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場專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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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場新聞》專題/特寫

2021/1/7 - 18:00

【無國籍人生・下】司法制度忽視的難民二代 快被拆散的家庭

【先閱讀「無國籍人生」專題上篇:隱匿香港三十年 菲裔姐妹無身份的前半生

深入屯門某村落巷弄,一間間低矮的寮屋中,聚居着尋求庇護者。

因長年累月滯港,他們的孩子在港出生,父母護照因提出免遣返聲請被入境處扣起,難以向領事館申請原生國籍 — 香港教育大學亞洲及政策研究學系助理教授伍鳳嫦形容為「事實無國籍(de-facto statel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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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入境處數字,現時香港約有一千名未成年免遣返聲請者,數字逐年增加。

來自印度的免遣返聲請者 Mohammed(化名)至今滯港十三年,妻子 Surya(化名)是印尼人,滯港八年,同樣是尋求庇護者,育有兩女,分別六歲和一歲半 —— 只聽得懂英文,不懂家鄉語言,大女讀小一,剛開始學廣東話。

一家四口,兩個國籍,三個免遣返聲請——零代表律師。父親聲請早已被拒,今學年前,姐姐與母親的免遣返聲請同樣被拒,姐姐一度無法入讀小學,需要將個案併入一歲半妹妹的新聲請,才能順利入學。

若果聲請被拒,意味着這個家庭將被拆散兩地,孩子中斷學業。

尋求庇護者的孩子,承受事實無國籍身份,在不公平的司法制度中浮沉,還有談未來的權利和資格嗎?

一家四口似乎只剩下等候遣返一途,看不見未來。

一家四口似乎只剩下等候遣返一途,看不見未來。

隨時被羈留的家庭 入境處職員:「你可以將 BB 留低俾爸爸」

打開寮屋院落鐵閘,長長的走廊約住了五六戶人家。他們一家四口蝸居一間百來呎的劏房,外面就是公用的廚房和廁所。

陋室中,掛着一張 Mohammed 擔任印度海軍的制服照片。他今年 36 歲,來自印度鄉村,父親賣雞蛋為生,雙親均是文盲,因為父輩土地糾紛,他辭職回家,為了調停,曾向當地印度警方報案,卻因掏不出賄款,不果。不料,伯父卻被謀殺,親戚誤會是他家所為,闖入他家,一度把刀架在他頸上,又說要殺了其父親,因此在 2007 年經親友安排來港。此後家人搬離故鄉,避人耳目,惜前年他弟弟終被尋獲及槍殺。

「我病咗(sick),已經十三年冇做嘢,淨係食同瞓,身心俱疲。」尋求庇護者禁止在港工作,生活處處難關。

如果沒有聲請,什麼也沒有。一家人依靠香港國際社會服務社(ISS)發放生活費,每個月住屋津貼成年人 1,500 元,兒童一半,直接付給業主;加水電煤 300 元雜費;另有 1200 元食物津貼以百佳食物卡發放,不可買除食物外項目,如煙、酒、藥物等,連雪糕也不能買;ISS 直接派發日用品。孩子出生時,兩人要為他申請免遣返聲請,才能每月由 ISS 領取津貼及嬰兒用品,卻沒有普通尿片,取而代之,為十條布尿片,社署署任助理署長呂少英曾公開表示,給予布尿布是因「基於環保原則」可循環使用。他們一度無計可施,所幸自 2014 年起,一家人加入尋求庇護者及難民協會創辦人之一伍鳳嫦所舉辦的 Playgroup,才取得普通尿片。

女兒想要玩具,他便不時去附近的綠色大型垃圾箱,見有新淨的玩具、衣服或鞋子,便撿回去消毒,假裝是新買的,送給女兒,卻被她嫌棄是男生玩具。Mohammed 窘迫地訕笑,掩飾不了為人父的無力感。有時太太也情緒失控,哭訴說不似正常家庭,作為丈夫他也無計可施。「我哋冇錢,可以點?我都想好似其他家庭,去旅行、出街食飯,但我哋冇嘢可以做到。」

目前,Mohammed 的酷刑聲請拖宕 14 年被拒,正等候司法覆核許可聆訊;至於媽媽的個案則在 2012 年提出,在 2017 年完成司法覆核,大女與媽媽的免遣返聲請遭一併處理,正等候遣返。至於一歲半細女的獨立聲請,則在去年提出,已被拒,正等候司法覆核許可聆訊。

