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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悉世界與破解難題之道 — 論香港政府的國師芝加哥學派(七十八)

經濟學者曾國平早前撰文,介紹不少人眼中的「神科」:美國的 Philosophy, Politics and Economics 課程(簡稱 PPE)。據曾教授所講,他任教的美國維珍尼亞理工大學得到巨額捐款支持,打造了一個具規模的 PPE 中心。

英美如何培育管治人才

「學生先要修讀 PPE 入門課,題材包括在三門學科皆有廣泛應用的博弈論(如納殊均衡)、分配公義(如討論追求最大最多快樂的功用主義、公平和正義的關係)、私有產權和市場機制(如比較洛克和馬克思)、政治權力的來源(如追溯不同版本的社會契約論)、選舉制度和投票行為(如亞羅不可能定理)等等。」完成入門課,「學生視乎其性情喜好能力,再到三個學系選修若干專門科目,行有餘力者,更可在畢業前參與專題研究 capstone 課程,將一身武功應用到某題材之上,在導師監督下寫成有姿勢有實際的論文。」

曾教授指出,這種跨學科訓練的好處是,讓學生懂得從三個角度分析問題,但壞處是學習期有限,對學生能力和耐性的要求甚高,讀好一門學科已不簡單,「駕馭打通 PPE 三個範疇就是奧運選手級的壯舉了。」是故哲學政治經濟三張刀,很容易冇張利,每科就只懂得不太準確的皮毛,討論政經議題淪為多角度地語無倫次。他認為,PPE 是一道窄門,通過得到的人不多。

從曾教授的介紹,我們了解到英美培育管治人才,看重甚麼:「PPE 教學和研究之精彩正在於冒險踩界,利用專業眼光審視『鄰近學科』的題材,找出專家忽略了的另類古怪奇特角度。」回望香港,只有恒生大學設立了「哲學、政治與經濟學位課程」,但由於創立不久,難以評估其教學效能。

要找到不同學科之間的共同語言

筆者過去亦談論過跨學科思考之必要性,但側重於對應現實世界的迫切性問題,跟大學殿堂止於至善的追求有別。在高等學府內,或許如曾教授所言,研究重點會放在「用專業眼光審視『鄰近學科』的題材」(也要視乎每間院校的初心,以及如何設計課程去實踐),透過不同學科之間的「對話」,碰撞出火花,從而更全面及精準地了解這世界,把握其運作的模式與規律。這可以是單純的知性上追求,滿足好奇心,不一定用來應世。學生畢業後,活用課堂上的知識,是她/他們自己的造化。

假如是實戰型,跨越不同知識部門,(首要)目標就不是從「格物致知」中實踐人生,而是比較工具理性思維,希望得到靈感或理論資源,突破既定框框,尋求破解現實難題之道。所謂「冒險踩界」,最考功夫者,在於如何進行真正有意義的對話,而非各說各話而沒有實質交流。形式化的交流/溝通很容易,假諮詢這回事,香港市民見慣見熟。有意義的交流須確立起碼的共識為基礎(例如共同目標或指標),很多時會用一種格式化兼可換算的度量衡單位來「秤」不同事物/情,再分輕重,作取捨。

過去多年,主流經濟學者在社會各個議題上有極大影響力,正源於他們非常成功地向社會各界灌輸以 GDP 作為定成敗論英雄最重要、甚或唯一的標準。背後那種相當線性的看世界方式(例如低稅率吸引大量外資,經濟自然好,那便人人受惠),就著香港的繁榮,提供一個很容易入口的即食答案,使一般人深信不疑。這套凡事看(經濟發展)數字多寡的觀念,跟財演看股市/價,或大企業/市建局只看賺蝕的價值觀是互相配合的。舉個例,假如有人連議抽遺產稅、富人稅、大額增值稅,很快便有一班財演出來反對,恐嚇會推倒股市、樓價,市場聲音很快歸邊,而經濟學權威素來喜歡教人相信市場力量,結果不言而喻。

以 GDP 掛帥的思維亦主導著政府資源如何投放,一面大興土木,一面量入為出,社會福利自然要壓縮,使深層次問題更加死結難解,但理性上,受制於過度量化的理性計算,我們又很難指出每個環節出了甚麼問題。所謂「理性」,在新自由主義的制肘下,變質成最不理性的「思想枷鎖」。

跨學科的思考,正正刺激我們反思以 GDP 作為政績的最高/唯一標準有何不妥,代價幾大。世上有很多東西是無法(輕易)量化的,如果凡事看 GDP 或幣值,像市建局那樣,重建便變成趕人走再將地皮起樓賣錢的牟利行為。但反過來看,社會建設是無法完全摒棄量化的理性計算。質性研究涉及主觀及感情因素,專注於更少又更集中的樣本,始終規模有限,宏觀或大範圍的政策層面問題,很難用得上。如何把質性(人性化)和量化的分析結果融會貫通,尋求理性的均衡,便成為任何追求善治的政府無法迴避的考驗。

跨學科思考以人為本

在經濟之外,加入哲學和政治學的考量,只是其中一種跨學科的想像/可能。筆者最近和一位學者朋友談論這問題。他是研究政治地理學的,對空間政治亦有深厚認識。他指出,空間政治是最典型的跨學科新領域,政治學、地理學、城市研究、社會學甚至哲學都與之有關。他甚至認為,現在每個社會科學甚至人文學科裡,都有一些空間政治的東西在裡面。筆者馬上便聯想到城巿規劃的多角度、多層次問題。市建局在觀塘所做的一切,把人的家園、社區經濟和文化特色連根拔起,但同時又在商場內假惺惺地搞本土展覽,教人認識舊香港的文化面貌。這根本就是「地產霸權邏輯」發揮到極致才產生的荒謬現象。

中大地理學者伍美琴在〈我們不缺土地 缺的是策略規劃〉中提到,規劃地方,需反思發展是什麼,並非單單把土地分配作不同用途便可以。「土地分配只是這過程中比較下游的部分。沒有上游的努力和創新思維,在下游不斷把土地收集和再分配,只會使問題重複出現。」至於創新思維何來,伍教授以新加坡致力保護和加強生物多樣性為例,打破經濟增長就是人民最大利益的誤解:「城市空間的『製造』涉及許多政策範疇下的規章制度和社會約定俗成的做法與想法,所以城市建設是一個涉及社會、經濟丶文化和政治權利角力的過程。」

伍教授認為「香港缺乏土地」是規劃迷思,但王于漸、雷鼎鳴這些經濟學者就總是認為問題出在土地供應不足之上。究竟地理學者抑經濟學者對這問題更在行,更有發言權?這倒是一個哲學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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