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罷工與選舉以外:工會作為民主實踐

2020/10/11 — 9:35

2020 年 2 月初醫護罷工期間,一眾工會到醫管局大樓聲援。(圖片來源:第 50 屆中大學生報內閣「深瞳」)

2020 年 2 月初醫護罷工期間,一眾工會到醫管局大樓聲援。(圖片來源:第 50 屆中大學生報內閣「深瞳」)

【文:馬嶽】

〈社運中的工會〉專欄編按:新工會浪潮的興起,源自參與者對政治性罷工與功能組別選舉的期望。要在當前的失望下延續運動,參考西方的抗爭經驗與民主理論,馬嶽教授認為組織者需要讓大眾明白,參與工會更實際的意義與效用:此舉能培養成員集體自我保護的意識,也能共同爭取職場與政策上的話事權,本身已經是非常重要的民主體現。

2019 年的反送中運動,引發了新一波的組織工會浪潮,大量非傳統的工會登記成立。當街頭抗爭暫息,不少人憧憬可以透過組織工會去發動政治性罷工,以迫使政府答應民間訴求,及嘗試影響立法會功能界別的選舉,這一波的工會運動,因而具有相當的政治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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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會運動一直都有其重要的政治角色。香港作為亞洲四小龍之一,戰後經歷快速工業化,但香港的工會化比例(rate of unionization,即工會會員佔勞動人口的比例),相較於發展水平差不多的國家和地區,無論在企業或行業層面,均一直處於極低水平。香港歷史上發生過重要的海員大罷工(1922)、省港大罷工(1925-6),都差不多是一百年前的事了。六七暴動期間左派工會發動過罷工,雖有不少人响應,但並沒有成功。當工會化程度很低的時候,要發動罷工亦相對困難了。

工會積弱的歷史因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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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工會化程度低,有其歷史根源,也與香港戰後的政治狀況、經濟結構和意識形態有關。

政治方面,港英政府一直視左派為政權的最大威脅,因為當年左派思想激進、反對殖民統治,而也是社會中真正有能力威脅殖民統治,以及有相當組織資源的政治力量,而工會就是左派最重要的組織基礎之一。1967 年暴動期間左派策動的罷工,的確有數天大大影響了香港的運作。因此,香港殖民地年代的法律架構和政策,往往不利工會發展而對僱主有利,也不會就集體談判、組織工會或工人不受歧視等多作保障。從經濟政策上,工人的集體行動力弱也有利壓抑工資,令工業出口成本偏低,有利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另一方面,戰後香港大多數時候,社會上的主要政治矛盾是所謂「左」「右」之間的矛盾,即支持共產黨和國民黨的政治力量和群眾的矛盾。當時經常出現在一行業或企業內,同時有左右兩派的工會,互相仇視、互相制衡,因而無法團結爭取權益及組成更大的工會運動,而殖民地政府則樂見其兩派互鬥,分而治之,減輕對其統治之威脅。

另一個根深蒂固的結構性因素,是香港的職場文化和意識形態不利組織工會。戰後香港是個「難民社會」,不少逃至香港的人為求三餐溫飽改善生活,只會努力賺錢,並且傾向用個人、家庭以及市場上的方法解決生活問題,而較少想到要用政治手段或集體行動來解決。簡單來說,所謂「獅子山下精神」是一種相信自力更生自食其力的精神,而戰後香港經濟起飛年代,市場選擇自由,找工作亦相對容易,打工仔如果對工作待遇不滿,會說「東家唔打打西家」,用轉職(即個人及市場的方法)找更好的工作來解決,而不會想到要組織工友,集體爭取待遇的改善。這種「獅子山下精神」和相信自由市場有利社會流動的意識形態,當年有一定的社會經濟基礎,工會化的程度亦因而偏低。

工會運動的政治性

反送中引發的工會浪潮是政治性的。在 2019 年 8 月 5 日「大三罷」估計有 35 萬人響應後,民間一直有人憧憬發動更大規模的罷工,是迫使政府讓步的有效手段。但到了 11 月左右,不少人開始明白如果沒有工會組織,靠市民自發罷工很困難,也缺乏各種組織支援,於是想到要組織新的工會,引發了新一波的工會浪潮。

