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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校訓與道德聖言只淪為空洞無物的口號?教育界響起德育警號

2020/10/31 — 18:19

資料圖片,來源:Viktoria Goda @ Pexels

資料圖片,來源:Viktoria Goda @ Pexels

【文:馮智政】

社交媒體的「當時今日」功能又提起六年前「佔中運動」的海報及報導。當中有中立派 、綠絲帶之主張:「我支持市民又支持警察」、「反對暴力」、「政府我又撑,年輕人又撑,總之要平和討論理性」既空洞又無物。

六年後,經過「反修例風波」後,這些中立派又再一次以新方式呈現 — 其中一個方式是校訓聯署登報,其修辭是引用校訓,之後配上自己的立場。滑稽地,通常愛國一方引校訓登報不久,反對一方又引校訓登報,有時更誇張地,還冒出第三方引校訓或聖言去各打五十大板,以一副「眾人皆醉我獨醒」的嘴臉(通常只於在下者面前),享受著「國師情意結」的精神自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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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是 — 為什麼道德聖言在今日香港會淪為空洞無物的口號?

學校層面,更具體的是,為何學校德育越來越難成為學生的道德標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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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訓聯署登報最大的問題是過度簡化價值辯論過程。由引用校訓到立場,一步到位。如果是「小學雞例子」(Literally,教育局為德育提供了「小學生活事件教案」,如《廢物回收,人人有責》《小心過馬路》)當然可以處理。但去到中學,學生面對自由多元社會,價值衝突複雜,開始關心社會事務。要支持 Trump 還是 Biden?要不要關注哥倫布日的歷史意識?少數族裔同學權益是否被系統性打壓?

複雜的社會議題,難以靠一兩句道德聖訓作行為指引。倫理討論、價值辯論之過程,總結有幾種思考方法:

  • 德性倫理(Virtue ethics):行動出發是否為善及行動整體是否善行;
  • 目的倫理(Consequentialism):行動是否達致更善;
  • 義務倫理(Deontological ethics):行動是否是善的;
  • 具體例子: 民運/國安是否善行?打壓/攬抄目的是否達致善行?總之有火魔/有警暴就唔啱?

去到行動時,我們還有一堆正義戰爭(Just war theory)之類思考去處理行動界線。例如 Jus in bello 「戰爭手段正當性」中要求相等武力,即係面對十幾歲少女唔需要飛身跪壓,做多咗最少都要講聲對唔住。又例如殷海光在《人生的意義》所說「當我們因生活困難而被迫不得不放棄若干作人的原則時,我們必須儘可能作『道德的抗戰』,把道德的領土放棄的愈少愈好;而且要存心待機『收復道待的失地』。」(曾經是《中國語文及文化科》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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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每在歷史時刻,在學生及市民心中,必然要面對道德難題是:這行為是善,或是惡,或是非道德的?你會發現,深入具體的事例中,每一種觀點及規則,都有其善處,或無異議的前題,但也有弔詭,或是美德與美德衝突之地方,要判斷我們要暫時放棄那些道德規則。

  • 如果以共和國與反革命的名義,將法國公民送上斷頭台,成就法國人的法國。這是否善,我應否參與?
  • 如果送猶太人去勞動營為國家服務,增大國家產能,營門上還掛上「勞動帶來自由(Arbeit macht frei)」。這是否善,我應否參與?
  • 如果要帶領亞洲人「脫亞入歐」,防止西方列強殖民、力求各國加入「大東亞共榮圈」。這又是否善,我又應否參與?
  • 如果利用社會安全名義,打壓宗教自由及少數族裔文化,減少衝突。這又是否善,我又應否參與?

That’s THE question.

如果我們故意忽略具體事實,迴避矛盾之處,又不能提出該做或不做的行動,一味只重覆雙方口號或無異議前題,根本是浪費學生時間。是言者無能去討論,還是無心討論只想交待立場,就只言者才知道了。

教師若上堂面對這些德育難題,暫時判斷不了,不妨直言「不知道」,甚至將自己的困惑與學生分享,最後當然重申校方德育紅線。如果要討論具體事例,教學或冒上犯《港區國安法》風險,或怕被外人濫用投訴機制,不妨直言「因為XXX原因,作為學校教師不方便評論,但校方立場是XXX」 他們會明白的。這兩個是「黃師」處理方法嗎?不,這兩個方法一個是來自廣東省重點中學歷史教師,一個來自前黨校教授。

常常「指點江山」的精英賢達,我相信絕不是無知,但是否為勢所迫要迴避討論去表態呢。如果無,就不妨講少那些只有前設及立場的說話:「我校校訓是慈愛,所以美國警察用暴力就唔啱」、「學校人仁愛,BLM 憎恨所以唔啱」的說話。

Pardon me, sir.

我校校訓勤儉,我建議大家都少說話,無謂浪費大家生命,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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