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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醫學大解剖 — 如何在壓迫中保持自我

2021/1/11 — 1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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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清恕】

我雖勢弱言輕但決不虛作無聲」這句說話常常出現在抗爭之中,鼓勵人們面對強權壓迫也不要輕易放棄語言、文字的力量。

不知自從反送中運動開始,有多少人一夜無眠、不斷地去用行動證明香港的未來與抗爭,途中也不知道多少人因此患上精神疾病。那是一個無底洞,在深淵中尋找著最後一絲光明,抓緊卻找不到,彷如虛無卻又真實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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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到如今,街頭抗爭已經不可行,再加上疫情緣故,經濟和政治環境持續地衰落,令香港人生活素質不斷下降,繼而出現嚴重的精神健康危機。相信已經有不少人去尋求專業協助,例如心理輔導員、精神科醫生等,而筆者作為一位就診精神科的思覺失調患者,認為有必要向大家說明有關精神醫學一些重要的問題但在香港甚少提及到。大家千萬不要以為,精神病人只有被污名化的結果,單單是污名化就可以衍生出影響客觀診斷的問題。

原本人是簡單的,人們卻將「人」變得複雜,遂不可理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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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973 年,一份實驗研究發表在學術期刊《科學》(Science)上,震驚了當時精神醫學界,它就是「羅森漢實驗」(The Rosenhan Experiment)。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想像過一個問題,假如你被關入精神病院,你要如何證明自己無病?你可能以為表現正常就「過到骨」,我只能說,「想像很豐滿,現實很骨感」。羅森漢等八人假裝有幻覺,成功進入精神病院後,便很快回復正常表現並聲稱自己認知正常,但精神科醫護卻認為他們妄想症狀嚴重了。精神科醫生普遍有個慣性思維;精神病人是沒有自知力的,所以當他們聲稱正常的時候,便可「砌生豬肉」。當然這並不是最諷刺的,一位精神病人看穿了羅森漢等人是假裝精神病,而「專業」的精神科醫生卻察覺不到。

可想而知,精神醫學界對這份研究感到強烈不滿且批評其真實性低,之後便衍生了「假病人實驗」。但同樣地諷刺,精神病院聲稱找到四十多名「假病人」,可是羅森漢並沒有派任何人參與實驗(有點好奇,那四十多名「假病人」如何處置…)。可見,這兩個實驗都對精神醫學有很大的參考價值,以改善診斷或治療過程中可能出現的「標籤效應」,如果真的有反思、改善,那當然最好。

然而,《精神病測試》(The Psychopath Test) 的作者 Jon Ronson 在 2012 年 TED 上,為我們帶來了似曾相識的故事。「說服別人你是正常人比你瘋了還要困難得多」Tony,一位假裝精神病來逃避牢獄之災的正常人。如上述例子一樣,精神科醫生彷彿會變魔法一樣,顛倒黑白,「冇病變有病」。其中,Jon 與 Tony 的主診醫生會談,說明 Tony 是精神病的「證據」後,更令到 Jon 參加發現精神病的課程。後來連自己也發現,定義別人為精神病已經令到他變得像「精神病」,Jon 此刻體會到定義精神病的「正常人」也是如此瘋狂。最後,Tony 出院後明白每一個人都有少許精神病,與 Jon 的體驗暗暗對應,而 Tony 身處在一個灰色的世界,也許才能帶點清醒與瘋狂。

筆者作為一個真正的精神病人,深知被標籤與污名化的痛苦。更清楚明白,原本應該治療我們的專業醫護人員,竟先入為主地看待精神病人,是一件令人難以置信卻也合理的事(尤其現今)。其實,社會上的不公不義,都源自於當權者濫用權力;弱勢者毫無能力反抗,才導致這樣的惡果。

