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料圖片,來源:Airam Dato-on @ Unsplash

【疫勢】時代狹縫游離的性工作者 — 從性工作者訪談看性/別政治與疫情的壓逼

【文:香港大學學生會社會服務團出版刊物《聞聲》】

作者按:香港大學學生會社會服務團出版第七期《聞聲》—「疫勢」,紀錄社會上不同領域的人在這疫症時代下與疫情共存的故事。出版團隊聯絡了四個社會不同階層的人士,期望帶領讀者了解他們於這次疫情中生活中遇到的困難和挑戰。

夏天的油麻地碧街總是悶熱。店舖鐵閘軋軋作響,遊人熙來攘往。她依舊束著髮髻,穿碎花紅裙,趿高跟鞋。疫情下,她更要戴上口罩,在翳焗的天氣下佇在街上等待顧客。我們走過去,告訴她希望通過訪談探討疫情對性工作者的影響及性/別政治,她爽快答應了。

疫情是入行的最大原因

「你當了性工作者多久?」出乎意料的是,她只是入行了三個月。更沒想到的是,她當性工作者的原因與疫情有關。她雙眼凝定地道:「事實上我做過不同工種,曾在酒樓當清潔工,亦曾於 7-11 便利店工作。但疫情下面對失業問題,姊妹介紹我參與性工作行列,所以便選擇入行。」疫情下,公司和商店因經濟受挫而紛紛裁員;根據 2021 年 3 月政府新聞網的報導,失業率頓升至 7.2%。因此,她只能成為性工作者,以應付日常開支,譬如交租、養活尚年幼的子女等。

工作背後:歧視和辱罵

入行後,她曾面對不少調侃。「陌生人會在街上指著我和其他性工作者大罵,指責我們不守婦道。」她邊撥弄頭髮邊說。從這句話中我們可以看見中國傳統文化與父權思想對性工作者的壓逼。中國儒家文化有「三從四德」的說法,女性要保持貞潔,性工作者不合傳統女性的標準。另外,性工作者在父權架構下屬低下階層。美國著名性別學家蓋兒.魯賓(Gayle Rubin)於 1979 年提出的性階層(Sex Hierarchy)模型裡,性分為「好的性」(Good Sex)與「壞的性」(Bad Sex):「好的性」是指異性戀、婚內、一對一、生殖和非商業的性;「壞的性」則包括商業的性、同性戀、色情及戀物物品等,意味著性工作者要背負「壞的性」的原罪。

當像她這樣的女性踰越權力劃下的性別邊界,語言自會結網攫住她的肉身,被人攤分,剩餘的光影被世界壓碎。但她並沒有對這些言論耿耿於懷。「我只會把別人的嘲笑視作嘈雜的歌聲。」說這話時,她緊握雙手,雙眼閃過一絲的凝定。或許,這就是她對父權制度微小卻有力的反抗。

疫情下的挑戰

除了面對歧視,疫情下性工作者更要面對染病的恐懼。她告訴我們染病是她最大的恐懼,因她每天須與顧客近距離接觸,必會加速細菌傳播。面對此挑戰,她的做法是:「我會在樓下與顧客商討,若不戴口罩性交便不能有性交易;如果他們不將就,就乾脆不作性交易了。」此外,她長期戴上口罩,頻頻以消毒酒精搓手,亦會定期接受檢測,以防染病。

另一挑戰是生計問題。疫情下願意作性交易的顧客大減,收入也隨之以降。我們邀請她以 1 至 10 的尺度評估疫情對生計的影響,她給了 8 分,可見疫情對她的打擊。「性工作者的收入很不穩定,每個月我通常只賺得 20,000 元,但月租卻達 8,000 元。」她有申請政府的關愛基金,但只有 4,500 元。問她如何應對經濟困難,她俯首,嘆了口氣:「可以怎樣呢?繼續做,見步行步就是了。」短句裡摻雜著無奈與嘆息,這些情緒彷彿是疫症時代的剩餘物。

走後,我從對街看她仰首,手放著手提包上,旁邊的小巷也站著兩位性工作者,她們同樣抬起頭,抽煙,煙頭閃著一絲火光。在艱難時代裡,作為香港人,我們要做的,並不是站在道德高地,向性工作者寄予廉價的同情,傾注個人的慾望;而是細心聆聽她們的聲音,接近她們的生命,尊重她們的選擇。

 

《聞聲》網上版

編輯推介

    發表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