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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嶺公墓之儀式感與真相

2020/4/12 — 18:23

從《小王子》一書中,小王子與他所養的狐狸曾有一段經典對話。

狐狸說:「你每天最好相同時間來。」
小王子問:「為什麼?」
狐狸說:「比如,你下午四點來,那麼從三點起,我就開始感到幸福。時間越臨近,我就越感到幸福,我就發現了幸福的價值⋯⋯所以應當有一定儀式。」
「儀式是什麼?」小王子問。
「它就是使某一天與其他日子不同,使某一時刻與其它時刻不同。」狐狸說。

這樣一套特定的行為模式,持之以恆於某日某時為某人而堅守,讓關係產生了獨特性和親切性,這份「儀式感」令彼此連繫更深。若有親友離世,在特定的日子及時間行使特定的禮儀,儀式能把這段被死亡分離的關係,從「儀式感」的產生而把生者的哀傷逐漸釋放,接受死者離去的現實。有時在儀式中,生者會向死者承諾和道別,無論表達內容是道謝、道歉或道愛,生者亦能產生動力走他當行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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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之以禮

如果把儀式應用在悼念的日子及場合,例如喪禮或公祭。儀式的功用就是讓我們接受先人離去的事實,悼念大家在世時彼此的共同回憶,給參與者從禮儀中好好道別。因此祭祀不僅是參與的禮節,更是一種面對死亡的態度,一個適時表達哀傷的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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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死者儀式的必要在於——從過程中,我們會反思在死者離世後,如何重新調整自己的生活;從哀傷中,我們一步一步接受分離與失去,好好告別;從儀式中,我們漸漸將死者珍藏在心裏,建立另一種模式的持續連繫(continuous bond)。

至於公祭,這是一種社會的祭祀儀式。舉行祭拜儀式的人與亡者可能沒有血緣關係,是一種對一位或多位亡者進行祭拜的儀式。尤其當公眾地方或場所發生了大型事故或人命傷亡時,相關群體通常都會為死者舉行公祭。部份地方亦會在一些重要人物過身的週年舉行公祭,以紀念該些人物。

悼念反送中運動的死者們

上星期清明節前夕,是科大學生周梓樂逝世五個月紀念,在周同學被發現墮下的尚德邨停車場附近,在有「人數禁制」下仍有少量市民到場悼念,場中設有周同學和另一離世少女陳彥琳畫像的十字燈箱,紀念兩位在將軍澳逝世的青年。在疫情下,更有網民發起網上悼念及直播,在 8 時 9 分默哀一分鐘。

這大半年內,包括其他自殺者在內,全港出現不少類似的公祭及路祭,而且在每月某些日子自然會出現。可惜警方仍多次於這些悼念地點強硬清場或逮捕市民,即使儀式的參與本身帶有療癒及情緒抒發之效,仍抹殺市民為死者哀傷的權利。

幾年前,曾有小部分年輕抗爭者取笑上幾代香港人每年的六四晚會,揶揄大會每年行禮如儀,但其實較年長的香港人當年即使未能身處北京,他們同樣見證著政權對人命的傷害。三十年後他們仍然堅持每年拿起蠟燭於維園,如果以今天抗爭者每月的悼念行為作對比,悼念及堅守信念的本意也有異曲同工之處。

今天,年輕人除了在疫情下需要轉化悼念及抗爭模式,或許我們內心仍可以欣賞及理解上幾代人的堅持,對於專制的不仁與無道,不敢忘記「但有一個夢,不會死,記着吧!」。

沙嶺公墓的死者與數字

去年反送中運動以來,一直流傳有抗爭者死亡,屍體無人認領,葬於沙嶺公墓。今年清明節前後,不少市民前往沙嶺公墓拜祭。其中惹來資深傳媒人屈女士於報章指出,大家可能來拜祭「六十歲的手足」或「想像的手足」,並引用食環署數字有以下引述:「所以,躺在沙嶺公墓的亡靈都經過一連串嚴謹程序處理,而不是黃絲想像中的亂葬崗。最可笑是,食環署公佈二〇一九年六月至二〇二〇年三月,香港共有二百六十七具無人認領屍體葬於沙嶺公墓,當中二百多人是六十歲以上,七個為初生嬰兒,四十歲以下的死者,是零個。」

從數字看,質疑近九個月根本沒有年輕人葬於沙嶺公墓,這說法亦無可厚非,所以大家可從以下方向理性分析一下。若大家回看筆者另一文章《無人認領遺體與沙嶺公墓》中有提及過,其實警方在調查的殮房存放限期屆滿前未能成功聯絡死者家屬,身份仍然不明的死者會被列作無人認領遺體,若死因裁判官認為無須進一步進行更深入的查核,遺體則不用保留作調查用途,抑或有親屬因不同原因而親自簽紙放棄遺體處理權之下,在存放限期屆滿後,殮房會通知食環署,署方會按既定程序將遺體「土葬」或「火葬」。