在香港,精神病人的聲音不被重視,除了有污名化的因素之外,更因當權者修訂法律時,忽視精神病人的權利。現時,香港法例並沒有完全遵守《聯合國殘疾人權公約》中廢除強制治療、監護制度以及不應以精神失常為由,剝奪個人司法權利。自從「安安幼稚園事件」後政府便有正當性,開始修訂強制入院、強制治療等相關法例。雖說保障社會穩定,但明顯沒有從保障病人利益出發,只是一味地強調控制而非治療。更重要的是,那些藥物「治療」往往令病人呆滯、思考能力下降,難道這不是一種無形的枷鎖?更不要提精神科醫生以此作為診斷,令「治療」反而變得更加嚴重。事實上,作為一個精神病人需要的是關心而不是束縛,聆聽遠比服從更好,可是政府甚少用心聆聽香港市民的訴求,更何況是精神病人?

關於強制入院的程序,只是做樣子罷了。由四位持分者平衡:醫生、家屬、社工、法官,而俗稱表格「123」。然而,其中可分别重複兩位醫生填寫表格,另一份由區域裁判官填寫,直接變為兩位持份者。雖說病人可要求見法官,但是法官並不能質疑醫生的診斷報告,普遍只能聽信「一面之詞」,對精神科醫生並沒有起到權力約束的作用。更不要提病人在不觸犯法律、沒有陪審團裁定之下,被侵犯個人自由權利。而精神病院內,病人連擁有手機的自由也沒有,同時私隱權被剝削,如醫護人員為防止病人自殘,強行監視病人洗澡、大小便等。更甚者,利用職權霸凌病人(要脅延遲出院)。雖說一些病人確實有需要「協助」,但是有否考慮過病人的感受、私隱?精神科的權力已然侵犯病人作為一個人的自由和私隱權,成了一個只為維穩而不惜犧牲他者自由、尊重的機構。

到底,權力與自由該如何平衡?政府的公權力,是受到人民的認受性所影響。而精神醫學的權力,則由正當性和合理化所得到認同,但這種權力是建基於大眾對精神病人的不了解。

在社會上,我們已習慣標籤他人,以獲得對他人的了解以及消除對未知的恐懼。可是,我們雖然習慣但不應該以此,去了解一個人。魯迅在《狂人日記》中提到「吃人」的禮教,其中種種規條以及「仁義道德」都在活生生地吃掉一個人的思想、獨特性。在筆者看來,精神醫學也是如此。

自從「羅森漢實驗」結果發表後,引起不少人關注精神醫學,甚至促成反精神醫學 (anti-psychiatry) 運動。當時 1970 年代正值「反文化大運動」,人民都在質疑傳統的權威與價值觀是否人道。而精神醫學對人思想的約束,自然成為質疑對象。其中不乏一些有識之士批評精神醫學,例如哲學家傳柯 (Michel)、社會學家高夫曼 (Goffman)等。這些學者都主要環繞著精神病是否真正存在的主題出發。

傳柯在《瘋癲與文明》(Madness and Civilization) 中指出,隨著文明的進步,人民開始將理性、科學、道德三者掛鉤,將「瘋狂」由非理性延伸至非道德的行為。所以,精神科「醫護」並非掌握了科學知識而是代表了社會的道德標準,從而以權威來規訓精神病人的行為。而在現代精神醫學之下,「瘋狂」被否定的同時,也對人民渴望無限的自由與解放產生了「範圍」,難道我們的思想、言論自由只要被標籤為「精神病」就是不合常規、不應存在?

