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起)董建華、梁振英、林鄭月娥、曾蔭權

歷屆特首懵然不知的禍患 — 論香港政府的國師芝加哥學派(五十四)

董建華去年接受《China-US Focus》專訪,談到年輕人上街,是因為不滿買唔到樓、貧富懸殊,以及香港工種欠多元、出路窄。他更稱,歷任特首 — 包括他自己 — 都無能力動員社會改變這局面。

董建華確實指出一些管治難題,弊在搞不清來龍去脈。過去十多年,全球量寬造成資產價格暴漲,加劇貧富懸殊,但政府視若無睹 — 港府的權威顧問雷鼎鳴便多次指貧富差距被高估。香港歷屆特首,除了交由「市場」(即是大地產商)主導解決香港人的住屋問題(實行了多年的「勾地表」便是好例子),還實際上奉行聯合國大力批評的房屋金融化政策。學者黎恩灝四年前在〈特首選舉會關心住屋權嗎?〉中,便引用過聯合國的報告,分析何謂「住屋金融化」— 住屋被視為商品和累積財富的手段,以及成為全球市場中交易和出售的金融工具的一種擔保。

「由於各國側重吸引資本和富裕的投資者,推動不少歐洲國家實施嚴厲的緊縮措施 — 例如減稅和削減福利 — 以吸引外國投資者進入其國內房地產市場;加上全球資本過剩問題愈加嚴重,住屋和城市房地產已經成為金融公司的首選商品,作為資本過剩的存所,使住屋脫離提供安全和尊嚴生活住所的社會功能。結果,一些對沖城市(例如香港和倫敦)的房價自 2011 年以來都上漲了 50% 以上,為富人增加了巨額資產;對於尚未在該市場投資的大多數家庭,則再無能力購買住屋,被逼遷到就業和服務稀少的城郊地區。」

增土地供應,何用填海毀山林?

過去十多年,大量中資湧入香港投地、掃貨,情況之惡劣,只會比歐洲有過之而無不及。但買不到樓,只是香港的深層次問題其中一個徵狀,並非全部。近期梁振英陣營頻頻向林鄭發炮,雙方爆發口水戰,焦點正正在房屋土地問題之上。梁振英建議改劃郊野公園邊陲地帶,林鄭就聲稱政府要長遠謀劃,靠填海造地,撐「明日大嶼」。關於怎樣增加土地供應的選項,漁護署前助理署長王福義在〈拆解郊野公園發展機制〉的分析,最值得參考。王福義在〈拆解〉中,反駁那些認為郊野公園是浪費土地資源的人。他指,發展過程中應採取避免原則(Avoidance Principle),即首先把保護區列為「禁區 constraint」,盡量避開,而不是視為交換條件之一。不然郊野公園將會支離破碎,破壞其完整性和連續性。王福義並非任何情況下都反對發展,他提出,只要證明「別無選擇」,並得到社會共識,便可以考慮。

那麼,有其他更好的選項嗎?有。除了善用棕地和粉嶺高球場,規劃署前助理署長伍華強,三年前便提出一個解決香港土地供應的「終極方案」 。姑勿論打郊野公園主意,抑或撐明日大嶼 — 如真心追求善治,而非旨在取悅某方人士爭取入閘 — 都要先論證其建議的淨效益高過「終極方案」 等獲民間社會支持的其他選擇。土地變革,須得到公眾認可,推行起來,才會事半功倍,才更有望解決香港的經濟民生問題,符合中央的強國夢戰略需要。

經濟學者和財演的洗腦大法

要留意一點,主流經濟學者和財演攜手多年,洗大眾的腦,騎劫巿場的話語權,社會在討論房屋和土地時,很容易便聚焦在供應問題上。增加供應,不應修改法例或抽稅去改變市場參與者的行為誘因 — 變成不成文規定,客觀效果上,卻等於放任市場大阿哥話事(幾經辛苦才通過的辣招整天被財演攻擊,但甚少有實證研究怎樣使其更具針對性)當中有一個頗深入民心的誤解。姚松炎便分析過,「新樓落成量在過去十年已有可觀的增長,由 2011 年的不足一萬伙,回升至 2018 年和 2020 年的接近二萬伙,升了一倍。有趣是供應上升,樓價卻不跌反升,否定了供應不足導致樓價上升的假想。」 增加供應固然重要,但那不是問題的全部。怎樣增加,是否該先對付囤積居奇行為,別再美化做私人土地儲備(主流經濟學者及財演常用字眼),更具實質和策略意義。

假如我們不適切地修正住屋金融化政策,填海又好,毀山林又好,使土地供應增加 — 扣除部分用作公營房屋 — 最終只會變成人家的發財工具。在資本主義社會,人有做交易和買賣樓房的市場自由,問題是,各種由稅務到限制最少化的政策,到底有無專益某班人,累普羅大眾承擔沉重代價。另一個問題是,有無人假市場自由或提高經濟效率之名,推行一連串低稅、私有化政策使貧富懸殊不斷加劇。要治本的話,那就要有健全而重視均衡發展的理念〈註〉,逐步減少住屋金融化的程度,保障租住權及各種文化權利,摒棄領展前高層、港大首席副校兼港府權威顧問王于漸所鼓吹的新自由主義思想,不再縱容各大地產商(包括市建局及領展)有錢賺到盡,讓竭澤而漁的經濟結構繼續殘害百業。

金融管理局前總裁任志剛曾經說,「你在香港,不可以在樓做短盤,無樓即是短盤,你梗要有一個竇口,如果有機會應該至少平盤(一層樓),而不是短盤,長盤(兩個單位或以上)則視乎自己有無錢。」這說法反映一個習非成是的荒誕事實:在香港,除非住公屋,否則,不買樓便等於沽空。假如你想將積蓄用來發展只求溫飽而非要賺大錢的事業,學一門手藝或藝術(例如有些年輕人希望開書店與人分享知識的樂趣),妳/你很大機會被自己的理想懲罰到不似人形。但為何我們沒有這種選擇的自由?整天把巿場掛嘴邊的經濟學者和財演能否解釋一下?在這種畸形的經濟結構下,董建華想香港工種變得多元,年輕人有更多出路,怎會不是空談?

〈註〉例如,學者李敏剛及李耀基在〈土地大辯論應認真對待宜居理念〉的觀點,便跟中大地理學者伍美琴一脈相承。雙李以墨爾本為參照對象,特別提到政府的規劃思維停留在「做大個餅」,而非「做好個餅」。將宜居生活理念直接帶到社區以至個人及家庭生活空間的規劃中(例如考慮社區特色,重視表達居民與最貼身感受的社區環境的連繫,包括生活圈布局及街道生活等),這才避免做大個餅同時,讓地產商用各種「奇則」去牟取暴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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