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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英主義的暴虐

2020/11/5 — 17:20

背景圖片素材來源:Hunters Race @ Unspl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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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陳樹鳴老師】

精英制的社會有甚麼問題?相信我們在香港已經習以為常,並不認為值得以專注討論。不過,以《正義》一書風行華文社會的哈佛教授桑德爾,剛推出了一本新書,名為《Tyranny of Merit》,當中討論的居然就是這個問題。

他對精英主義看法的起點,和我們似乎沒有大多差別。先由大學學位分配問題講起。全球先進地區都有一個共通的情況,就是學位分配向富裕階級靠隴:家境越富裕,下一代入讀大學的比例越高;繼而指責社會流動性的停滯,使貧富懸殊再進一步加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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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跨代貧窮的論述在香港我們非常熟悉,桑德爾進一步討論的當然是他熟悉的道德以至社會政治意義。在道德層面上,香港人對他的講法也不陌生。現代精英主義社會背後最重要假設,精英是透過自己可控的因素(例如:努力)取得自己的成就;而這個假設背後則需要一個擁有平等機會的社會支持。既然社會機會不平等,那麼,所謂「精英」就顯得不那麼理所當然。

熟悉桑德爾的讀者都會知道,他另一個常提及的概念是 「共善」(Common Good),可以簡單理解成道德上的公眾利益。他認為在現代這種有缺憾的精英主義對「共善」最大的影響是製造了一個錯誤的贏輸概念:贏家容易認為自己贏在自己的努力,忽視了太多社會製造出來的偶然性;而輸家在制度裏被視為能力不足或努力不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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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對輸家蔑視的制度是有後果的。首先在實際生活上,輸家的絕望感使他們陷於惡性循環中。桑德爾引用諾貝爾經濟學獎得獎者廸頓的研究,研究發現近年美國正出現「絕望死」(Death of Despair) 集中於個別群體的現象。「絕望死」即社會上因社經環境出現困境而致病或死亡的個案,研究主要將濫藥、因酒精引發的肝病及自殺三項歸入此類。研究指出這些個案的增長,主要集中在沒有學位的白人身上,當幾乎所有社群及疾病死亡率都在下降的時候,白人的絕望死比率卻在上升。而桑德爾認為,他們正是這種贏輸觀念底下的受害者:一方面這批白人在經濟地位上因全球化經濟下的工作流失,及流動性減低下,被富裕階級拋離,自感成為輸家;而另一方面,同樣因為全球化,大部份為藍領的他們又因工作條件漸漸而其他族群拉近,而失去了以住作為贏家的優越感。兩面的夾擊使他們對社會絕望,導致絕望死的現象。

另一個後果,正好是這本書的出發點:解釋了特朗普為何能取得總統寶座。在桑德爾眼中,特朗普的民粹式形象,正好回應了過去這種精英式政治所帶來的弊病:這群自視為輸家的絕望的人感到被社會精英忽視,於是特朗普不是贏在其簡明的用字,而是反精英的修辭。在奧巴馬不斷地叫人努力,「只要肯嘗試,就會成功」(You can make it if you try),自視為輸家的人就會覺得受辱:煤礦要關閉,難道是因為我掘得不夠用力?工廠要遷往亞洲,難道是我按開關不夠狠?所以當希拉莉強調自己贏得了城市和富裕地區的選票時,特朗普卻強調自己為更多的輸家出氣。

而這種輸贏的觀念更嚴重的結果來到今天,大家自然更看得到,就是社會的缺乏互信與分裂,精英的傲慢與輸家的偏見使對「共善」的理想自然更遠。本書於上月才出版,但明顥能預測了幾個現今的社會現象:選民擔心自己的選票會否被公平地處理,政黨盤算選後結果若不對方之意,可能需要以甚麼方式回應。

這些關於精英主義的論證,大概香港人都非常熟悉。問題是,我們有多少程度關心過他們蔓延下去對社會發展的影響,以及阻止他們的蔓延。桑德爾認為一些我們針對社會流動的補救方式,可能都只是鞏固或者默許了這種贏輸觀念。例如在美國有人認為增加獎學金可以解決這個問題,但香港的教師們都知道,直資名校或國際學校以致大學儘管有獎學金制度,但都沒有改變過貧富學生的比例。又或者有人說,我們的制度裏總有各種其他的入口,讓人們入讀大學,使加速社會流動,例如有建議增加成績以外入讀大學的機制。不過,桑德爾會答,這不過是製造了一個給幸運的人逃脫的機制。他以美國過去的黑人棒球明星為例,雖然他們確實付出過努力去改善自己的生活,但社會機制卻沒有給機會那些同樣付出了努力,但社會忽視了的一群,結果是使傲慢的有更強的理由傲慢,而輸家卻沒有更心服口服。

如何回應這種共業?桑德爾提出了我們可能覺得嘩然的答案。下次再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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