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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健康工作的轉化 — 共同塑造集體療癒的可能

2019/12/3 — 20:34

【文:李昭明】

看了文章〈香港海外研聯李穎怡:如何療癒港人在反送中「集體創傷」〉,感謝這文章出現,列出了一些我認為很重要的方向。鼓勵每一位朋友去閱讀這文章,內容並不複雜,非常人性化。更鼓勵精神健康工作者細閱和咀嚼,因專業訓練諷刺地會容易令我們丟失了這人性化的部份,很多時會急於病理化,急於把以往學習過的知識倉猝地套用在眼前陌生的狀況。如若你一早已擁抱文中的想法,這仍是一個不錯的溫習和再思。接下來我會以李穎怡的文章作基調,再稍作補充及分享。

過去數個月,精神健康工作者以不同的方式介入社會事件,我十分佩服同工們的努力和付出,心懷深深的敬意。同時也觀察到一些令我內心擔憂和不安的現象,包括有專家指出香港人在社會運動中的抑鬱、焦慮情況嚴重、傾向把社會問題個人化、病理化、強調個人的憤怒處理等等,跟維穩往往只是一線之差。作為臨床心理學家,我從六月起一直苦苦思量「如何介入而不維穩」,苦得這段時間做每一個訪問、答應做每一個講者都極度小心,我也不斷怪責自己為何要思考那麼久,為何如此不爽快,大概是太害怕會成為維穩工具,彷彿稍有不慎就會成為施加壓迫的一員,說起來實在是有點作繭自縛。慶幸找到同路人,找到一些有意義的介入而又不維穩的可能,把我從糾結中拯救過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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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健康工作要轉化,其中一個起點是精神健康工作者必須如文中所說「批判他們專業知識背後的意識形態,以及自身專業和當權者的千絲萬縷。他們必須防止自己無批判地傳播一種對被邊緣化人們有害的論述,繼而成為政權施壓的工具。」看清楚專業可能會造成的壓迫,意識到專業的權力,每一個診斷、專業意見、治療方法的選取等等背後都牽涉不同的含意和假設,同時亦要對以往學習的知識保持懷疑的態度,別輕率應用,才能真正與受壓迫者同行。

另一轉化的起點,是文中尾段指出的:「唯獨當我們把精神健康重新定義為社會和政治的問題時,我們才能超越治癒個人的病徵,而開始審視非人化的制度和社會不公義這些根本的原因。」這論述並不新鮮,可惜總是成不了精神健康工作的主調。我更喜歡李智良在《房間》中的文字:「我們必須重新認識一個事實:將『精神病』塑造為個人病理問題,其實是一種無視社會情境與分配正義的去政治化論述。」精神健康工作者的培訓和工作導向均較著重個人層面,很多時都欠缺社會層面的理解,甚至會落閘認為「你講到咁闊有咩用」,對結構性問題視而不見,或採取放棄的態度,這其實都是默許壓迫的存在。若我們都能看清楚「病徵」背後的需要,了解「病徵」反映的社會狀況,我們才可以有更根本、更徹底的治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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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文章沒有提及,而我認為很重要的一點,是每一個市民對精神健康和精神病的理解需要蛻變,也必須擴闊想像。轉化不能單單仰賴專家,專業人士有不少時候甚至會窒礙改變,因此大眾思想和態度上的蛻變更顯得不可或缺。大眾除了從醫學角度去了解精神健康和精神病,也可多從歷史、人文角度去了解精神健康和精神病的演化,知道「抑鬱」、「焦慮」除了是指一組病徵,背後是有深遠的脈絡和意義。每一個人不一定需要經過專業訓練,也可多用心去代入、理解、明白,感同身受,了解苦難的來龍去脈,一起去研習集體創傷所謂何物,讓這份共同經歷的痛苦和愛把我們連結在一起,慢慢去共同建立一個有助集體療癒的視角和方向。

我心底是很期待文中提到的「集體治癒的多樣可能性」,也信任有一鼓龐大的力量正在我們當中運行,不單是專業人士,而是每一個人也能以愛、勇氣和智慧去逐漸療癒香港。最後,想借用李智良在《房間》的文字來描述我對香港的願景:「我相信發生在許多『精神病患』身上的災難,原本可以避免。我們需要的是一個人與人之間能寬容共存,不以競爭、考核來區別人,不以經濟價值或生產力為絕對價值,不同能力的人都能以適合自己的方式,平等參與的社會,只有在這樣的社會中,『精神疾病』才會得到真正的治癒。這社會顯然未出現,因為我們就是這個社會。」

 

作者自我簡介:李昭明(Amanda),人,臨床心理學家,社企說書人 StoryTaler 共同創辦人,中大心理學系博士生,參與著作《成為彼此的聆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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