而高夫曼的《精神病院》(Asylums)則提到精神病院的強權管治模式,全控機構(Total institution)。意思可從字面理解,即是所有行為都須受到控制同時將脫離社會的聯繫,如軍隊、監獄等。而這正是對精神病人的「治療」,先有權力懲罰病人,後再重塑他們的思想、行為。更由於是封閉式環境而不受任何監管,便可穩定、專一地「矯正」。同時,由於對精神病人的「印象管理」(Impression Management),被認為是需要治療的「特殊病人」,所以當精神病人認為自己沒有病時,便被認為是病態象徵,需加強治療。而最可怕的是,精神科醫護無形中控制病人思想,連他們也不自知。最後,形成了一種對精神病人的慣性思維,精神病人需要被「治療」。

現時,精神科醫生通過,精神疾病診斷及統計手冊(DSM)第五版來診斷精神病患者,有一套看似符合標準的診斷制度。但事實上,卻不斷擴大精神病的標準。由第一版DSM 只有一百頁,新增至第五版 (2013),共有了九百頁「新疾病」。而注意力不足症 (ADHD) 便是其中之一。筆者認為 ADHD 明顯針對兒童,活潑、好動的天性,通過「治療」便能達到社會期望中「好孩子」的行為,達到社會規訓的效果。同時,藥廠也可從中擴大兒童藥物市場。在 1987 年 DSM 第三版修訂版與「百憂解」同年上市,當時藥廠每年投資六百億美元廣告,以灌輸精神病源自於腦部分泌物失衝,通過藥物便可治療。使得「多巴胺假說」成為主流精神醫學對「精神病」的存在證據。

其實,並不是沒有精神科醫生提出質疑。曾參與 DSM 第四版制定的精神科醫師 Allen Frances 在《救救正常人》(Saving Normal)中指出精神醫學過度標籤異己,藥物濫用的問題。而 DSM 第五版制定過程,漏洞百出、倉促完工,已經斷送了信任。其中,最嚴重的問題,是把無法符合社會期望的人貼上精神病的標籤,對不投入工作、不樂觀開朗、不正面思考的人,超過兩週就必須要被「治療」。其實,抑鬱症的診斷標準就是持續兩星期有病徵便被能確診,與上述一樣。可是,過往觀察期限從長達一年,縮短至三個月,再改為一個月。難道這是根據客觀科學診斷,而不是受社會價值觀、需求所影響?

這讓我想起喬治.奧威爾 (GeorgeOrwell) 所著的,《1984》。大洋國的極權政府擅長思想控制,無時無刻監視人民的活動。其中「思想警察」(Thought police)用來處理不合社會期望的人,而「友愛部」(Ministry of Love)將會「治療」那些可憐的自由人。在現實中,如果精神病人擁有說出「二加二等於四」的權利,那他們就不是「精神病人」,而是一個個自由的人。「但現實總比藝術更荒謬」。由此可見,保持思想上的自我是十分重要。然而,在壓迫之中保持自我,很難,但並非不可能。

首先,我們要保持思想上的自我。《1984》中的主角溫斯頓(Winston)在極權的監視之下,仍保留一點獨立思考空間,那就是寫日記。其實,自我紀錄是十分有利自主思考,途中你可以反思身邊的人事物是否合理、公平,同時有利激勵人心。在二戰時期一位居住在荷蘭的猶太少女,名叫安妮,她以日記去記錄納粹德國實行極權統治之下的生活。但其中記載了少女情懷、家庭幸福等,令日記充滿樂觀的精神。即使,後來安妮在集中營被處死,但我們仍然記得安妮,樂觀、積極面對極權的精神。

而不少身處監獄的「自由人」通常會寫下自己的生平以及詩詞,激勵後人。如《V 煞》(V for Vendetta)中被囚禁的女同性戀者寫下的生平與幸福,令女主角 Evey 大受激勵,從而擺脫對極權的恐懼,獲得了真正的自由。從中可見,要打敗極權,先要打敗我們的恐懼。如要保持思想上的自我,也需通過不斷地記錄,以勉勵自己與後人。

