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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這個版本的「香港故事」— 2001 年 8 月的當代史

2020/10/24 — 21:22

香港歷史博物館常設展覽「香港故事」於 10 月中起大規模翻新,大批市民趕於閉館前參觀展覽。

香港歷史博物館常設展覽「香港故事」於 10 月中起大規模翻新,大批市民趕於閉館前參觀展覽。

【文:香港古事記】

如果在看到這篇文章的現在,你還沒看過香港歷史博物館常設展覽「香港故事」的話,沒關係,人生總會錯過許多大大小小的東西。2020年10月19日閉館後,「香港故事」常設展將進行大規模改動工程,預計展覽內容會大幅修改。「香港故事」展覽最初在1991年開幕,而現今版本則在2001年推出。展覽近數年以來其實也隨著社會意識形態變化而飽受批評,既不夠「愛國」,也不夠「本土」。其實早在2015年歷史博物館已經開始規劃更新展覽內容,也沒有怎麼受到關注,到了如今真要關閉,包括筆者在內的許多人才忽然感到「好像要失去些什麼了」,因為2020年的我們都知道,下一個版本的「香港故事」,並不使人感到期待。

而這個剛剛告別香港人的「香港故事」,也就定格於2001年開幕當天的史觀直到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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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是從「序言」(也是大部分人一開始就直接跳過的部分)的敘述,大抵也可以看出展覽為遊人提供的史觀:

香港雖然是彈丸之地,但卻擁有甚多引人注目的特色,包括複雜的地質結構、種類繁多的動植物、遠溯六千年前的考古遺跡、源流久遠的風俗習慣,以及近代社會及經濟發展等,而最令人津津樂道的課題,當然是它在百多年間從鮮為人知的村落蛻變為國際大都會的曲折歷程。為了讓大家深入認識香港的歷史文化,我們傾力製作了這個跨越四億年的『香港故事』常設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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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又是那種「從小漁村變大城市」的論述,很熟悉,對吧?

如果仔細看看展覽中的主要文字描述,會看到一個怎麼樣的「香港故事」?

一號展區 — 香港的自然面貌

不少人對這個展區有微言:「這應該是放在對面科學館的內容吧?」的確,這個展區以人類出現以前的原始地質、氣候、生態等為主,是很少出現在「歷史博物館」的內容。不過,其實又有何不可?事實上,在1991年版的「香港故事」就已經有這個展區了。

這種做法把「香港歷史」建基於「香港這片土地」而非「香港人」之上,作為整個歷史論述的基礎,其實也是一種安全、保守的做法,避開了「誰是香港人」的命題。如果沒有這個部分的話,展覽就必須處理「香港歷史從什麼時候開始」的問題,是1841嗎?1841年以前沒有「香港」這個行政區劃,也沒有人會說自己是「香港人」,那麼還如何處理還沒有香港以前的香港史,例如是「六千年前的考古遺跡」?還是要把香港的前代歷史,完全併入「中國」、「嶺南」、「新安縣」之中?

於是,就在這個展區之中,就可以不只是「亞熱帶」、「嶺南」的地理和氣候,而加入一些「香港」的地理和氣候。例如在〈原始森林〉的介紹,就如此寫:

生態學家相信,數千年前,常綠闊葉森林覆蓋著香港各處的山坡和平地。這些茂密森林和現存於中國西南部的熱帶森林非常相似,但由於香港冬季較冷,因此某些熱帶樹木的品種未能在此繁衍。現今森林的環境千變萬化,樹木會形成高聳而濃密的樹冠層,阻擋大部分的陽光。樹冠下的森林,驟明驟暗,植物的顏色亦隨著陽光的折射而變化,顯得深淺不一。

在展覽重開後,到底中國的一些植物是否還可以「未能在此繁衍」,就是未知之數了。

當然,這樣說也不代表有了「自然面貌」這個展區,「香港故事」就會變成一個採用香港本位史觀的展覽,但至少以自然史為香港歷史論述的開端,筆者認為也並無特別不妥。

二號展區 — 史前時期的香港

如果「香港的自然面貌」為英治之前的香港史提供基礎,那麼「史前時期的香港」就把香港歷史一口氣從「一百七十年」拉到「六千年」。對歷史論述有靈敏觸角的朋友,大概會留意到展區序言中的這句:「……考古資料顯示,香港與中國各地一樣有著悠久的歷史文化。」把「香港歷史」和「中國歷史」的長度等同,這種論調原來在2001年是可以出現在官方介紹文字中的,到了2020年就幾乎完全不可能了。