去年,Joanna 一度無法報讀小學,理由是聲請已審訊完結,沒有個案在身,不准報讀。最終需將聲請併入妹妹尚在審核中的獨立個案中,再作入學申請。Mohammed 無奈嘆:「有聲請先有得返學,冇聲請就冇得返學。」

萬一遣返,大女、細女及媽媽將一同被遣返印尼,至於 Mohammed 將獨自回印度。

一歲半的細女滿腦子都是玩具,對與父母分離的未來,一無所知。

一歲半的細女滿腦子都是玩具,對與父母分離的未來,一無所知。

每一天,一家四口團圓的日子也在倒數。每兩星期需要去青山灣入境事務中心簽到一次,近來因疫情改成兩月一次。他們均持有俗稱「行街紙」的臨時身份證明書,「行街紙」即是干犯入境條例,等候遣返或者遞解離境者,以人道理由申請逾期留港,以擔保代替羈留,須定期去入境處簽到。每逢一至五,早上八時至下午一時,大女 Joanna (化名)都要上網課,若果要簽到,只能缺課。

每一次簽到,均有機會被扣留,令 Mohammed 心驚膽顫,他有朋友在簽到後被羈留及遣返。「每一個人簽到,都好驚。」也會迎來職員的冷言冷語,著他太太「你一定要返印尼」、「Go back」、「你唔可以留喺香港」等等。有一次,職員甚至說:「你可以將 BB 留低俾爸爸。」一聽,他也情緒激動起來。算起來,他因此與職員共爭吵了五六次,悲從中來。

一家人沒有銀行戶口,大女亦無資格領取學生津貼。學生資助是實報實銷,家長墊支,他連 1,700 元的校服費也掏不出來,需要急急打電話給伍鳳嫦求助;每一次繳交雜費,要用支付寶,他也得跑去離家頗遠的便利店充值。

按照教育局文件,「聲稱有權留港的兒童或須被遣送離境的難民及免遣返聲請人,而又獲得入境事務處處長批准以訂明表格作出擔保者,本局會因應個別情況考慮暫准他們入學。」入境處及教育局均回覆指,沒有備存未成年免遣返聲請人獲批入學的數字。

難民孩子成「白老鼠」:無聲請 無法上學

Mohammed 女兒的個案並非孤例。

根據入境處數字,現時約有一千名未成年免遣返聲請者,趨勢呈逐年上升。

伍鳳嫦一人義助十分一。疫情前,她每周舉辦給難民二代的幼兒遊戲班(play group),至今逾一百個孩子參與。就讀幼稚園約二三十人,低小學生約六七十人,高小約三十人,中學約三四人,年紀最大為 17 歲,幾乎全部在港出生。父母約七至八十人,約六至七成是跨國婚姻,最長滯港達十多年。「Case 唔好好處理,(佢哋)會繼續喺度生活,繼續有家庭,自然會生細蚊仔。」

Mohammed 曾經向四至五個政府資助的慈善團體扣門,即使上門家訪後,卻因一家並非香港居民,不在資助涵蓋的受助對象內,全數被拒。

伍鳳嫦的角色,猶如尋求庇護者的救星。入學要審批,一再延誤,她代寫信出頭;付不出學校雜費,她暫代繳;有媽媽不慎為子女報讀離家遠的學校,校車費要千多元,她義助;生活無以為計,她定期籌措物資,包括各種二手家電。有年冬天,她收到緊急請求,深水埗舊唐樓劏房的單親媽媽想要一張床墊,到場後,只見她冷得帶着孩子開着花灑,靠着熱水水蒸氣,相擁取暖。

根據聯合國難民公署資料,任何人如果持有有效香港簽證,不可在港尋求庇護,必須先等簽證到期,即逾期居留後,才能提出免遣返聲請 — 變相被迫犯罪。至於免遣返聲請者的孩子即使在港出生,因父母逾期居留,出世紙亦標明為「not established」,即非永久居民,並無留港權利,若果欲留港,必須為他們申請免遣返聲請,不然或被遣返。