以這個純政治的出發點來組織工會,當然會面對一定困難。如果你去不同的職場發動人加入新工會,說組織工會的目的就是罷工,這是很奇怪的,亦不容易吸引人參加。大家需要有更好的理由,或一些更實際的好處,來吸引人參與組織工會:例如告訴參加者有甚麼可以做,包括如何可以改善待遇,或者參與對民主有幫助的行動等,而不是說入工會的目的是為了準備罷工。否則參與熱情一過,工會便會很難持續。

這一波工會浪潮的另一政治目的,是指向原定於今年舉行的立法會選舉。功能組別裡勞工界有三席,以一工會一票的形式投票。換言之,如果能動員大量新工會登記,民主派有機會搶奪這三席,亦會提高「35+」的機會。這裏當然需要警惕,因為功能組別選舉本身是一個不公平的特權性質的制度,如果太投入參與,有可能一天到大家贏了這些功能議席後,反過來覺得這個制度是合理的、不需要取消,這是需要警惕的。

組織工會,最重要的應該還是著眼工會的價值,即成立工會的主要目的,是為了促進工人僱員的權益。否則,如果只是為了參與功能組別選舉而去成立工會,工會的本質被貶為次要,可能反過來損害工會運動和社會運動。簡單地舉個例:從組織工會的角度看,當然是工會會員愈多愈好,這樣資源愈多動員能力愈強,於是如果你能成立一個一千人的工會,你不會把他分散幾個工會作登記。但從功能組別選舉勞工界的選舉邏輯來看,由於一工會一票,而七個人就可以登記一個工會,有一千人就應該分散去登記 140 多個工會來拿 140 多票,但這從工會運動的角度來看,無疑是本末倒置且荒謬的做法。

工會運動、公民社會與民主運動

從民主理論上,我們需要思考工會運動對於公民社會、以至民主運動的實質意義。加入和組織工會其實是一種重要的民主實踐,透過由選舉產生、少數服從多數的決策機制和民主討論,工會可以民主方式,決定很多和你工作福祉有關的事情。我們常說建設民主社會、希望有民主的生活,這包括生活的不同層面都應該民主地決策、民主地生活。我們人生中很多時間都給工作佔據,我們很多的利益都和我們的受薪工作有關,但偏偏職場是最不民主的地方。試想想:我們工作的地方有多少事情是由民主決定?我們的工作場所往往都是老闆說了算,都牽涉著一種由上而下的權力關係。

在西方民主理論的討論中,有人曾提出民主的一種模式是協會式的民主(associational democracy),即民主的生活包括了透過各種會社組織,來管理我們不同層面的生活,而這些會社都用民主的方法選出、決策和管理(例如工會、業主立案法團、家長會、以及其他民間組織等)。這套理論的一個重要成份,就是民主的工會參與。現代社會中,人們花很多時間在其工作崗位上(香港尤其嚴重),但工作崗位中的事務,由民主決定的部分實在很少。歐洲不少工業民主國家的民主實踐,一個重要的部份就是透過工會去民主地改善工作條件,例如商討工時、工資、假期、福利及其他工作條件等,以及透過和資方商討,影響政黨政綱,繼而影響公共政策。香港的公民社會相對是活躍的,但工會組織的力量相對薄弱,這是一大弱點。

運動的組織化

2019 年的反送中運動的重要特色是「無大台」,很多人都自發的投入這場運動,思考自己可以扮演甚麼角色並付諸行動,而不需要等待組織或領袖的發動。這在政治意識和參與意識上,是一個很大的進步。但「無大台」的一個問題是:如何發動更大型有組織的行動?如何令運動可以延續下去? 我們正面對的一大挑戰,是如何做到「無大台又要有組織」。

香港每一次大型的社會運動和政治運動,都會令不同世代的參與者和市民受到刺激。有些人因而經歷政治覺醒,而持續地參與政治或社會運動。2003 年的七一如是、雨傘運動如是,其他的大規模的政治運動帶來的震撼,都有政治覺醒的作用。這些運動對於日後香港的民主運動和社會運動的影響,端視乎這些爆發的能量,如何能轉化為組織化和持續的參與。事實上,香港過往幾次大型運動,其實都是由政府發動,而不是民間組織發動的,即是政府的施政或行為令人很憤怒,很多人自己在家看著看著電視、網上直播就跑出來,並不是靠組織去發動。