從這個展區之中,我們已經可以很明顯地感受到2001年的官方史觀和2020年現狀有巨大差異。提到古越族時,介紹文字寫道:「富有地方特色的嶺南古越族文化,在距今約四千至三千年間形成,至西漢才逐漸被中原文化所同化。」在這裡,「中原文化」(whatever that means)原來又不是那麼「自古以來」。而幾乎任何國家的國別史論述都不可能忽略原始人類的部分,因此「擁有自己的原始人」也是建立本土史觀的重要一環。如果大家記得,中、小學的歷史課本中我們只會看到「北京人」、「元謀人」,彷彿全「中國」的人都是他們的後代一般。因此當「香港故事」展覽擺了幾塊展板,外加一副骸骨來介紹「馬灣人」時,也就會產生「原來香港也有自己的原始先民」的效果(雖然幾乎可以肯定這並非策展者的原意)。

當然,有意無意間這個展區也有滲透著「香港自古屬於中國」的意味,例如,〈香港大灣牙璋與商文化的擴散〉之中,談到「現今在東南亞地區已知有23處遺址出土牙璋」和「牙璋最早可能出現於約四千年前的黃河流域中」的關係,以及引申到「香港的牙璋代表著華北體制至少在禮器物質層面上被香港地方主動接受的一種表現」的結論時,就顯得缺乏說服力了 —「主動」一說從何而來?尤其是在另一塊展板〈禮器〉中,「牙璋是中原商代流行的禮器,它何以在南海之濱出現,仍有待專家研究」。

三號展區 — 歷代發展:從漢到清代

從這個展區開始,所謂「中華史觀」便更著形跡,越發明顯。若要以「香港本位史觀」的嚴格標準來檢驗這個展區,第一個問題就是:「為什麼香港歷史須要跟隨中國的朝代進行分期?」除了駐軍和所屬行政區劃外,中原的改朝換代對位處中華帝國邊緣的香港影響有多大呢?展覽內容主要集中於社會發展、經濟文化等,都是在漫長時間之中緩慢變化的東西,用西元年份斷代,不是更準確嗎?

在用字上,這個展覽更是「大中華」,例如是「秦統一嶺南後,中原人民開始大規模南移,並帶來了較先進的文化和技術」(〈序言〉)、「中原人民大量南遷,把中原先進的漢文化帶到嶺南來,給越文化帶來極大的衝擊」(〈越漢文化的融合〉),又或者是在介紹〈西貢沙咀沉船遺址〉時(在「明代的香港」部分),為什麼在香港水域找到的東南亞陶瓷碎片和中東琉璃珠,會是「明代中國與海外國家貿易的重要證據」,而不是香港地區參與對外貿易的證據?

而在內容的安排上,也有許多可以斟酌之處。有些朋友已經指出,在「魏、晉、南北朝的香港」的部分,應該加上盧亭魚人的傳說。相傳當時有盧循在中國叛亂失敗南逃大嶼山,後來化身為半人半魚的生物,在現代被部分人視為「香港民族傳說」之一。非史實的傳說應否放在歷史展覽之中呢?如果不應該,那為什麼又有「杯渡禪師」傳說呢?我想真心相信東晉禪師乘坐大木杯漂流到屯門是史實的人應該不多。到了「清代的香港」部分,則筆者認為有兩個主題不應該被遺漏的,一是慘絕人寰,堪比世上其他種族滅絕行為的「遷界令」,二是立足香港,稱霸粵洋,以張保仔為首的海盜。前者緣於清帝國與明鄭台灣的戰爭,帝國沿海居民被強逼遷徙,死者以十萬計,對香港來說也是史上最嚴重的人道災難,卻只在區域入口的展板和〈九龍的管治〉展板上各有一句的輕描淡寫;後者以香港東涌為基地,是當時東亞水域其中一個最強大的海盜集團,到了2001年時已有非常充分的相關學術研究,但展覽中竟隻字不提。

