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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英主義的暴虐(下)

2021/1/18 — 18:55

背景圖片素材來源:Hunters Race @ Unspl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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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陳樹鳴老師】

上回提到精英主義對社會共善的威脅,在於對敗者刻薄,做成他們對勝者的指責;不過,桑德爾同樣認為,至少對於在大學生層面,勝者的精神壓力亦不少。這包括家長在教育過程中給予下一代的壓力,他特別以直升機家長的現象說明對一代人的影響,說明社會為何會落得只以經濟成就為首的單一成功觀念。那麼解決之道在哪裡?

桑德爾有兩個回應,一個針對大學學制,另一個針對社會對工作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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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大學學制是「大學大抽獎」,意思是以成績的一定百分比劃定參加資格,再以抽籤的形式分配名校學位。以香港為例,一直以來,香港不少師生都有一種感覺讀三大才算讀大學,那麼我們就將文憑試成績最好的 20% 抽出來,以抽籤形式決定他們入讀哪一間大學。

他的起點是,一方面考試成績一般即使沒有天生的優勢,也有補習和操練扭曲了結果;另一方面純以考試這種高篩選性的方法來決定每間名校的少數精英,只會加大了前文提過的精英傲慢及敗者的失落。事實上,當成績去到一定程度的時候,學生的共通能力可能根本差異不大,所以,這種高篩選的策略,可能根本沒有使大學做到其應有的教育角色:即是公平地為社會找出人才,也沒有為社會訓練出意識到共善及思考能力的精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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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如此,要對付精英傲慢,其中一個可能方法,就是要減低大學及學術考試作為一部分類機(sorting machine)的功能。引入抽籤機制,其實某程度上希望以隨機性減低了能入讀名校的學生的傲氣,讓他們不能認為純以能力決定一切;再者,抽籤過程可以透過增加弱勢社群的籤數,提高他們的中籤率,使結果能加大他們入讀這些名校的機會,一方面增加他們社會流動的機會,另一方面也可以增加大學社群的多元性。

聽起來這個方法好像不倫不類(尤其原文是以 lottery 名之),但事實上,在香港某程度上我們也是以隨機分配小學學位,問題是我們用了更多的方法來確保精英的下一代能入讀名校,使隨機性在派位機制的影響力減低(例如設置了直資制度,各類的計分制度),而去到大學,聯招制度在每校每科複雜的計分制度,及對整體DSE成績分佈資訊不足的情況下,聯招結果對一般學生來說,亦有一定的幸運成份。所以,在香港收生成績最佳的科目中,應否使用這種方法,則是另一個可談之處,畢竟這與桑德爾所討論的美國學制有所分別,因為當地不少大學,是入讀後才選科的。

針對大學入學制度是一種方法,但它畢竟只是解決了精英傲慢的一些基礎;而針對普遍未能入讀大學的人,桑德爾的提議有些也是香港人很熟悉的:建立最低工資及提高與投機有關的稅率。

這些提議的基礎,都是在於一件事:讓社會從新確認每一個工種對社會的貢獻。一直以來,人們多從市場的角度看,認為消費者透過每次消費,決定了誰更對社會有貢獻,從而經濟成就能反映社會貢獻。但在疫情尤其是封城期間,速遞和運輸工人的貢獻,難道比一個工程師或者對沖基金經理少嗎?經濟成果可以完全反映收入低的職業對社會的貢獻嗎?(這刻想起的是香港記者的收入。)桑德爾認為,一些對共善的貢獻,市場從未能有效反映。

他要求我們反思最低工資的前提,應該是讓人們有具尊嚴的生活。而我們從數字上可以知道,大部份地區最低工資的訂立,旨在從僱主的角度,提供僱員一個可生存的生活。名稱上是一樣,但如果政策起點如此不一樣,得出的結果也不一樣,經濟政策也可以有其道德基礎。

以同一角度看,稅制的訂立其實也可以有這種反思。一般的薪俸稅、銷售稅及入息稅是一致的,以公共行政的角度考慮,他們都可以只是政府收入的一部份。桑德爾引用畢菲特的疑問:他作為億萬富豪,為甚麼他要付的稅率會低於他的秘書?真正的問題是稅制的道德基礎,會不會是一種誘因,獎勵人們多做對社會有具體貢獻的工作,及獎勵推動有用的產品的企業?所以,社會可能要針對一些如賭博及投機的稅項,以澄清某些工作在社會的真正意義?

桑德爾的幾本著作易讀,原因是他在多變的環境裏,一直堅持問一個問題:就是如何維持共善,讀者往往不難跟上;而他的著作受觀迎,是在引用社會可見的具體例子的同時,又嘗試提出具政治哲學意義的回應,推動讀者思考見慣事物的道德價值。在大轉折的世代中,希望大家都有這種視野,而不糾結於一時的利害得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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