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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范婦人眼中的繁榮說起 — 論香港政府的國師芝加哥學派(四十三)

2021/4/6 — 22:23

資料圖片,來源:Nick Kwan @ Pexels

資料圖片,來源:Nick Kwan @ Pexels

范徐麗泰幫 「完善選舉」說好話,認為找出當中漏洞沒意思,「都唔會令香港繁榮㗎嘛!」這話出自范婦人之口,特別諷刺。過去二、三十年,她這種傳聲筒每次出來說,為了香港繁榮,要點要點,難道我們聽得少?但所謂繁榮安定,最終益了誰?最終造成幾大深層次問題,使香港水深火熱?

「玻璃變鑽石」是對後來者的詛咒

曾幾何時,陳百祥的《我至叻》很受歡迎,其中「我哋玻璃可變鑽石」一句,唱出九十年代自信心爆棚的港人心聲。這些自我膨脹的人,並非只有販夫走卒,像今天很多老 seafood,本身學歷也不低,甚或是專業人士。他們自以為對香港經濟很有貢獻,自覺比後來者擁有更多,皆因制度完善和個人有本事,絕非僥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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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制度被視為賞罰分明,他們有豐厚身家是實至名歸,沒理由被政府用抽稅等方式瓜分。他們先天地不會質疑既有制度和遊戲規則的公正性 — 有物業就 win,越遲上車越蝕底 — 亦不會懷疑自己有份創造的所謂經濟奇蹟,其實犧牲了下一代追尋幸福的權利。因為,這等於否定他們的成就,甚至人生。他們本能地無法接受。

若說他們把成功建築在別人痛苦之上,他們不能認同,但要替自己辯護,又言之成理,也不容易。它最好有任人演繹的彈性,無明顯破綻,並得到學術權威的品質鑑定,令質疑者難以招架。以王于漸和雷鼎鳴為首的主流經濟學者,過去十多二十載,持續不斷地在本地報章雜誌撰文,提供一個把世界高度簡化和量化的理論框架,以所謂「大市場」及「小政府」為宗旨,聲稱能解釋大部分(甚至所有)經濟現象,並教導社會如何致富。這套語言偽術,連阿叻之流都可以輕易掌握和反覆運用,正好滿足老 seafood 的心理訴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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披著科學外衣的語言偽術

「市場決定」使人感到要願賭服輸,「自食其力」就無形中淡化政府角色,至於空間運用、城市策略規劃、文化保育及發展等課題,只有撈油水的政客或利益團體才會關心 — 這套語言偽術,加插在外國經濟學者的理論和研究中,特別容易入腦 — 明明各地政經條件、制度和文化有很大差異,外國個案有幾適合用於香港,須嚴加論證,但王于漸和雷鼎鳴避而不談,把自己的偏見當作科學定論強加於香港。常人眼見兩位大教授言之鑿鑿,在服從權威的心理下,很少會質疑市場至上主義 — 即是假「大市場」之名,政府由得社會的持份者自生自滅或僅提供最少的援助。

筆者也分析過,兩位國師的寫作手法大有誤導成分,一方面把經濟學界內部不同學派的重大理論分歧抹走(請參考劍橋大學經濟學教授張夏準的《拚經濟 — 一本國民指南》),彷彿世上只有一把經濟學的聲音;另一方面,又把鼓吹弱肉強食的叢林邏輯包裝成科學定律,合理化市場霸主的賺到盡行為 — 你賺得錢少,證明你懶,證明你無競爭力,市場不會、亦不應講人情,更不會考慮個人的工作能力和貢獻,有賴社會多方面條件的配合,並非咬緊牙關去自我增值或轉型便可以搞掂。

年輕人捱極得個桔,居住權得不到基本保障(安居不一定要買樓),政治上又無法靠選票改寫命運;服務街坊幾十年的小商戶,失驚無神被領展、市建局連根拔起,他們艱苦保住祖業,守住一門生意或技藝,背後對社區的建樹和文化貢獻,可以隨便一筆勾銷;中低收入家庭扣除沉重的住屋開支,在欠缺妥善社會保障下,亦正面對向下流、科大麥寶龍博士所提出的第二層面貧窮問題[註]— 只不過,在港府國師口中,「小政府」要壓縮開支,不宜插手,市場的事由市場解決(見下文)。總之,被社會淘汰的失敗者,要怪只能怪自己,不能怪別人搶走你的乳酪。政府施援手,只會養懶人,好心做壞事。

其實,所謂玻璃變鑽石,正代表一個地方的人靠投機取巧便發大達,腳踏實地工作,或靠儲蓄正正經經地累積財富,反而受到懲罰。這種敗壞敬業樂業精神的經濟結構,只會詛咒大多數勞動者,使社會財富慢慢集中在少數擅玩財技或/及擁有大量資產的人手上。政府理應重視社會的均衡發展,以跨領域的實證研究為基礎,設法撥亂反正,避免劣幣逐良幣的畸形現象擴大,縱容「low tech 撈嘢」的炒賣活動,摧殘民生。