四號展區 — 香港的民俗

這個展區主要分為五個部分,展示香港四個主要華裔族群的生活方式與習俗,以及娛樂與祭典的部分。如果從這個展區所呈現出來的內容,以史觀和意識形態的尺度來檢視,其實也著實沒有什麼須要挑剔的地方,畢竟民俗、生活方式這種事可以政治落墨之處不多。但反過來看展區所沒有展示的部分的話,就有很多可以討論的問題了。

首先,展覽將四個族群分別呈現,不將「華人」視為一個劃一的族群,不將不同族群的習俗統稱為「中國文化」,已是難得。但同一時間,展覽又將四個族群過分割裂,缺少了族群間互相互動的部分,彷彿這四個族群同屬香港,但卻又完全不相干一般。蜑家人長期受其他族群歧視,社經地位低落;廣府人(展覽中用「本地人」,因為廣府人一般如此自稱)在廣東省其他地區與客家人關係非常惡劣,在十九世紀中更爆發大規模內戰,但同時期在香港的相處卻大致融洽;香港的閩南人(展覽中稱為福佬人)同以水上人為主,與蜑家人之間也有爭奪資源的情形。缺少了四大族群(或四大民系)之間的互動,展覽便顯得不夠完整。

此外,展覽也沒有詳述這些族群在香港的歷史變遷,其中廣府和客家人只在三號展區中稍被提到其入遷的過程,但也沒有詳細討論。更重要的是,在主流的歷史論述中(也就是「香港故事」大致上依從的論述),四大族群的分野只存在於古代,好像到了英治時代,所有族群就會自行統一變成「華人」一樣。廣府人在香港形成最久,因此在英治以前也坐擁最多的資源和土地,但在英治時代「被迫」與其他族群平起平坐;客家人在十七世紀開始陸續遷入香港,十九世紀初「成功爭取」考科舉的資格是他們歷史的重要轉捩點,而香港開埠後則又再吸引更多客家人移居,尤其是從事打石行業;蜑家人在開埠前就已經與英人合作(阿群帶路故事中的阿群就是蜑家人),因此也得到港英政府的特別關照,例如香港最早的華裔首富盧亞貴;閩南人與蜑家人同為水上人,也在英治時代被政府劃分出來,不從屬於「華人」的標籤。

即使在文化的層面,這個展區也有一個較為可惜之處,就是沒有充分展示這四個族群的語言特色。展覽只有一句提到廣府人講圍頭話(〈本地人的生活〉),圍頭話又叫莞寶粵語(東莞、寶安),是粵語的其中一個分支方言,與如今的香港粵語差距頗遠,也是急需保育的瀕危語言;香港客家人講的是梅惠片,與台灣等地的客家話皆有不同;至於蜑家話,展覽中將之稱為「帶有口音的粵語」(〈水上人的生活〉),其實並不是十分準確的描述,而現今所講的香港廣府話也有不少來自蜑家話的用詞,也會是值得被展示的部分;而潮州閩南話,在香港近代歷史上也是僅次於廣府話的重要語言,直到二十世紀末才逐漸褪色,難道也不值得在展覽中被提及嗎?

五號展區 — 鴉片戰爭及香港的割讓

光是討論下層展廳已經花了三千餘字的篇幅,但上層所引起的爭議更是無可比擬的多。進入近代史的部分(主流認為香港近代史的起點在1841年香港開埠,也有學者認為應斷代於遷界令結束,百廢待舉的1669年),所有刻意説的以及不能説的,都變得特別明顯。

進入展區的左邊長廊,是一系列介紹歷史背景的展板。面對像鴉片戰爭(「鴉片戰爭」的命名本身就充滿爭議)如此複雜的歷史事件,對時空背景的詳細解說是必須,也是危險的。此系列由序文〈從貿易到戰爭〉開始,第一句已經出現問題:

自1498年葡萄牙人東來,至1840年鴉片戰爭爆發,期間三個半世紀的滄桑歷史,道盡了中西之間的關係,如何在友好貿易中漸起爭端,最終大動干戈。

首先,這段文字把「西方」視為一個整體是不準確的,清帝國與個別歐洲國家的關係都有不同的變化,像是早期對葡萄牙和荷蘭相對接納,但對英國則沒那麼友善。但整體而言,歐洲諸國人一直在廣州和澳門貿易,相安無事,鴉片也是十九世紀初才出現的問題,何來「三個半世紀的滄桑歷史」?況且香港居民在這段期間也沒有因為這些貿易活動而受到什麼傷害,是誰在「滄桑」?