不能因一時的絕望,而放棄永恆的希望

其次,保持當下的自我。何謂活在當下?即感受。佛教中提到「色」的概念,是指當下環境所帶給你的感官體驗。如洗澡時,感受到水溫、香氣等存在。這時,你應該去感受帶給你美好感覺的環境,而非活在「想」中。很多時候,我們的恐懼都來自於想像,而且同時關注負面消息,令我們長期活在信息,延伸出的恐懼。最直觀的例子,便是疫情。在現實中,我們並沒有真正接觸令我們恐懼的事物,卻在想像中無限放大恐懼,從而令自己的行動、思想上「自我審查」。難道這不是失去了自我嗎?在當下,不應「想」而是行動和感受,才能保持自我。

然而,我們大部份時候都很難真正做到,活在當下。但是,當我們靜下心來,往往能夠察覺自己的內在情緒。現時,冥想、靜觀等有利心靈健康的「活動」開始普及,而其目的也是協助你觀察自己的情緒,從而消化負面「能量」。所以,活在當下並非只有專注事物,更要觀察自己的內在情緒。

再者,保持正面的自我。「人之初性本善」無論認同與否,人的善良總可以改變悲劇。在 (2012)《孤星淚》(Les Misérables)中男主角尚萬強(Jean Valjean)剛剛假釋出獄時,受盡別人冷落。而一位好心的主教卻收留了他。可是,尚萬強並沒有感恩,反而偷取教堂中的銀器,很快便被捉住了。但主教卻解釋,這些銀器都是送給主角的,更送給最後兩盞燭台。自此,尚萬強徹底洗心革面,立志成為一個好人。可見,主教的善心舉動成功挽救了主角的正面自我,令主角從不道德的小偷轉變為真誠的人。電影中,尚萬強的一生都在經歷「好」與「壞」之間的輪流,但他始終懷著正面的信念,嘗試做他認為「好」的事情。人總是被迫做出選擇但本性善良,已經很足夠。

現實中,我們被各種事情弄得喘不過氣,更別談懷著善心去原諒一個犯錯的人。但總有一些人懂得「以眼還眼,最終所有人都會盲」的道理,要放下仇恨很難但傷害別人卻很容易。因仇恨、憤怒而傷害別人,這是否會偏離初衷?民主共和真正的意義在於「天下為公」。並非報一己私仇,更不是拿著香港人的名義,滿足個人情感需要。假使,仇恨依然存在,我們難道令仇恨控制我們,迷失自我?仇恨不是為了記得而是反思,不公不義的事情是如何導致。而保持正面的自我,更能反思負面信念,從而改變信念,真正做到你想要的自我。

到底我們應關心「只有」半杯水或是「還有」半杯水,這將取決於我們的自我。

最後,不知道這篇文章可幫助到多少人,更不知道能引起多少人關注精神病人的權益。但只要筆者還有能力表達、發聲,就不會虛作無聲。順帶一提,個人認為「精神病」這個稱呼並不符合事實。而筆者認為《機動戰士高達》對於「新人類」(New-Type)的概念或者《1984》中的「思想犯」(Thoughtcrime) 的本質,則較為符合。但不在此加以筆墨。

總言之,事物的本質取決於你了解多少,盡在不言中。

— 於 2020 年 10 月 26 日改稿,2020 年 11 月 14 日完稿

 

參考資料:

  • 「超級Y」現代人精神困境(上)專欄
  • 「超級Y」《瘋狂簡史》說書YouTube 
  • Strange answers to the psychopath test TED Talks
  • 正常人也被診斷成精神病?醫.思維
  • 打開精神醫學的潘朵拉盒子:導讀《精神病大流行》 關鍵評論
  • 強制性精神健康資料及未來之路香港律師會會刊
  • 《受難、維權、再受難、荊棘新前路--我的曲折抗爭歷程》王慶民
  • 《1984》喬治·奧威爾(George Orwell)
  • 偉大的禁書《安妮日記》江峰時刻YouTube 
  • 《瘋癲與文明》(Folie et déraison)Michel Foucault
  • 《精神病院》(Asylums)Erving Goffman
  • 活在當下和活在腦袋的差別,吸引力法則沒有效的原因

作者自我簡介: 一個不甘沉默的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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