子女有了聲請,才能由國際社會服務社取得津貼及育兒物資。「攞福利一定要攞免遣返,佢冇得揀,(小朋友)咪繼承咗佢阿媽個問題,係一個罪犯狀態。」伍鳳嫦慨嘆,難民二代明明在港出生,沒有逾期居留,沒有犯罪,卻無故承受被羈留的風險。而萬一父母被羈留,無朋友收留孩子,甚至有機會被送去社署。明明免遣返聲請理應是人道對待,「申請嗰一刻,注定受不人道對待,呢樣嘢好諷刺,等同犧牲自己人權。」

香港教育大學亞洲及政策研究學系助理教授伍鳳嫦跟進難民二代議題多年。

香港教育大學亞洲及政策研究學系助理教授伍鳳嫦跟進難民二代議題多年。

子女有了聲請,且必須進行中,才能上學。伍鳳嫦曾接觸約十位未成年免遣返聲請人,均是在父母完成個案審批、等候遣返期間,無法入學,最長達兩年。通常免遣返聲請者在簽署擔保書時,才能見到個案主任,眼見女兒由兩歲等到四歲,仍然無法獲批入讀幼稚園,她的父親試過提出請求,「但根本行入去好驚,唔喺平等身份時,佢唔一定要聽。」一得悉,她立即代為去信及致電個案主任,事情才能解決。她批評制度延宕損害兒童受教育權,政府違反《兒童權利公約》。

《立場》向入境處查詢,若未成年人聲請審批已完結,等候遣返期間能否入學,處方回覆,若上述人士在短期內不會被遣送離境,對其入學申請一般沒有意見,教育局會就其就學申請審批及作出決定。

「短期」時長模糊不清。人權律師帝理邁(Mark Daly)指出難民二代往往猶如制度中的「白老鼠」,試驗各種移民策略,「在越南船民年代,入境處已會在沒有法律理據的情況下,中斷難民小朋友的教育,逼迫家庭考慮主動放棄其聲請。」

他進一步指,而只需律師去信有關部門,便可解決上學問題;跨國籍結婚的聲請人亦有機會可以一同被遣返。

不過,帝理邁指出,最大問題是「(免遣返聲者)九成都冇律師代表。」若果缺乏法律代表,在制度中等同求助無門。

司法覆核中的八千分之一:九成沒有法律代表

根據保安局數字,由 2009 年底至去年九月, 22737 宗完成審核的聲請中僅 231 宗獲確立,約 1 %。

免遣返聲請人在審批後,需要經過多個程序,若果聲請遭拒,可以向酷刑聲請上訴委員會上訴,萬一再遭拒,可以提出司法覆核該上訴決定後,再重新上訴。

隨入境處快速處理積壓多年的萬餘宗免遣返聲請申請,與此有關的司法覆核,由 2016 年的 60 宗,至 2019 年飆升 64 倍至高達 3,889 宗。截至去年 11 月底,仍有約 13,000 名聲請人或聲請被拒者留港,當中超過 8,000 人是在聲請被拒後,向法院提出司法覆核,比起 2019 年十月底的 6,400 人上升逾一成,而留港聲請人數字未有改變。

Mohammed 是八千分之一,正等候司法覆核結果,也沒有律師代表。

香港政府為免遣返聲請人提供當值律師服務,但僅截至聲請上訴為止,並不包括司法覆核程序。

當值律師的服務範圍亦相當有限,包括提供程序指導、協助填寫表格、評估聲請或上訴被拒個案的申請理據合理性、為有合理申請理據的人個案準備呈請書等等。換而言之,幾乎僅限在程序上協助,鮮少為辯護人的利益考慮。

立法會文件,2017 年共接獲 1,046 宗司法覆核法援申請,當中 841 宗與免遣返聲請有關,惟同年有關免遣返聲請獲批法援證書僅 32 宗,約 3.8%。

沒有法律援助,他們如何在制度中掙扎?

一提起當值律師,Mohammed 便用廣東話說「冇用㗎」。聲請審核拖延八年期間,他曾被入境處職員要求主動聯絡要向他尋仇的親戚,以取得伯父的死亡證明。2015 聲請被拒後,他問當值律師,可不可以幫忙填寫上訴表格,對方竟說:「唔關我事,你自己報名啦。」他不明白,最終只能問朋友。上訴聆訊中,他嘗試提到印度鄉下警察受賄的情況,審裁員竟說:「我哋講緊你嘅個案,唔係講緊你嘅國家。」申請司法覆核許可費用約 1,045 元,更需自行提出支持文件,他緊急致電伍鳳嫦,向她求助。試過申請法律援助,遭拒。「冇錢,我點搵律師呢?」到 2018 年,太太需要填表申請司法覆核,Mohammed 經朋友介紹,找到一名翻譯員幫忙,索價 3,500 元,幸獲朋友好心借錢。兩年後,他仍在分期償還這筆款項。

親子聲請一併處理 未成年人利益或者受損

未成年人比成年人更脆弱,在沒有法律援助的情況下,一千名未成年免遣返聲請者的利益會否受損害?