之後的〈新航路與西商來華〉則寫到:「中國歷史悠久,物阜民豐,很自然成為歐洲人發展對外貿易的目標地」先不論1498年的中國是否「物阜民豐」,當時歐洲人發掘新航路的目標,原先是印度和東南亞的香料群島,他們希望直接與中國貿易,正如另一塊展板〈葡萄牙人東來〉所寫,是後來的事。但這塊煞有介事地講述葡萄牙人抵達東亞的展板,卻忽略了對香港來說最重要的部分,沒有把這個背景與香港連結起來 — 1514至1523年間葡屬屯門的歷史!雖然對於這段歷史學者所掌握的並不算多,但完全忽略亦說不過去。即使是英國人開埠前在香港的活動也統統欠奉,包括往來商船在香港水域停靠的歷史、阿群帶路的故事等,據《東印度公司編年史》記載,第一艘英船早在1683年已經停靠在大嶼山了!

此外,鴉片戰爭發生背景的討論,也顯得偏頗。從〈鴉片貿易〉到〈早期中英關係〉,展覽強調英國「對中國出產的茶葉需求極大,而英國商品卻不受中國人歡迎」,「只顧向華傾銷大量不合用的貨品」,將貿易衝突完全歸咎於英國,而在清朝對英國商人的諸多限制和不公對待只在〈行商與公行制度〉中略述,以「外國商人對於在廣州營商所受的種種管制,深感不滿」帶過,並未呈現出這個「不滿」的嚴重性。

入口右邊的展覽室則介紹了鴉片戰爭以及各個拓展香港邊界的條約。此部分值得稱許的是鴉片戰爭本身與香港的關係得到不算太少的篇幅,主要是〈林則徐與九龍海防〉和〈中英在九龍的衝突〉兩塊展板,美中不足是後者只提到戰爭爆發前的衝突而略過了較大規模的「官涌戰役」。至於各個條約的部分,當然很多字眼可以斟酌,像是「香港島被英國強佔十九個月」(〈南京條約〉)、「『亞羅號』在廣州遭中方拘留,英人乃以此為口實發動戰爭」(〈第二次鴉片戰爭〉))、「英國遂以在華利權受威脅為理由,藉口法國租借廣州灣,向清政府提出拓展香港疆界問題」(〈租借新界〉)等等。而在〈北京條約〉展板上,又為何刻意提到「英法聯軍攻陷北京,搶掠並縱火焚燒圓明園」這件與香港基本上無關的事呢?還有新界六日戰爭,一場非常重要,影響港英政府治理新界政策的戰爭,在展覽中就只有一對吉慶圍圍門的複製品,沒頭沒尾地呈現。

六號展區 — 香港開埠及早年發展

這個展區粗略可以分為港口海岸、城區街道和閣樓三個部分,是相當豐富的展區,把英治時代頭一百年的經濟發展和生活方式鉅細無遺地展示出來。但這同時也成為此展區的缺陷,就是過度集中於經濟發展和生活模式,而在重要歷史事件以及政治與涉外關係方面有所遺漏和偏頗。

問題主要出在閣樓的部分,像是企圖以一塊三、四百字的展板(中文部分的字數)就想處理掉「二次大戰前香港的政治體制」這麼大的題目,結果就只能極簡略地介紹總督、議政局和定例局是什麼,其他重要的政治建制,例如潔淨局(市政局的前身)、官學生(政務官的前身)等,都略過了。

閣樓上倒也有一整個關於政治問題的展覽室,但卻也是最有問題的地方。這個展覽室大約一半的内容關於中國的辛亥革命,包括〈在香港求學時的孫中山〉、〈青年孫中山塑像〉、〈香港的革命報刊〉、〈香港政府對革命活動的態度〉等展板,對這位「中國國父」當然就不會有批判的成份了,而我們亦看不到在港活動的外國革命家,像菲律賓國父黎刹流亡香港和胡志明在旺角成立印度支那共產黨的事跡等。

室内亦有三塊展板,分別是〈香港在辛亥革命中所扮演的角色〉、〈香港在現代中國政治史上所扮演的角色〉和〈香港在中國改革中所扮演的角色〉,香港為中國「扮演」了這麼多「角色」,但中國又對香港「扮演」了什麼「角色」?我們就只能看到一塊〈中國政情對香港的衝擊〉展板,内容包括1884年的反法罷工、1919年反日示威和1925年省港大罷工,都被框在「晚清期間,列強入侵往往激發香港華人的愛國情緒」這一句之下。而其他受「中國政情」所引起的重要政治事件,例如1857年毒麵包案、1912年總督梅含理遇刺案、1922年海員大罷工等,都未被講述。