工會組織的重要性之一,而且對民主的實踐非常重要的,就是可以令個人的力量轉化為集體力量。2019 年的反抗運動令很多人明白,個人的力量可能有限,但只要志同道合的人走在一起,就會有足夠的政治能量帶來改變。這已經為很多香港人跨越了一個政治參與的心理障礙。不同層面的民主,我們都需要組織化的參與,這就是這個大時代下組織工會的政治角色。

如果和 03 年七一的時候比較,現在香港人的參與意識已經大大增長,但仍然面對相當的組織困難。當你希望新的人加入組織,要有事情讓人參與,可以是一些有「著數」的活動或行動,可以是一些能改善生活環境就業環境的行動和工作,一些針對議題或民主的爭取行動等,令不同成員可以跟組織有關係(engagement) ,而大家覺得這參與是有意思的。否則那些一哄而起的力量,不能令人覺得參與工會工作是有意義的話,很容易各人便會回到原來的生活模式。這是對組織者的挑戰。

在新時代下,工會起碼可有兩重的意義,一是可以培養集體保護自己的意識,無論是爭取職場改善待遇,或者與政治及抗爭相關的行動,出來行動爭取的人都可能面對各種打壓,要保障基本的參與和爭取的權利,需要群眾集體的支持。如果你眼見一位同事因為抗爭或出頭爭取而被處分或解僱,而你心想「幸好不是我」,那下一次說不定就到你了。工會的集體力量,就是可以在面對打壓時作出集體支援,令當權者不敢輕易打壓,像當年碼頭工人罷工時成立罷工基金,在得到公眾捐款支持下,可以令罷工的工人得到現金支援暫時支持生計,抗爭力量就會堅實很多。

同時,打工仔的工作權益其實包括政治參與的權利,而職場上的政治打壓可以發生在任何私人企業內,像去年國泰解僱機師和空中服務員就是很好的例子。私人企業可以因為政治立場或者受壓,對一些公開表態或出來抗爭的員工迫害,可以減薪、降職、辭退,現在法例上或組織上勞方對這些的防禦都不足夠,工會組織可以對員工有多些組織保障以及支援。

工會運動與民主運動的前瞻

千里之行,始於足下。我們今天覺得歐洲很多國家的工會比較組織健全、資源比較豐厚,而國內相關的法例也比較完備,其實都是經過了百多年的工人抗爭和爭取選舉權,去擴大和建立民主政制的結果,才可以在政府議會層面推動有利工人權益的法例,將工會的影響力制度化。歐洲有些國家在法例上規定打工仔一入行就要加入工會,交由工會代你去談判,如果不是工會會員的話,就不能分享工會爭取到的成果(例如加人工或者改善福利)。這樣,工人當然有很大的誘因加入工會。

工會和工人權益其實和民主政制息息相關。香港的政制架構裡,工商界資本家一直都佔有最大影響力,而傳統法例完全不利工會組織。工會的政治性不單體現在選舉或者大型罷工上,也體現於推動法例和政策的改變,以改善工人的權益。可以想像,在香港的不民主體制下,現時要爭取集體談判權或例如保障罷工權利的法例,阻力一定很大。

西方比較成熟的民主國家和工會力量較強的國家,其實都是經過長時期組織行動爭取,以及配合政治制度的改變和法例的改變,才到達今時今日的狀態,所以其實是長期抗爭組織和累積經驗的結果。香港的起步點較低,因此困難亦會較大。活躍強大的公民社會,需要有大量自主的公民社會組織廣泛參與,並且需要有橫向(horizontal)的聯繫,以及縱向的深度組織。香港的公民社會多年來,橫向聯合的傾向一直不強,沒有組成組織力和動員力強的聯盟。反觀建制派的動員能力,就是由強大的組織而來,以及投入相當多的資源於工會、婦女會、同鄉會等組織中。

這次運動可以成為一個契機,新的工會可以接觸到不少本來政治參與度不高的人,為民主運動帶來一個新的突破。

 

作者簡介:馬嶽(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副教授,研究範疇包括選舉及民主發展,曾著《香港 80 年代民主運動口述歷史》、《港式法團主義: 功能界別2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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