大女 Joanna 出生後,她的聲請被併入母親 Surya 的聲請,作為同一個案(composite case)。

母親 Surya 來自印尼,自幼父母離異,由祖母撫養長大,母親卻欠下鉅債,遭大耳窿騷擾兩年,曾被打,及遭死亡威脅,對方迫使她不敢報警。她逃來港任印傭後遭解僱,無法回鄉,2012 年起申請免遣返聲請。

其司法覆核許可申請聆訊中,並未單獨提及她的子女。在沒有律師代表下,太太在高等法院上庭,二十分鐘已完結了。當時 Mohammed 在場旁聽,憶述法官指已完全明白個案細節,著太太提問,她嘗試提出關於女兒的問題,法官卻叫她只講在印尼的問題,不要提及女兒。之後,便匆匆完結,拒絕申請。

細女的個案即使獨立處理,不過理據仍然與母親完全一樣。

Joanna 和妹妹一同玩玩具,尚未明白何謂免遣返聲請,「無國籍」身份對未來意味着什麼。

Joanna 和妹妹一同玩玩具,尚未明白何謂免遣返聲請,「無國籍」身份對未來意味着什麼。

據入境處回覆,一般而言,入境處在審核父母的聲請時,會一併處理未成年人的聲請,而理據相同,若未成年人士的聲請理據有別於其父母的聲請理據,或就其個案提出特別的要求,可在徵詢其律師的專業意見後,向入境處提出,以作考慮。不過,處方並無備存未成年人的獨立聲請數字,以及家庭個案數字。

若果現行制度「一籃子」處理親子的免遣返聲請,未成年人的利益,能夠在程序中得到充份申張嗎?

一份判詞:未成年人免遣返聲請的「法律錯誤」

現時免遣返聲請者在司法程序中陷入漩渦,未成年人個案上的制度缺失,可以由一份判詞說起。

根據《高等法院規則》第 80 條命令第 2 條規則,未成年人屬無行為能力者,須由起訴監護人(next friend)代為起訴或由辯護監護人(guardian ad litem)代為抗辯。

去年 11 月,一宗就酷刑聲請上訴遭拒的司法覆核案件(CACV 32/2020)中,當事人亦沒有法律代表,不過,由於涉及重大法律原則,聆訊中由「法庭之友」提出法律論據。

判詞提到,即使當值律師服務派出大律師,代表三母子,在酷刑聲請上訴聆訊時,並沒有律師代表現身。

判詞中引述過去案例,指出現時 12 歲以下的聲請人必須任命起訴監護人(litigation friend),而 12 至 16 歲則逐個案件判斷,然而單單在酷刑聲請上訴聆訴中,以慣常做法,把父母當成子女聲請的代表,未必足以達致「高度公平原則」,讓未成年聲請人得到應有的程序公義。

伍鳳嫦曾遇過約十個未成年的獨立聲請個案,他們在欠缺法律代表之下,申請司法覆核許可過程中,在將父母加入起訴監護人時,曾遇上程序上的混亂。

另外,判詞中提到三點,直指若親子個案一併處理,忽視未成年聲請人。首先,即使兒童的免遣返聲請來自其父母,相似也好,亦是獨立個案;第二,即使父母與子女的聲請理據乃基於同一組事實,若果裁決者直接把兩者的聲請當成同一宗案件,不考慮個人因素,將會造成「法律錯誤(error of law)」;第三,在成年人身上發生的不人道對待,對兒童或已足夠構成迫害。

人權律師帝理邁批評,在酷刑聲請上訴階段,作為家庭,本應盡早有正式的法律意見,才能為他們考慮,尊重「家庭團聚(Family unity)」原則,不過制度中,缺乏法援,他們難以自行尋找義務律師。他進一步指出,不僅審核過程需要分開檢視兒童的脆弱之處,尊重「家庭團圓」原則同時,律師亦不能預設兒童的個案與父母完全一樣,忽略了其中「兒童特殊風險(child- specific risk)」因素,必須逐個個案考慮,例如回國後面對的宗教或種族衝突、特殊醫療需要、人口販賣的風險、戰爭等。

