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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於香港,我們都是無辜的 — 畸形的士紳化與無辜的中產

2020/10/7 — 22:50

深水埗(資料圖片,來源:Mandy Choi @ Unsplash)

深水埗(資料圖片,來源:Mandy Choi @ Unsplash)

【文:張根】

戴定頭盔,我唔係社會學人。我只係一個得閒會研究下紅燈區生態和規劃嘅無謂人。咁啱見到有篇投稿用「紅燈區」、推大南街「落火坑」咁過癮嘅比喻嚟講士紳化,我先加把口討論下。

同紅燈區息息相關,都市研究(urban studies)有大量案例調查政府主導的士紳化政策(「清潔」或「淨化」社區)如何影響社區,尤其充斥黃賭毒的區域。雖然同深水埗唔太密切,畢竟鴨寮街四周的一樓一仍未見執笠潮,但同一概念,不同面向,總能有些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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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紳化」近年包含範圍越來越闊,包括:black gentrification、gay gentrification、greentrification、studentification、touristification 等等 [1]。當中的連貫點是「中產身份在都市再生或發展過程中的價值」[2]。價值,是指佔有優勢的影響,即係 become valued。

社會學家 Ruth Glass 在六十年代已經指:「士紳化」係獨立嘅過程,不論上層中產或下層中產嘅生活方式一步一步入侵低下階層的社區。當「士紳化」在某區開始,就會迅速蔓延,直到大部分或全部低下階層居民被替換,然後整個區的社會特徵全面改變。[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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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單來講,傳統理解的士紳化,是社區中低收入群體被中收入群體替代。[4]

廣義一點的理解,是在社區中製造空間給更富有的用者。[5]

聚焦於商業行為的的理解,是傳統而當地的商店消失,而被為中產階級的人士提供服務的商店取代。[6]

心理層面的理解,是社區中,中產的消費模式主導了社區的商業活動,而其餘的低收入人士則會受到迫離的壓力。當居民感到自己身份同社區的特性不符,這種壓力就更大。[7]

理論講係咁講,案例全球都有。大南街士紳化特別在於出現的地方係深水埗。

深水埗多年佔據全港最貧窮的地區榜首,香港又係已發展地區中,貧富懸殊全球第一位。試想一下,類近大南街這種外來的改變,會帶甚麼影響?不是住深水埗的,當然可以當多一個星期六日行街的選擇,但對當區的人,包括居民、經常到訪的人、附近返工的人、其他開舖頭的租戶等,尤其對可支配收入較低的住客。手工啤?日系咖啡店?工業風西餐廳?開給深水埗的低收入人士嗎?想像一下就不會這麼樂觀。

講大南街士紳化的投稿「〈誰將大南街推進火炕〉」(下稱「火坑文」)以食物士紳化切入,嘗試帶出「中產人士的食品消費選擇會影響窮人地區的食物選擇及社區面貌」。當中,「火坑文」拉埋新自由主義、健康食物等概念,老實講,有點不對焦。畢竟新豬肉及其相近食品是否咁有影響力,我好懷疑。但作者是素食者,亦是素食提倡者(facebook page admin),有此角度亦很正常,完全可以理解。但靚裝 cafe 會否帶來壓迫草根階層的後果,我深信機會高好多。

「火坑文」引來一文「物價上漲不是士紳化」(下稱「物價文」)反駁。「物價文」以英國例子補白歷史背景,也以平均租金和平均尺價升幅證明文青咖啡店並無逼走窮人。

按「物價文」理解的士紳化「現象」(不是定義)有兩點:一是外來文化提升當區物價;二是當區人士頂唔住物價上漲,焗住搬走,因而排斥當區文化。「物價文」續稱,一是除非證明到在大南街窮人去開的餐廳是被文青cafe 迫走,否則不可以怪責新遷入的小商戶;二是以深水埗房租過去十年升幅不足一倍,影響並不大。