即使是與中國政局無關的不少重要歷史事件,都只有輕輕帶過甚至完全沒有提及。隨意舉隅,1851年消滅海盜徐亞保集團、1856年天地會攻陷九龍寨城、1894年香港鼠疫、1899年新界六日戰爭、第一次世界大戰的香港、1918年跑馬地馬場大火等等,其實都是值得在這個展區討論的主題。

不過須要一提的是,對比部分外間的天朝史觀論述將香港的居民分為「西洋壓迫者」和「華人被壓迫者」,展區在華裔和「非華裔居民」(這是展板上的用字)的内容上平衡得較好,也沒有強烈的中華民族主義情緒。

七號展區 — 日佔時期

這是一個相對細小,甚至可以用簡陋來形容的展區。簡單來説,這個展區主要的問題是香港保衛戰的篇幅比例少、中華民族情緒明顯以及抵抗活動介紹不平衡。

在第一個問題上,展覽用了一塊展板略述香港保衛戰的背景(〈侵佔香港〉),一塊展板講戰鬥的經過(〈日軍攻擊香港〉),再一塊展板講香港投降(〈香港淪陷〉),而展區大部分的空間都用以呈現「三年零八個月」的佔領階段。這是中華史觀的典型處理方式,輕視英聯邦與香港軍民作戰的部分,將重點放在「日本鬼子欺壓中國人」之上。在這裏,醉酒灣防線的戰鬥只剩下一句,寧願花筆墨在南京大屠殺也沒有講聖士提反書院的殺戮,港方部隊的組成也未被清楚説明,陳策將軍的突圍也無處可見。雖有〈戰俘〉展板簡介集中營的情況,但也遺漏了里斯本丸事件。

至於民族情緒上,最明顯的問題是有意無意地將屬於太平洋戰爭一部分的香港戰役與中國的「抗日戰爭」(應該稱為第二次中日戰爭)扣連。這樣做的結果是把香港的戰爭記憶與「世界大戰」割裂,香港不再參與二戰太平洋戰場,而是被限制於中國和日本間的戰爭中,被綑綁在中國的「國破家亡」視角上。當然,在用詞上也少不免濃厚的民族情緒色彩,像是「於南京進行了慘絕人寰的大屠殺,殺死我國同胞約三十萬人」(〈侵佔香港〉)、「為虎作倀的漢奸」(〈抗日組織〉)等。

而在抵抗活動上,展覽用較多篇幅介紹中共組織的「東江縱隊港九大隊」,有一整塊展板(〈遊擊活動〉),而英軍服務團則佔半塊小展板,僅以「至於敵後軍事支援組織『英軍服務團』亦展開了在港的地下間諜活動,他們在協助運送生活物資及傳遞訊息進出戰俘營方面,作出不少努力」一句共六十一字帶過。亦因展區主調設定在「中國抗日戰爭」,與香港有關而又發生在中國戰場以外的事也就不會出現,包括新加坡同被日軍攻擊而無法派艦隊馳援香港,以及遠在緬甸作戰的香港志願連等。

八號展區 — 現代都市及香港回歸

最後一個展區,也就是最受本地參觀者歡迎的展區,這一點即使是「香港故事」最後一天都不例外。進入展區先見一個介紹社會概況的角落,穿過模擬商店街後,右邊是工業歷史區域,左邊則是六、七十年代的社會變化。再往前走,左邊是戰後歷任總督的政績,中間介紹政治制度,右邊則展示上世紀末的金融業和貨幣,最後在主權移交的部分點到為止。這個展區的缺失,正是他受歡迎的原因,即強烈的去政治化。雖然去政治化是貫穿整個「香港故事」展覽的特點,但在這個展區更為突出。我們可以看到父母帶著兒女在精緻呈現的士多,細說兒時生活點滴,但卻難以看到展區中有仔細討論香港歷史進程的空間。

從1950年代到1997年的歷史進程,就只得「戰後香港發展」區域一面牆的主題式介紹。到底説了些什麼呢?我們來看看,分別是:

