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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難以承受說真話那份代價的你

2020/5/27 — 9:51

今天和友人聊了好一段時間,你向我提出了一個屬於這一個年代的大哉問:「當說誠實話需要付上相應的代價,在不同的責任面前,我們還有可能不妥協嗎?」

難道就只有一無所有的人才會說真話?

隨著這個問題的伸展,我們開始聊及人活到像我們這一種年齡大概都不會一無所有;也許你已經有一頭家、有一名已婚正在共同生活的人生伴侶、有一名孩子、有至少一個依仗你去照顧的家人、有一個需要每月供款的單位、有一份我們未能輕易放手的工作。就在如此種種因素面前,人難免會認為在自己的家庭福祉、「仔細老婆嫩」面前,外面的兵荒馬亂與今時今日的一這個「我」需要有一段或近或遠的距離,因為人生的責任不見得只有社會責任,當中亦有家庭責任、為人子女的責任、為人伴侶、父母的責任等等。我們基於這些因素去考慮人生接下來的每一個選擇,無疑是合理至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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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這樣的一個論點隨即令友人見證著我露出崩潰之情,我不禁反問:「但試問誰沒有老豆老母?誰沒有自己的家庭責任?誰希望放棄自己的福祉和人生希望?那是否代表,就只有那些一無所有的人、那些沒有老豆老母的人,才會有『資格』在不影響其他人的情況下說真話,甚至回應我們當下的困局?」當香港人在「說真話」這個課題面前需要以自己的家人、子女、前程作為考量單位,此情此境就是白色恐怖。我們即將要妥協的就是對恐怖妥協,直至整個城市那些關於自主、自由、公義的幼萌通通枯死為止。因為在這一場沒有大台的運動當中,只要人與人充滿猜忌、懷疑,整個運動便可以告終,宣告真正的落幕。

真的可以磊落真誠地活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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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維爾(Václav Havel)在其著名的《致胡薩克的公開信》當中有著這樣的一段描述:「面對極權體制,大多數人放棄了自己的努力,不再關心國家大事,逃避現實,鑽入自我的圈子。人們不再相信公民的意見或公開的對抗有什麼作用......全國上下籠罩着一種死氣沉沉的氣氛。一切向錢看的生活充斥着整個社會。人們覺得在政治上受了欺騙,被玩弄了,因此對政治避而遠之。對一切政治思想都感到厭倦。他們每天都能親身體驗到在冠冕堂皇的詞句下掩蓋着多麼蒼白的事實。不久前還是強大的團結力量崩潰了。人們變得自私起來,到處都籠罩着恐懼。人們被迫對生活採取陽奉陰違的態度,表面上順從,內心裏卻什麼也不相信......」這大概很清楚地描述了香港人幾個月後有機會出現的實況。當我們只是為自己而活,弱者終其一生都只是弱者、不公永遠都不會有逆轉的時刻、群眾覺醒極其量也只是一個笑話。

然而哈維爾依然認為社會會因著這一幫無權無勢的人而產生改變,這一大批群眾只要在生命小處著手成為一個磊落真誠的人,就能夠帶來足以對抗威權的力量。磊落真誠的其中一些特質包括:說誠實話、忠誠於自己、面對恐懼、拒絕屈從,並把這個氣氛推展至全地等。他相信只要一個城市中的廣大市民共同抱持著這種心態,力量會比暴力革命還要強大,磊落真誠的精神必定可以令無權勢者互相支持對方並共同走下去。天鵝絨革命就是其中一個實例。

為誰而妥協?

我知道你會對我說:「這些史事讀是好讀,但是現實終歸現實,我們在極權面前就是需要妥協,不是嗎?」在這個節位上我至少希望向你指出,保留實力不送頭才可以去支援有需要的人,但在妥協和貪生怕死之間始終是有程度之分。舉一個簡單的例子:你的妥協包含「篤灰」這一個選擇嗎?妥協的目的是希望自己步步高昇?又或是希望繼續留有餘力地去照顧你真正需要照顧的人和事?這些答案沒有任何人可以代替你去解讀。而在你人生的篇章當中,你亦都無可逃避地以這些抉擇去定義自己是怎樣的一個人。

因此在這一封信的信末,我唯有留下這樣小小的一條尾巴:「在黑暗的來日,我們究竟是為了誰而妥協,又是為了誰而活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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