主流經濟學者卻認為政府介入是死罪,而港府一直謹遵國師的教誨,連當年民主派大腦、現任勞福局局長羅致光也是市場的教徒。范婦人口中的繁榮,有學術權威背書,地產、財經界 KOL 吹噓,再得到小投資者附和,政府在缺乏阻力之下,長期推行經濟放任政策 — 例如拒絕抽取空置稅、大額增值稅,以及反對任何形式的租管等。但事實證明,奉「大市場」為圭臬,社會發展便不再以持份者權益為依歸,會造成極度貧富懸殊。政治和經濟苦主一天比一天多,隨著獅子山故事徹底破產,置業階梯變票房毒藥,政府僅有的認受性也蒸發掉,民怨終於在前年突破臨界點,一次過爆發出來。

選擇性失明的事後孔明

維珍尼亞理工大學經濟系助理教授曾國平最近談到事後孔明的謬誤(hindsight bias),提醒大家別在事情發生後才發馬後炮,把自己當成無所不知。偏偏王于漸和雷鼎鳴兩個本地經濟學權威,便最喜歡借「後見之明」扮全知者,並往往選擇性失明,避重就輕地删除不利「市場至上」的證據,把現實世界的事情高度簡化和量化,剪裁出一套永遠可自圓其說的敍事方式,務求達至有「科學證據」支持的錯覺和推銷效果。

雷鼎鳴在 2012 年的文章〈積極不干預 不搞工業政策〉中寫道:「哈佛的大教授巴羅(Robert Barro)曾有篇經典名著,報告了一個實證發現,在其他因素相同的條件下,政府開支佔 GDP 的比例愈高,該國的長期經濟增長率便會愈低。」他這是要借巴羅的研究結果加強說服力,推銷他演繹的「積極不干預」版本,要求政府貫徹壓縮開支的財政紀律:政府開支不可超過 GDP 的 20%。基於他同時大力支持所謂低稅率政策(這亦是港府經常強調的競爭優勢所在),在量入為出的前提下,政府只有限制福利開支的增加,就算受貧困煎熬和威脅者,已不限於基層。

巴羅的實證發現,立足於特定時空,與今天香港肯定有不可相提並論的差異。既然「其他因素相同的條件」不存在,雷鼎鳴沒探究兩者背景上的分野,便直接採用報告的結論,否定港府考慮改變理財哲學的可能,這是一種偷步的處理方法。退一步說,就算同意巴羅的結論,我們還是可以問,除了長期經濟增長率,是否便沒有其他同樣、甚或更重要的社會目標要追求和實踐?雷鼎鳴一向都不會碰這個問題,而當他的分析只考慮 GDP 時,客觀效果上,就會限制了長期讀者的想像,例如以降低痛苦指數作為政府的施政目標。(這樣說,不代表筆者支持政府毫無節制地增加開支。要善用公帑,得顧及社會整體的多重面向,以看待生態系統的眼光,把握當中環環相扣、此消彼長的利害關係,進行公共理財政策的審視和規劃)。

前嶺大校長陳坤耀四年前接受訪問,曾指夏鼎基時代的 positive non-intervention,所謂積極不干預的經濟政策,被錯誤地演繹和翻譯。他並以公屋政策為例,說明香港昔日的成就有賴政府恰當的參與市場當中。理大講師鄒崇銘亦曾經撰文批評,不少自命自由經濟的信徒,在談到 1970 年代香港經濟起飛時,只顧吹捧「大市場」,忘記「大政府」的貢獻:當年港英政府號稱「積極不干預」,卻仍通過大規模自上而下的新市鎮建設,移山填海,鋪橋修路,同步為輕工業提供大量發展空間,並向基層市民提供大量廉租單位,為工廠輸送源源不絕的工人隊伍。

鄒崇銘還提到麥理浩時代的新市鎮規劃,參照英國「花園城市」(Garden City)傳統,大會堂、中央公園、圖書館等,會佔據新市鎮的核心地段,相反,後期如西九龍及東涌發展區,市中心全面讓位予大財團和那連綿無盡的大型商場,社區設施龜縮於商場後門角落。

這些有關「積極不干預」的重要事實,都不會在王于漸和雷鼎鳴的版本中見到,而就算有提及,亦不會佔重要位置。

 

[註]科大會計學系高級講師麥寶龍博士在《信報》文章〈扶貧政策忽略第二層面貧窮〉〈濟貧靠資源重配 稅基須擴增財收〉中,提出「第一層面貧窮」和「第二層面貧窮」的概念,「其背後有一個更深刻的結構性因素 — 即本港的工種不夠多元化。」結果,低技能和低學歷的勞動人口,便「失去工種多元的選擇和自我脫貧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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