排隊輪候食水(1962年)
奥運聖火抵港(1964年)
銀行擠提風潮(1965年)
六七暴動(1967年)
獅子山隧道通車(1967年)
香港工業出品展覽會(1968年)
全港渡海泳賽(1967年)
新潮舞會(1968年)
影星生活(1968年)
華富邨入伙(1968年)
香港節(1969年)
中國乒乓球隊訪港(1971年)
小學免費教育(1971年)
海上學府大火(1972年)
保衛釣魚台(1972年)
葛柏案(1975年)
英女皇首次訪港(1975年)
清潔香港運動(1975年)
穗港直通車(1979年)
取消抵壘政策(1980年)
戴卓爾夫人訪港(1982年)
中英聯合聲明(1984年)
尤德病逝北京(1986年)
八七股災(1987年)
百萬人大遊行(1989年)
基本法頒布(1990年)
新機場核心計劃(1991年)
首次立法局直選(1991年)
彭定康來港履新(1992年)
李麗珊奪奥運會金牌(1996年)
香港回歸(1997年)

這裏當然也有一些事件被遺忘的,例如1949年關閉港中邊境、1954年國泰客機被解放軍擊落、1955年克什米爾公主號炸彈事件、1956年雙十暴動、1967年沙頭角槍戰、越南船民問題、1970年流浮山慘案、八九十年代的三大賊王等。但歷史論述不應該是數齊歷史事件了事的,有些事件無法迴避,亦不能只用幾十字的文字配幾張圖片帶過,雙十和六七暴動不可以,麥理浩黃金十年不可以,即使是主權移交(或「回歸」)也不可以。

後記 —「這個由香港人書寫的故事仍將會日復日、年復年的永遠延續下去」

總括而言,筆者認為這個「香港故事」展覽在2001年的時空之下,去政治化是在所難免的。2001年的香港,連七一遊行都還未有,香港人仍然毫不關心政治的一群。假若「香港故事」詳細闡述了政治事件的部分,當年的市民又是否能夠接受?一些朋友也提到展覽「詳古略今」的問題,認為展覽之中香港前代史的部分佔的比重太多,英治時代並未得到足夠的重視。尤其是在1991年版的「香港故事」中,開埠前的部分只佔九個展區中的三個,更顯得2001年的版本刪減了近代史的比例,可能就有將前期香港歷史等同中國或嶺南歷史之虞。但「詳古略今」本身並不是壞事,至少「詳古」的部分不是。香港的歷史不可能只從1841年開始,仔細思考如何處理1841年以前的香港史,才是持香港本位史觀者的正途。

當然不是説「香港故事」所表現的是香港史觀。展覽無可避免地使用了中國天朝的視覺叙述香港史,但總算在學術上專業,而在策展上也是非常精彩、細緻的展覽。在史觀的問題上,筆者傾向對這個版本的展覽在批判之餘又寬容一點,畢竟策展的是丁新豹,不是徐承恩,你期待它有多本土?

意大利歷史學家克羅齊説:「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意思是説,所有的歷史書寫都受制於作者所身處的時空背景,不論所寫的是什麼年代的歷史,最後的成品都反映着寫作當下的社會如何看待歷史。這放諸歷史博物館亦是同理,我們在2020年十月十八日參觀的「香港故事」,並不是如今的主流歷史論述,也不反映四億年來的「歷史真相」(從泥盆紀開始,記得嗎)。這個版本的「香港故事」所使用的史觀,是在2001年開幕時的官方論述。於是趕在最後一天參觀展覽的我們,儼然發現2001年的官方史觀,原來對比如今的論述已是十分「溫和」。到了2022年新的展覽出爐,又會是一個怎麼樣的「香港故事」,或者,還是不是「香港故事」?

 

參考資料/延伸閱讀:
王宏志,《歷史的沉重:從香港看中國大陸的香港史論述》,牛津,2004
柳泳夏,《香港弱化:以香港歷史博物館的敘事為中心》,圓桌,2018
駱穎佳、黃大業(譯),《邊緣上的香港:國族論述中的(後)殖民想像》,基道出版,2016

作者自我簡介:嘗試書寫屬於香港人的故事,尤其是不被記憶的那些。這裡沒有集體回憶,不談懷舊掌故,只寫歷史和論述。歡迎閱讀答案,然後留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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