洲不同地方、東歐各國的學生老師;校園有一所小餐廳,我差不多每天光顧,老闆外語差勁(對不起,老闆,恕我太誠實),為了招待各方顧客,便在菜單加上菜式照片,並加簡單英文介紹;有時又會麻煩懂外語的本地同學幫忙落單。萬事在乎態度,有否儘力。

明白明白,語言並沒有優劣。在當下全球化資本主義脈絡下,港式廣州話確實在弱勢。要堅持廣州話這種情懷,當然明白。但,在(再現)港式廣州話優先的環境及前提下,又是否須歧視其他語言呢?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港式廣州話流行消費文化盛世,也不是靠打壓其他強勢語言(例如英文)打造而成。要堅持廣州話,我們可由每人的週遭日常做起:如法律界可堅持在各級法庭港式廣州話審判,用雙語寫判辭 — 我們早已雙語立法,雙語判辭又不是沒先例(加拿大判辭便是英法文書寫的)。又如大學同學可要求港式廣州話教學 — 北京大學劍橋大學都用本土語言,外地生不缺;香港的大學也可用港式廣州話教學,我們研究排名又不低,會怕收不到外地生影響國際排名嗎?日本的大學也不會因追求排名而用英文教學吧?以上這類行動近年沒有動靜沒有討論,為甚麼?難道尊重港式廣州話只是虛偽幌子? 

瘟疫下,悠關生命,在價值取捨上,各人被迫面對各自道德心魔。口舌上一時的勝利,偏聽固執自以為是,選擇不停自創理由放棄以往自己也同意的道德底線。那當然比身體力行超越執著自嘲認錯容易輕鬆。代價是犧牲公義,苦果終有一天自受。說到底,誠信反省公平是公義的起點;在反歧視原則前,受屈者的感受最應受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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