其中一個風險,為無國籍身份。

同一份判詞中,酷刑聲請上訴委員會曾收到兩封信,強調當事人的孩子屬「無國籍」,不具原居國國籍,回國將遭受歧視及殘忍對待,上訴過程中審裁員不僅忽視此論點,同樣按母親聲請預設孩子同樣具菲律賓國籍。法官懷疑,上訴過程中該論點有否被充份展現,當值律師亦無充份考慮兒童特殊風險,令裁決難以達至「高度公平標準」,有欠程序公義。

最終,雖然母親的個案上訴不被考慮,但其子女的聲請則得以發還酷刑聲請上訴委員會,再重新審裁。法官更向委員會發出執行職務令(mandamus),要求為子女提供個別法律代表。法官並引述《高等法院規則》作總結,往後若未成年聲請人提出司法覆核,需要任命起訴監護人,以及有律師代表,而沒有法援的情況下,代表未成年人的法定代表律師需要扮演更重大的角色(greater role)。法庭亦指示,將判詞副本傳給當值律師計劃,以提醒代表未成年免遣返聲請人的律師需要小心考慮任何潛在的兒童特殊風險。

帝理邁指出,上述個案,正正反映入境處職員一直缺乏處理未成年免遣返聲請者的訓練,處方或律政司亦無就這類聲請向提供任何法律指引。

「事實無國籍」的難民二代:「假定」國籍 酌情給予的人權

「唔到入境處唔承認,佢哋(香港難民二代)係事實無國籍(de-facto stateless)。」伍鳳嫦說。

一般而言,獲得國籍的方式分為兩種,一為按父母血統(jus sanguinis),二為屬地主義(jus soli),只要出生在該國的領土內,即自動獲得該國國籍。

普遍而言,無國籍人士即不被任何一個國家認為是其國民,在居住地無人權保障者。根據聯合國難民公署一份研究文件,無國籍人士分為兩種,第一為法律上(de jure)意指在出生國不能取得國籍、或遭剝奪國籍者,例如緬甸自 1982 年拒絕給予羅興亞人公民身分,因此成為無國籍。

第二,事實上無國籍意指「不具有效國籍的人士」,具三項條件:擁有國籍、人不在原籍國、以及被拒絕該國的外交及領事保護。文件中進一步指出,「所有難民都是無國籍,但無國籍人士不一定是難民。」

伍鳳嫦解釋,難民因各種威脅離開原有國家,到異國尋求庇護時,需要向香港入境處上繳護照,護照已失效(ineffective),而向領事館登記在港子女的國民身份通常要求提供護照證明,「難民二代」即使按父母血統可以承襲國籍,但無法登記及持有國籍文件,更無法獲得該國保護,身份更模糊。「香港細蚊仔可以受嘅保護,佢哋(難民二代)冇,讀書、出入境(權利)已經冇。唔係完全冇保護佢,但保護係有限,政府所有嘢都係酌情(discretionary),有人比其他人更平等,就係我哋香港細蚊仔。」通常直至遣返前,他們才會接觸領事館取得臨時旅行證件。

不過,Mohammed 細女的擔保書上,照樣以「IDN」標示其國籍為印尼。

擔保書上標明國籍為「IDN」,為印尼的縮寫。

擔保書上標明國籍為「IDN」,為印尼的縮寫。

入境處回覆《立場》,指香港出生的擔保書(俗稱行街紙)持有人,會按其父母要求申報列出國籍。Mohammed 反駁,指入境處「講大話」,細女取得行街紙時,入境處職員僅詢問姓名,並無提過國籍,亦從未向印尼或印度領事館辦理登記手續,相信因為細女與母親的聲請一併處理,因此預設屬印尼籍。

經夫妻同意,《立場》向印尼駐港總領事館查詢其細女是否擁有印尼國籍。領事館未有正面回應,指不能向尋求庇護者、難民及其助養人發出旅遊證件或護照,而「不能合理預期(reasonably expected)」他們能由原居國獲取護照。