第一個論點就已經充滿疑問。這個「被迫走」是如何量度?時間框架是如何訂?由今天開始計起一年?五年?還是十年?現今學界仍為收集因「士紳化」而離開社區的定量證據感到困難重重 [8]。要追問因「士紳化」而搬走的餐廳又應該如何計算?計算不到是不是就等於無影響?社區雖然由集體而建,但每人所扮演的角色都有不同比重,不是政府/大企業/大地產商帶頭的「士紳化」,責任誰負這問題其實無意義。

第二個論點亦很有趣。以 2010-2020 的數據升幅談「士紳化」增加生活成本的可能。想問十年前深水埗已有這樣規模的「士紳化」嗎?如果堅持要看平均呎價,不如看新樓盤吧。The Campton($16,411)、Westpark($18,739)、愛海頌($18,688)、AVA 228($19,402)[9],這樣「貼地」呎價的,新遷入的會是哪類人?再者,現在一個唐樓單位已可以「一劏七」,劏房空間越劏越小,計算床位呎價才更有參考意義吧?

或許現實啲講,當全港最窮的人就住喺深水埗舊樓,有住劏房的(共有 15,400 户,一户平均 2.3 人),有住板間房,有住天台鐵皮屋,有住要喺廁所煮飯的,擔憂士紳化已經係好奢侈的問題。當消費力低到一個點,可以活動的空間只有自己住處同免費公共設施,條街有多少間 cafe,有多少間文創小店,其實都與他們無關。「物價文」說要有 evidence 找出影響,我大膽假設即使以 participant observation、interviews、content analysis 等,最後低收入人士的回應都會是「關我叉事」。「物價文」說基隆街、汝洲街等仍可滿足低收入人士的需要。今日可幸仍可以,但很明顯士紳化是散射而協同的進程,之後就難講。或許這樣問會好一點,難道當區的窮人是生在深水埗嗎?顯然不是。為數不少的是因經濟困難而住深水埗的。那士紳化後他們能去哪?大灣區?看看喜盈、喜韻、喜漾及喜薈,再看恆大.睿峰、匯璽等地產發展趨勢,這算杞人憂天嗎?小商户當然無罪,租金平就去哪裏開店,十分正常。社會學人或我們,終究不是法官,無需判誰有罪。但以案例來歸納,全球各城市經歷過士紳化的地方,低收入人士最後去了哪?他們的生活最後如何?這才是重點。講咁多,其實都係無嘢做到 — 正如同香港好多嘢一樣。唯一做到的是希望「北河同行」的明哥頂得住吧。

 

作者自我簡介:致力研究各國紅燈區社會脈胳嘅 urban adventurer

[1] Hubbard, P. (2017). The Battle for the High Street.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UK.
[2] Smith, N. (2002), New Globalism, New Urbanism: Gentrification as Global Urban Strategy. Antipode, 34: 427-450
[3] Glass, R. 1964. London: Aspects of Change. London: Macgibbon & Kee.
[4] Zukin, S. (1987) Gentrification: Culture and Capital in the Urban Core,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13: pp.129-147.
[5] Hackworth, J. (2002). Postrecession Gentrification in New York City. Urban Affairs Review, 37(6), 815–843.
[6] Zukin, S., V. Trujillo, P. Frase, D. Jackson, T. Recuber and A. Walker (2009) New Retail Capital and Neighborhood Change: Boutiques and Gentrification in New York City, City & Community 8(1): pp. 47-64.
[7] Marcuse, P. (1985). Gentrification, abandonment, and displacement: Connections, causes, and policy responses in New York City. Washington University Journal of Urban and Contemporary Law, 28, 195.
[8] Easton S, Lees L, Hubbard P, Tate N. Measuring and mapping displacement: The problem of quantification in the battle against gentrification. Urban Studies. 2020;57(2):286-306.
[9] 《蘋果日報》〈深水埗 Campton 貼地呎價 1.6 萬 平過掃管笏新盤 484 萬入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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