重點來了,如果屈女士引用食環署數字和說法正確,這個也可能只是無人認領遺體「土葬」於沙嶺公墓的數字,若先人遺體未按既定程序而土葬於沙嶺公墓,以筆者的合理認知還有以下幾個可能情況:

1)先人在存放限期屆滿後被安排火葬,骨灰由食環署保存一段時間等候集合安葬。
2)先人遺體仍存於殮房,因近年有無人認領遺體存放期長達九個月。
3)無人認領遺體被送往港大醫學院作教學用途。(中大醫學院已於五年前不再接收無人認領遺體)

以上三點中,第一點機會較高,因為部分無人認領遺體未必會先土葬七年後才火化,而是直接送往火化後,保留骨灰一段時間留待家屬認領。第二點機會較低,主要是抗爭者若被強力人士所殺,沒太多原因要長期留下遺體作證據。第三點機會更少,因把遺體身上的證據送給醫學院風險更大。

不過,明白有市民懷疑政府公布數字有被操控的嫌疑外,大家也可留意有些無法找到的人口一直被視作「失蹤人口」,甚至可能有當時人的親友因不同原因而無法報案警方的「失蹤人口調查組」等因素,至於「新屋嶺扣留中心」在沙嶺墳場附近等其他可能性,只嘆若出現類似或大家想像以外的情況,一切就令作別論了。

公眾墓園與公義之墓

其實無人認領遺體的去向,仍有不同因獨裁或專制政權而出現可能性,加上過去九個月所發生不合理的事太多,警方不斷在令人感到可疑的非自然死亡個案上表達「冇可疑」,的確容易使大家容易帶來鬱結與焦慮。

理解到抗爭的倖存者在運動中的慘痛經歷後,在多次見證警方的暴力對待下,對當中有人死於非命,成了手足們的合理懷疑和心中的刺,在無從釋放悲傷的時候,沙嶺公墓便成為一個標誌性的地方。

昨天得知朱凱迪議員已到沙嶺公墓替2019和2020年每一個墓碑拍照,並要求食環署將每一個墓碑,跟「無人認領的屍體名單」配對,確認每一個碑主的身份。或許,拜祭及悼念的主角是否葬地下反而不重要,重要的是否把心意傳達到天上。而朱議員更表示,沙嶺從此不單只為香港社會邊緣人的「公眾墓園」,也成為紀念香港無私犧牲的無名烈士的「公義之墓」。

歷史的真相與轉型正義

世界鑑識專家及權威李昌鈺教授,曾在他2014年出版的自傳《化不可能為可能》提及到:「我也常對警察學生說,外界常常認為,警察是在維持治安,保護人民。但事實上,警察的本質是在維護政權,在哪裡都一樣,只是程度的差別而已。警察要受人尊敬,就必須認識到這一點,並且在作為執政者的工具之餘,儘可能地去維護正義。如果忘記這點,警察工作就失去了價值。在有些地方,像是有些亞洲或是非洲國家,警察完全淪為執政者的工具就墮落了。沒有權力,就不會腐敗;警察之所以會腐敗,往往是導因於權力太大。」

現時香港市民對政府及警察完全失去信任,主因便是他擁有絕對的權力,而絕對的權力使他們急速腐化。警察雖則為執政者的工具而維護政權,但一場社會運動,我們完全體會到警察如何忘記維護正義之餘,更看到原為世界優良的香港警隊,如何淪為執政者的工具而墮落了。

近代社會運動歷史中,政權暴力鎮壓民運人士或維權人士,「隱瞞死因」屢見不鮮。鄰近地區如台灣及韓國在八十年代的民主運動中,警察打死學生後否認事件也有不少,但人民在多次大規模的逆權運動後,終於堅持到獨裁政府演化為民主政府。過去死者的死亡真相,能逐一經「轉型正義」得以還原。

過去不少民主政府在「轉型正義」中,會檢討過去因政治思想衝突或戰爭罪行,所引發之各種違反國際法或人權保障之行為,追究加害者之犯罪行為,這是對過去獨裁政府實施的違法和不正義行為的彌補,一方面能還原歷史真相,改變體制避免重蹈覆轍,另一方面希望社會能達至最終的和解和撫平傷痛。

筆者希望大家能繼續堅持,用各種方法追求民主公義,最終能⋯

生者煲底相見,死者天上重聚;
冤者平反昭雪,惡者罪有應得。

最後,就在復活節的今天,筆者希望以《舊約聖經》彌迦書六章八節所說的經文「行公義、好憐憫,常存謙卑的心與神同行」作結,鼓勵各位手足。如果真的對「講耶穌」不甚興趣,亦要與你內心追隨的「真理」同行,相信惡者終須被審判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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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刊於作者 Face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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