人權律師帝理邁指出,一方面,法律上不易證明難二代的「無國籍」身份,需證實原居國不會接受該人回國,另一方面,亦難以證實擁有國籍及身份,「你不能期待免遣返聲請者接觸領事館,即有可能受到迫害的國家」,等同曝露行蹤,因此入境處循其父母聲請判斷子女國籍,屬於假定(assume),但「行街紙並非最終決定國籍的文件,只是為了辨認身份」,最終需以遣返後原居國的法律為依歸。

倒數分離的家庭:承受代價的孩子

不可知的未來,不知何日分離,令一家四口蒙上陰影。

六歲大女 Joanna 只聽得懂英文,剛開始學廣東話,老師替她取了一個頗有詩意的中文名。她拿起筆,在六乘五格的練習簿上書寫顏色詞:紅色、藍色、黃色。問 Joanna 喜歡學校嗎?她點頭。喜歡學中文嗎?她點頭,最喜歡中文老師。想留在學校嗎?她大力點頭。喜歡香港嗎?她茫然,還未有「香港」概念。改問喜歡這裡嗎?她說「yeah」。想留下嗎?「Yeah.」知道哪裡是印尼嗎?「No. 」聽得懂印尼語嗎?「No.」你覺得在印尼會開心嗎?她搖頭說:「Dunno.」

放學後,Joanna 認真練習中文字。

放學後,Joanna 認真練習中文字。

Mohammed 本來為 Joanna 報讀英文小學,結果被派至本地小學,提議想方法轉學,大女反而不肯,想學中文。兩個女兒聽不懂印尼語、印度語,與祖父母視像通話時,也只是相對無言。萬一很快被遣返,兩女要在印尼上學,「英文更加重要,如果冇得留低,點解要學中文?」

選項有兩種:暫時留下及遣返。孩子的未來被擺上天枰,滿盤皆輸。

伍鳳嫦說,即使僥倖多留幾年,難民二代無法出入境,高中後無權工作,若想升讀大學,需要找到贊助人代交全額學費,承受隨時被遣返的風險。有 17 歲少年曾因出境申請需時,無法代表足球校隊出戰。若果遣返,曾有五歲孩子回到印尼,本來懂得說流利的廣東話和英文,回去了三四個月,仍然不懂得說話,結結巴巴。

去年 12 月發佈,香港教育大學亞洲及政策研究學系委託香港民意研究所的最新調查顯示,六成五人對政府人權政策不滿,七成人對在港尋求庇護者持中立或正面看法,更有六成人認為在港出生及受教育的尋求庇護者子女應獲得居港權,比 2018 年上升一成。調查數據並顯示,對在港難民的同理心增加,與去年反送中運動後,港人成為難民有關。

入境處回覆立場查詢時指,無合法身份留港人士,包括未能確立的聲請人,「必須依法被遣離香港,以維護香港的整體利益」,而疫情令多國國際航班受限,仍有以包機接載滯留外地港人回港的機會,利用回程航班遣送部分聲請人返回原居地。

處方並指出,「聯合國《關於難民地位公約》及其 1967 年議定書從來未曾適用於香港。政府一向採取堅定的政策,不會給予任何人庇護,亦不會決定或確認任何人的難民身分。提出免遣返聲請的人並不會被視為『難民』或『尋求庇護者』,無論其免遣返聲請是否確立,其非法入境或逾期逗留的身分不會改變,均無合法身分在香港逗留。」

夜裡,Surya 有時獨自飲泣,想着獨自一人帶着女兒們在印尼怎樣生存,淚就將落下來。歲半的細女敏感,一見便跑過來,緊緊抱她,吻她的臉,說「I love you」,有時她靠着 Mohammed 的肩,二人相擁。

Mohammed 讓妻依靠,卻不知可依靠誰,只好天天早午晚散步,在家附近來來回回四五十趟,情緒到頂就坐在公園哭,不敢在妻女面前流露脆弱,「我成個腦都係兩個女。」

女兒懵懵懂懂,未有夢想,Mohammed 的夢想是留港,「只有喺香港,佢哋先有未來。」他心知不可能,每一天團聚的日子都在倒數,「我哋最怕是分開。」Surya 只想女兒有未來,但 Mohammed 心知不可能,無奈道:「佢哋冇未來(No future for baby)。」

 

文 / 鄭祉愉

攝 / Nasha Ch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